吉林
崇祯十五年，那是个灾年。
黄河像发了疯的野兽，一口咬穿了堤坝，浑浊的浪头咆哮着扑向开封，水位眼看着就漫过了城墙垛口。
面对这等天塌地陷的惨祸，那部被奉为经典的《资治通鉴》续编，或者说官方档案里是怎么记载的？
翻遍了也就五个字：“士民溺死者众”。
这个“众”字，到底代表多少？
要是去翻翻那些幸存者留下的日记，再对对当时的地方志，你会算出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数字：三十万。
三十万条活生生的人命，在档案里就压缩成了一个墨点。
乍一看，你会觉得这史官是不是太懒了，或者是心太硬。
可你要是把那二十四史翻烂了，就会明白，这哪里是懒，这分明是一套精密得吓人的“算法”。
在这个账本里，三十万老百姓的生死存亡，分量还不如一个太守升迁贬谪来得重。
这就是一场持续了两千年的“信息屏蔽”。
《资治通鉴》洋洋洒洒三百万字，上下跨越了一千三百多年。
但这浩如烟海的文字背后，藏着一套冷冰冰的筛选代码。
司马光老爷子在开头就明说了，他修书的规矩是：“删掉废话，只留干货，专门挑那些关系国家兴亡、百姓生计的大事。”
这话乍听着挺顺耳，特别是那句“系生民休戚”（关心百姓疾苦）。
可你真要是信了，那就太天真了。
在司马光那把剪刀下面，“国家兴亡”是必须保留的主菜，而“百姓生计”不过是垫盘子的装饰。
为啥这么搞？
因为这书的目标读者就一位——坐在龙椅上的那位爷。
这其实是本给CEO看的“内部参考”，绝不是给基层员工看的“苦难实录”。
对皇帝来说，哪个王爷哪天想造反，这是核心风险，得拿红笔圈出来，这叫“吸取教训”；哪场仗用了什么阴招赢了，这是核心技术，得写透彻，这叫“驾驭之术”。
至于那一年死了多少草民？
那不过是个物资损耗的数据。
这就好比你看一家巨无霸公司的年报。
报告里会大书特书“营收暴涨20%”、“优化裁员15%”，但绝对不会花笔墨去写，那个被优化的员工那天晚上在路边摊哭得有多惨，孩子下个月的学费还没着落。
在史官的逻辑闭环里，百姓从来不是“人”，是燃料，是布景，是分母。
只要分母没归零，只要不耽误分子的皇权交接，那些具体的血泪就是“废话”，必须一刀剪掉。
这套冷酷的算法，在碰到灾荒和民变的时候，简直露骨到了极点。
翻开那些发黄的书页，你常能撞见两个字：“贼聚”。
元朝至正年间，黄河发大水，老百姓饿得眼珠子发绿，为了活命去冲粮仓。
这时候，史官手里的笔停住了，该怎么给这些人定性？
如果不写成“贼”，写成“饥民讨饭”，那就等于说是地方官无能，朝廷救灾不力，皇上缺德。
如果不写成“贼”，那这锅就得皇帝背。
可一旦写成“贼寇聚集”，性质立马就变了。
这就成了治安事件，甚至是谋反。
这笔账，地方上的官儿算得精，写史的人算得更精。
于是，一群饿得只能吃观音土的农民，笔锋一转，就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匪徒”。
既然是匪，那就别谈什么赈灾了，直接派兵剿了省事。
再瞧瞧朱元璋造反前，淮西的老百姓“好几天没米下锅”，甚至有人活活让泥巴撑死。
这一大片人间地狱，史书上给了几个字？
一个字：“饥”。
这个字用得真是高明透顶。
它承认了这事儿存在，但把所有的惨状都给抹平了。
它让你知道有这么个概念，但绝不让你脑补出那个画面。
唐朝天宝十四年，山东大旱，人不得不吃人；开元二十五年，京城附近发大水，尸体在水里泡了三个月。
这些惊心动魄的惨剧，到了《通鉴》里，统统被打包成了格式化的四字成语：“岁荒民饥”或者“大水民流”。
为啥不写细节？
因为细节这东西有毒。
细节会让人心软，同情心一起来，皇权的威严就得打折。
要是史书里花大篇幅去描写一个母亲是怎么含着泪煮了自己的孩子，看书的人就会犯嘀咕：这样的朝廷，还要它干嘛？
为了保住这套系统的合法性，史官必须把鲜血淋漓的“事故现场”，风干成枯燥乏味的“统计报表”。
有时候，数字比文字更让人头皮发麻，特别是当数字对不上账的时候。
西汉刚开张那会儿，全国大概一千二百万人。
经过“文景之治”的一通休养，到东汉中期涨到了六千万。
接着就是东汉末年那一通乱打，等到三国归晋，这片土地上还剩多少人？
两千二百万。
中间这四千万人哪去了？
就像晨雾一样，散了。
这四千万人的消失，被史书拆碎了，塞进了那些宏大叙事的墙缝里。
你会在“曹操攻打陶谦”的章节里，扫到一句“路过的地方杀了不少人”；你会在“侯景之乱”的记录里，看到四个字“千里绝烟”。
也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笔。
曹植写《说疫气》的时候，描述瘟疫是“家家都有死尸，户户都在哭丧”。
这种惨绝人寰的景象，进了《资治通鉴》，就剩下了两个字：“岁疫”。
这两个字，把几百万人的高烧、呕吐、绝望和咽气，打包成了一个轻飘飘的包裹，随手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为啥？
还是那个逻辑。
对于历史的主角——那些帝王将相来说，这四千万人是怎么没的（饿死、病死、被砍死），压根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四千万劳动力的灭失，对税收和兵源造成了多大缺口。
所以史书会记“户口减半”，这是在算账；但不会记“尸横遍野”，因为那只是情绪，没用。
难道史书里真的从不记老百姓的名字吗？
倒也不是绝对。
你要是把史书翻个底朝天，会发现老百姓想留名，只有一条路：你得成为那个把桌子掀了的人。
比如陈胜，比如吴广，比如李自成。
当你不再是沉默的生产工具，而是变成了能把房顶掀翻的“不稳定因素”时，史官才会把目光挪到你身上，记下你是哪儿人、叫啥名，甚至长啥样。
但这多讽刺啊。
老老实实当顺民，你只是“民困”里的那个“民”，是“岁疫”里的那个数字。
只有当你抄起家伙，变成“贼”的时候，你才在历史上拥有了姓名。
陆九渊说“杀人盈野”。
那个“盈”字，是满出来，溢出来的意思。
战国两百多年，打了两百多场仗，几十座城池被屠。
史书把战争写得那是跌宕起伏，谁排兵布阵、谁夜袭敌营、谁斩将夺旗。
可从来没有一个章节会停下来告诉你：
那一夜，城里的几万老小往哪个方向跑了？
那一夜，被烧塌的房梁下压着多少来不及逃的老人？
那一夜，之后的一整年，这片焦土上的人靠吃什么活下来的？
这些问题，对所谓的“资治”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直接略过。
1954年，胡适演讲时说过一句名言：“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
历史不光是被打扮的，更是被筛子筛过的。
《资治通鉴》绝对是本神书，它把权力的游戏剖析得底掉。
但咱们读的时候，脑子里得时刻崩着根弦：
这是一本从统治者视角出发的“工作日志”。
在这本厚厚的日志里，只有皇冠换人戴的时候，才配得上特写镜头。
至于那些被时代车轮碾得粉碎的普通人，只能化作车轮上的一点泥点子，或者路边的一声闷哼。
三百万字，字字写着王朝的起起落落，却很难找到一句：
那一年，那家的孩子，有没有连着三天喝上一口稠粥。
信息来源：
《博览群书》2017年《资治通鉴为何无可替代》
人民网 2020-04-10 《中华民族战胜艰难险阻的历史经验》 澎湃新闻 2023-01-28 《适彼乐土，逃离灾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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