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英国为何愿意归还香港？背后有三大原因

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字那天，香港岛被写进条约第3款，成了清政府割让出的首块领土，这段历史在之后155年里一直被反复提起。

在这之前，自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南下设郡算起，这块面积不过数百平方公里的地方，长期被视作中国沿海边缘地带，而不是“远东金融中心”。

随后是1860年的《北京条约》，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被再次割给英国，地图上的界限街成了一条清晰的分割线。

到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又把约1100平方公里的新界地区以“租借99年”的名义划出，终止期限被写成“1997年6月30日午夜”，这一行数字后来成了谈判桌上的关键筹码。

从1842年到1941年，日本短暂占领之前，英国在香港实行了近100年的殖民统治。

人口从19世纪中叶不到3万，增加到二战后上百万，港口吞吐量、转口贸易额、金融机构数量，逐渐把这座小港推向“远东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的位置。

二战结束于1945年，殖民体系却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快速瓦解，亚洲与非洲陆续有50多个地区走向“非殖民化”。

到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在文件里把香港列为“尚未解决的殖民问题”之一，伦敦内部对“最后一块重要殖民地”该如何处理，争论持续了多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接连经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年困难时期、十年动荡，至少有4场对外局部战争牵扯了大量资源。

在1950—1979年这30年间，中国要同时面对朝鲜半岛、越南边境、中印边境、珍宝岛方向的安全压力，对香港采取的主要是“暂不动用武力、维持现状”的态度。

1950年代的香港，对英国来说不仅是贸易中转站，更是冷战格局中的一个据点。

当时美国在西太平洋布了多条防线，从日本到菲律宾都有驻军，英国在1960年前后把香港视作“远东情报与金融窗口”，每年为伦敦带来的外汇收入和政治影响都被放在报表上仔细计算。

中国国内的变化出现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表述第一次被写进文件，改革开放由沿海试点向内地扩展。

1978—1982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从约200亿美元提高到接近700亿美元，这种增长速度，让北京有了更多底气在外交议题上主动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与此同时，英国的实力曲线则在缓慢下行。

自1945年战争结束到1976年IMF“救助英国”的那次金融风波，伦敦国防开支占GDP比重不断下降，远东海军力量在1971年后大幅裁撤，这些数字在谈判时并不会直接说出口，却是双方心知肚明的背景。

军事上的对比同样在悄然变化。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罗布泊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全球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此时距离1898年租约生效已过去66年多，英国再想用“核垄断”压制对手，现实条件已不复二战前那样。

1950—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与西方的认知都造成了长达几十年的影响。

当时联合国军投入了16个国家的部队、上千架飞机，而志愿军在没有制空权、后勤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把前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这样的战绩，让后来任何在亚洲用兵的设想都不得不重新估算成本。

之后的对印自卫反击战（1962年）、珍宝岛冲突（196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1979年），虽然规模不及朝鲜战场，但结果大多以中国实现预定目标、快速收兵告终。

对伦敦的决策者而言，这意味着一旦围绕香港爆发局部冲突，英国需要把7000多公里外的部队长期投送到南中国海，胜算和代价都很难在纸面上算得过。

另一边，条约时间表在向前推进。

从1898年算起，99年租约将在1997年届满，而到1980年时，距离这个日期只剩下17年；香港的供水、粮食、绝大部分鲜活食品都来自内地，超过70%的淡水由东江供给，“租期结束后基础条件如何保障”成为真正绕不开的话题。

在英国国内，一度出现过“只谈新界归还、保留香港岛和九龙旧界”的设想，大约相当于延续1842和1860两份条约的效果。

但从地理上看，新界占香港陆地总面积的90%左右，土地一旦分割，超过400万居民的日常生活、交通网络、供电供水都会被硬生生切开，这种方案在技术评估里很快就被认为“不具可行性”。

1982年9月，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就香港问题的高层接触正式公开化。

那一年中国的GDP约为2000多亿美元，人均水平远低于香港，但北京方面在会谈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主权问题不可以谈判”，谈判只能围绕“在恢复主权前提下如何保持繁荣稳定”。

会见中，撒切尔夫人多次提到香港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超过100%、金融业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三成以上，希望北京承诺在1997年之后维持现行制度50年不变。

邓小平的回应被媒体概括为两层：一是“1997年收回香港是确定不移的”，二是“如果谈不拢，中国可以单方面宣布收回”，他还提到“两年左右达不成协议，就会采取别的办法”。

这一句“别的办法”，在当时的外交语境里被普遍理解为“不排除非和平手段”，却并未伴随具体威胁数字或期限通牒。

英国方面评估，如果在南中国海再打一场像1982年马岛战争那样的远程海空战，所需军费可能达到其年度国防预算的相当比例，而政治收益却非常有限，这种冷冰冰的计算，最终压过了情绪化的选择。

谈判从1982年正式启动，到1984年达成文本，前后经历了22轮正式会谈和数十次工作层磋商。

在多份会议记录中，“保持香港现行社会、经济制度50年不变”“中央不在港派驻地方政府”“由香港人管理香港”等表述，逐渐从口头提法变成写入草案的条款，形成后来被称为“一国两制”的框架。

“一国两制”这四个字，最早是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中提出，但真正被具体化、制度化，却是在香港这个7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上。

设想的核心是：在一个主权国家之内，社会主义制度覆盖内地960多万平方公里，资本主义制度在香港等少数地区保持至少50年，税制、法律、货币、边检都保持区别管理，这在当时的世界政治实践里极为罕见。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文件规定中国将在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并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

声明还附有多份备忘录和附件，涉及土地批租年限可以延长至2047年、驻军规模控制、港币继续发行等技术性细节，这些数据看上去枯燥，却直接关系到普通居民的房屋按揭、企业的长期投资计划。

1997年7月1日零点，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在第155个年头画上句号，现场交接仪式按照分钟精准排程。

国旗和区旗在会展中心升起，解放军驻港部队在数小时内完成进驻，港府架构从总督改为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制度，这一连串程序，成为20世纪后半段最受关注的一次主权移交之一。

两年后的1999年12月20日，面积只有32平方公里的澳门也完成政权交接，特别行政区数量从1个变为2个。

从1842年到1999年，中间跨越了157年时间、至少5个政权更迭、无数场国际会议，曾经被视作“远东门户”的两个港口，最终都在同一套宪制框架下运行，这种安排还在持续接受实践检验。

回头看，香港问题的解决，既与1842、1860、1898这三份条约的时限设计密切相关，也与1949之后几十年间中国综合实力的变化、英国全球战略收缩的节奏交织在一起。

在1997年之后如何理解“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如何在50年这一时间段内继续处理制度差异与国家统一的长期目标，这些讨论至今还在进行，没有被简单的结论所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