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一强”体制确立，日本开启国运“豪赌”

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2月8日，日本第51届众议院大选落下帷幕，自民党取得历史性胜利，单独掌控超过三分之二议席，高市早苗由此奠定“政治强人”地位，日本政坛重回“一强多弱”格局。然而，日本政治光谱的极端右倾极化，对权力“暴走”的制衡体制失效，或将把日本推向一个充满风险的不确定未来。

民粹狂欢下的右倾极化

这场选举是高市旨在摆脱执政困境的一场“政治豪赌”。其充分利用年轻群体的支持，通过数字化时代的网络造势和新媒体传播，打造出一种完全有别于以往竞选逻辑的政治动员新模式。此次大选中，社交媒体影响力的上升，彻底打破了迄今由老年男性政治精英和传统主流媒体所垄断的权力构造。为最大限度兑现高支持率，高市领导下的自民党将选举焦点由政党间的政策比拼转化为对高市个人的信任投票，投入重金在各大社交媒体和视频网站上展开宣传造势，着力打造高市个人的“偶像化”形象。高市的粉丝群体表现出明显的“饭圈化”特征，他们不讨论具体的政策，而是对高市个人展开极度追捧。在现实空间，高市极力回避与在野党就内外政策展开直接辩论，而是将传统的街头演讲变成“粉丝见面会”式的选民情绪动员。其通过打造“强大而富庶的日本”这一抽象口号，吸引了大量本来对政治冷感、对未来感到迷惘的年轻选民和中间阶层的支持。

此次大选后，日本政治生态出现了急剧右倾极化与权力失衡。自民党单独掌控众院三分之二席位，政坛重回“一强多弱”格局。高市早苗借此巩固党内根基，树立绝对权威。自民党内部权力结构重新洗牌，稳健“鸽派”被彻底边缘化，保守“鹰派”全面掌控主导权，自民党蜕变为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高市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左翼势力遭遇毁灭性打击。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席位锐减85%，大批重量级议员落选，标志着日本政坛中间力量的彻底崩塌。左翼政党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和社民党一共仅获5席，濒临消亡危机。具有保守民粹色彩的日本维新会和国民民主党维持强势，成为政坛中坚力量，主打排外主义的新兴右翼民粹政党参政党延续了上升势头，政治光谱的极端右移已难以逆转。

政策转向的“豪赌”

“高市一强”体制的确立，意味着日本政坛的权力制衡机制严重弱化。倚靠“民意授权”，高市可以不受约束地推进其内外政策转型，或将开启一场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安保全方位的政策“豪赌”。

在政治层面，高市政府将着力建立一体化情报防谍体系，伺机实质性启动修宪进程，以彻底打破战后和平体制。高市内阁将在本届国会推动立法，设立国家情报局，统筹对外情报搜集、对内安全监控、跨部门情报整合等职能。同时还将推动制定“反间谍法”，强化对外国人的管控。随着自民党占据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议席，达到了修宪动议国会闯关的门槛，高市有意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推动实质性启动修宪程序，删除宪法第九条中“不保持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等表述，从根本上解除军力发展的法律束缚。

在经济领域，高市所力推的“早苗经济学”带有鲜明的新保守主义色彩，试图通过大规模财政扩张和货币宽松刺激内需，以经济增长和日元贬值来稀释庞大的债务。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达到空前的122.3万亿日元，其中三分之一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四分之一用于国债的偿本付息，剩余重点将投向半导体、量子计算和AI等战略性高科技产业以及向防卫军工领域倾斜。高市还试图通过大规模财政补贴和减免两年食品消费税以应对物价上升，缓解工薪阶层压力。

在外交领域，高市政府表现出以邻为壑的“远交近攻”政策取向，企图深度绑定美国以遏制中国。但为了换取特朗普政府的安全承诺和政治支持，日本需要加快落实55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协议。这份被批为“不平等条约”的协议，意味着日本优质资产将大规模流向美国，为美国工业复兴“输血”，而日方甚至不拥有这笔巨款使用的最终决定权和收益。

在安全领域，高市内阁正推动战后最为激进的军事安全战略转型，计划在2026年底前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明确外部威胁来源并将防卫开支占比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以上，加快发展可以先发制人的远程打击体系，并围绕“台海有事”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高市内阁还谋求全面取消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甚至试图通过修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条款，为美军核力量进驻日本提供便利。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不少专家认为日本是一个“核门槛国家”，掌握制造核武器相关技术，并储备了大量钚，拥核能力近在咫尺。日本极右翼一贯主张日本制造和拥有核武器，这很可能影响高市政府未来推进核武研发的立场和战略选择，必须密切关注、坚决遏制。

激进议程的多重风险

尽管高市早苗试图构建起“以积极财政刺激经济增长”“以修宪强军成为正常国家”等国家发展蓝图，但这更像是一场风险巨大、代价高昂的“国运豪赌”，不仅可能使日本陷入更深的发展歧途和安全困境，还可能对东亚和平稳定造成严重冲击。

首先是难以承受的经济脆弱性。日本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接近250%，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高居首位。高市罔顾财政纪律的扩张政策引发了国际资本对日债风险和日元信用的强烈担忧，若经济增长未能达到预期，“正向循环”的叙事将迅速崩塌为债务危机的“负面螺旋”。日本民众在享受短期减税红利的同时，或将为此承担长期而沉重的债务负担。

其次是地区安全环境的恶化。高市以邻国为“假想敌”的强军政策，必然刺激东北亚陷入新一轮军备竞赛。其试图挑战“无核三原则”的激进强军扩武路线，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将导致地区国家间安全互信持续弱化，将地区推向冲突边缘，甚至引发战争。日本挣脱战后和平体制，将成为东亚地缘政治中最大的不稳定变量。

最后是对美依附的战略风险。高市将日本深度绑定在“美国优先”的战车上，但特朗普式的外交没有“盟友”只有“账单”。高市牺牲经济主权利益换取的美方支持，充当前沿军事支点换取美方战略借重，都可能因美方全球战略调整，而面临被“抛弃”或“交易”的风险。届时的日本何去何从，恐怕由不得高市或者任何日本政客。

回顾历史，西方选举制度下的民粹政客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往往容易铤而走险，因为“政治豪赌”赢了收益归己，输了只需辞职走人，而最终代价却要由全体国民来承担。自从1889年日本进入宪政时代以来，上一次众议院大选出现如此悬殊的结果，还是1942年的东条英机内阁，当时日本民众把八成选票投给了狂热的军国主义政客。如今虽已时过境迁，但高市早苗引领的这一场“民粹狂欢”与“政治豪赌”，正在把日本再次推向一个充满巨大风险的时代。

（审核：李小华 张若梦 戚易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