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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见鞭炮声,是去年十一月初的一个凌晨。
那天我熬夜赶一份方案,两点一刻才躺下,刚迷糊着,窗外“轰”的一声炸响,震得床都抖了三抖。我一个激灵坐起来,心脏擂鼓似的狂跳,半天分不清是梦里还是现实。
等反应过来是有人在放鞭炮,我拉开窗帘往外看。楼下小区空荡荡的,路灯孤零零地亮着,连只野猫都没有。只有对面六号楼那扇窗户还亮着昏黄的灯。
我没去敲门。大半夜的,兴许是人家有急事。
第二次,是三天后。还是凌晨两点,还是那种沉闷的大地红,噼里啪啦响足有半分钟。我的猫从沙发上弹起来,一头扎进床底下,怎么叫都不出来。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
一周之后,我确定了一件事:对面六号楼那个窗户,不是偶尔放,是每天都放。凌晨两点,准时得像打卡。
我开始失眠。不是被吵醒,是不敢睡。每次躺下,耳朵就不自觉地支棱起来,等那一声响。它不来,你惦记着;它来了,你气得发抖。好不容易折腾到三点,总算安静了,天也快亮了。
一个月下来,我的黑眼圈能拉到颧骨。咖啡从每天一杯变成三杯,工作效率直线下降。开会时经理点名,我愣了三秒才反应过来是在叫我。
不能再这样了。
我第一次去敲门,是个周六下午。六号楼404,门口堆着几袋杂物,门铃坏了,我用手敲。
开门的是个老头,六十来岁,头发花白,穿着旧棉毛衫,外头套了件羽绒马甲。他打量我一眼,没什么表情。
“大爷您好,我是对面五号楼的,姓林。”我尽量让语气温和,“是这样的,您家最近是不是经常凌晨放鞭炮?”
他嗯了一声,没否认,也没解释。
“是这样,我睡眠比较浅,这鞭炮声实在太响了,能不能麻烦您换个时间,或者……尽量别放了?”我小心措辞。
老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门关上了。
吃了闭门羹。
我不死心,又去了第二次、第三次。第三次他终于开口了,言简意赅:“我家的事,外人别管。”
门又关上了。
我开始尝试别的途径。给物业打电话,物业说去沟通过,老人态度很强硬,他们也没办法。给社区反映,社区大姐叹了口气,说老周这人倔得很,老伴走得早,儿女都在外地,一年也不回来一趟,劝不动。
“那报警呢?”我问。
社区大姐犹豫了一下:“能报,但邻里邻居的,报了警以后见面也尴尬。要不再试试?”
我没报警。不是因为怕尴尬,是我隐约觉得,一个人每天凌晨两点放鞭炮,这行为本身就不太正常。他不是为了骚扰别人,他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可这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
十二月中旬,事情出现了一点变化。
那天凌晨两点,鞭炮准时响起。我没有像往常那样拉被子蒙头,而是披了件羽绒服,站到窗边。对面六号楼那扇窗户亮着,窗帘没拉严实,透过缝隙,我隐约看见一个人影站在窗边。
他就那样站着,一动不动,直到鞭炮声完全停止。
然后他关了灯。
那个背影,隔着几十米远,我却分明看出了点什么。不是固执,不是愤怒,是……空。
说不清为什么,第二天晚上,我炖了一锅土豆排骨汤,盛了一保温桶,拎到六号楼404。
开门的老周看见我,表情和之前一样,皱着眉,有点不耐烦。我把保温桶递过去:“大爷,刚炖的,天冷,您趁热喝。”
他愣住了。接过保温桶,低头看了半天,没说话。
“炖多了,我一个人吃不完。”我编了个拙劣的借口,“保温桶明天我再来拿。”
我把桶塞到他手里,转身就走。下了两层楼,听见身后门开了又关上,轻轻的。
第二天我去取保温桶。老周把空桶递给我,桶洗得干干净净,内胆擦得一点水渍都没有。
“汤还行?”我问。
他点点头,还是不习惯看我的眼睛:“嗯。”
那是我们之间第一次不是吵架性质的对话。
第三次去送汤,他主动开了门。我把土豆炖牛肉递给他,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说:“进屋坐?”
那是去年冬天最冷的一天,老周屋里暖气很足,但家具陈设都透着冷清。沙发是十几年前的款式,茶几上摆着一个旧相框,里面是一对中年夫妇的合影。
我在沙发上坐下,他去厨房拿了个碗,当着我的面把汤倒出来,小口小口地喝。
“我老伴,走了八年了。”他忽然开口,没头没尾。
我没接话,等他说。
“腊月十九走的。凌晨两点。”他握着汤勺,手背上青筋突起,“那天我睡沉了,她叫我,我没听见。等醒过来,人已经不行了。”
屋里暖气很热,我却觉得后背发凉。
“医生说是心梗,就几分钟的事。”他把碗放下,没再看我,“就算我醒了,也救不回来。可这些年,我就是过不去这个坎。”
我没问他为什么不和儿女一起住。有些问题不需要问,答案明摆着——不是儿女不孝,是他自己不肯走。这房子里有老伴的味道,有她擦过的桌椅,有她用过的锅碗瓢盆。他怕离开了,这些味道就散了。
“那鞭炮……”我试探着问。
“她怕冷。”老周说,声音很低,“以前每年除夕,她都要我放鞭炮,说听了热闹,就不怕冬天了。”
他没有说下去。但我忽然就懂了。
不是捣乱,不是发泄,是一个老人用自己的方式,纪念另一个世界的亲人。他在凌晨两点——她离开的那个时刻,放一串鞭炮,告诉她:冬天还没过去,但有人在想她。
我把空碗收进保温桶,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大爷,土豆我还存着半袋,明天炖咸口的,您尝尝。”
他没说好,也没说不用。但我下楼的时候,听见身后门没有立刻关上。
从那以后,我隔三差五就往404跑。有时送菜,有时送水果,有时什么都不送,就是敲个门,问他暖气热不热,降压药还够不够。
老周话依然不多,但不再关着门了。他给我看过老伴的照片,年轻时候很漂亮,扎两条辫子,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他说她以前是纺织厂的女工,三班倒,总是喊累。他说她走之前那几天,刚给他织完一条围巾,灰色的,纯羊毛。
那条围巾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柜抽屉里,八年了,连樟脑丸都没放过。
他没给我看过他的儿女。我也没问。
腊月十九那天,凌晨两点,我又听见了鞭炮声。这次不是猛地炸响,而是有节律的,一下,一下,像心跳。
我站在窗边,看着对面那扇亮灯的窗户。鞭炮响了很久,比平时都久。我想,那是他在和老伴说话,说很多很多这一年攒下来的话。
第二天晚上,我去404送刚蒸的土豆糕。老周开门时,眼睛有点红,但神色是平静的。
“昨天放了很久。”我说。
他嗯了一声:“今年放得多些。”
他把土豆糕接过去,忽然说:“以后不放了。”
我愣了一下。
“八年了,该放下了。”他看着手里的盘子,“老是吵你们,不像话。”
我张了张嘴,想说其实没关系,想说我们都习惯了,想说他可以继续放,只要他觉得好受。但这些话卡在喉咙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因为我知道,他说“放下”这两个字,用了八年。
“大爷,”我最后说,“您要是哪天想放了,就放。我那儿存了几挂鞭炮,回头给您送来。”
他抬起头,看着我。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很浅,嘴角只抬了一点,但确实是笑了。
“好。”他说。
春节前,老周的儿女回来过年了。我在楼道里碰见他儿子,四十来岁,提着大包小包,正站在404门口敲门。
“您是……林姐吧?”他认出我,“我爸电话里老提起您,说您总给他送吃的。”
我点点头:“应该的。”
门开了,老周站在门口,穿着那件旧羽绒马甲,头发好像刚理过,显得精神了些。看见儿子,他没说什么煽情的话,只侧身让人进去,然后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我读懂了。
是谢谢,也是再见——不是再也不见,是他知道,他不需要再用鞭炮来证明自己还在乎了。
年三十晚上,零点刚过,窗外响起了鞭炮声。不是凌晨两点,是真正的新年时刻。我站在窗边,看见对面六号楼404的阳台上,老周和他儿子并肩站着,孙子在一旁捂着耳朵又蹦又跳。
一串鞭炮放完,老周弯下腰,从纸箱里又拿出一挂。
他侧过头,对我这栋楼的方向,遥遥点了点头。
我也点了头。
那天晚上睡得很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失眠的毛病好了。也许是习惯了吧,习惯凌晨两点没有鞭炮声的安静,也习惯了那个孤独的老人终于不再一个人面对冬天。
元宵节那天,老周来敲我的门。他手里拎着一个布袋,鼓鼓囊囊的。
“自家亲戚种的。”他把袋子递过来,“土豆。”
我接过来,沉甸甸的,得有五六斤。
“今年不放了。”他又说了一遍,这次语气轻快了很多,“省下钱买土豆。”
我低头看着那些土豆,个个圆滚滚的,还带着没搓干净的泥。他挑了最好的给我。
“大爷,”我说,“以后每年我都给您送土豆。”
他点点头:“那我也每年给你送。”
我们都没说“一言为定”之类的话。老头子的约定,不必签合同。
那天晚上,我把老周送的土豆做了醋溜土豆丝,炖了土豆排骨,还蒸了几个当粗粮。猫在脚边绕来绕去,蹭了一裤腿的毛。
窗外万家灯火,远远近近的楼里传来模糊的笑语声。有一扇窗户前,站着一个穿羽绒马甲的老人,也许正看着这边,也许没有。
我夹起一筷子土豆丝,忽然觉得,这个城市好像没有那么冷了。
后来我和朋友讲起这件事。朋友问,你送了两袋土豆,就让一个固执了八年的老头放下了心结?你这土豆是什么神仙品种?
我想了想,说不是土豆的事。
是有人看见他了。看见他凌晨两点站在窗边的背影,看见他握着汤勺时发抖的手,看见他叠了八年的围巾,看见他在失去之后,试图用最笨拙的方式抓住些什么。
对抗不如对话,责备不如理解。鞭炮声里有八年的思念,土豆里有一个陌生人的善意。他等这份善意等了很久,我送去的时候,只是刚好。
现在六号楼404的灯,有时亮到很晚。但凌晨两点,不再有鞭炮声了。
那个时间他在做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是睡了,也许是醒着,也许正看着床头那条灰色的围巾,想着一些很旧很旧的事。
但至少,他不再是一个人了。
我家的土豆,每次买都多买一份。冰箱里常备着排骨,炖锅在灶台上随时待命。
有时候下班路过六号楼,我会抬头看一眼四楼那个窗户。灯亮着,窗帘没拉严实,透出一点暖黄的光。
我就知道,今天不用送了。
但明天,可能还得送。
这大概就是邻居的意思吧——不是非要住对门,而是你知道,那扇门后面有个人,他吃你炖的菜,你把土豆存在他阳台上。
凌晨两点的鞭炮声停了。
但冬天的土豆,还在继续送。
这比什么道歉都好。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素材来源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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