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本政：捐款74万送战机，天皇接见后86岁被枪毙

他活了八十六岁，却做了五十一年走狗。

1951年6月，一个穿对襟长衫、留着白胡子的老人被五花大绑的押进刑场，胸前挂着一块木牌：大汉奸。

他叫张本政，自称“皇民”，受勋“五等”，曾被天皇亲召，腰板挺得比关东军还硬。

那时候，当地百姓谁没听说过“张本政一跺脚，全州(日寇统治时期称为关东州)乱颤”呢?

他原不过是市井之中一个油滑小贩。1892年，二十七岁的他与人合伙在旅顺开杂货铺“通裕号”，终因本小利微，两年后歇业回乡。

若命途至此，也不过是一个穷人破产的寻常结局，至多唏嘘一二。

可惜他遇上了一个日军特务，从此走上了令人唾弃的道路。

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派高桥藤兵卫以“商人”之名潜入旅顺，打探情报。

高桥物色助手时，发现了一直郁郁不得志的张本政，两人一拍即合，在黄泥川开了一家酒馆。

张本政欣然就职，从跑堂做起，干得勤快，打听得周全，不出数月，便已为高桥信任，成为左右手。

此后张本政便一发不可收。

甲午开战，日军南侵，张本政以“本地熟人”之便，为高桥刺探军情，提供旅顺口、大连湾等要地情报，极力协助其攻占中国海防，堪称罪无可赦。

日军兵临城下，他未逃，反引兵为嚮导，攻城掠地，如入无人之境。

后来日军夺旅顺，高桥晋升，张本政也随之得势，掌管“代理行”出纳与对外事务，俨然一副“新朝之人”的姿态。

三国干涉还辽，日军被迫退兵，张本政又随高桥转战山东，驻威海卫、移烟台。

表面仍做生意，实则为日方广收沙俄情报，暗通敌意。

1897年，他在烟台开设“德合洋行”，自任支配人。开始自营轮运，购日本旧船，穿梭于胶辽沿海，煤粮货运皆揽入怀中，为敌运兵、察情之用。

日俄战争再起，他又充当日军先导，引兵打旅顺，血未干、仇未雪，他却早已投敌成性，甘为走卒，毫无羞耻之心。

战后，日本人以“赏功”名义，将两艘俄轮低价卖于张本政，此人顿成航运之主。

他将烟台“德合洋行”改名为“政记公司”，轮船日增，航线日广。数年间，由两船扩张至三十二船，横行黄渤海各口岸，垄断货运，控制码头，逼退华商，收租逐利。

政记公司一跃而为中国北方航运之巨擘，而背后，全靠日寇撑腰，全靠张本政不断“效忠”。

他霸人民之产，买官断路；敛民族之财，养敌人之兵。

昔日赶脚佃户，今日百万富翁。土地在手，轮船满港；仓储为他，码头为他，连岸边起落的吊车，也得听他指挥。

他一次次投敌，一次次邀宠。每逢敌军兴兵，他便先献地图；每有要务机密，他便抢先密报。

靠的是伺机投机，恃势欺人；换的是百姓财产，民族尊严。

张本政的财富，是船，是地，是楼，是金银——但更是人血，是骨，是汉奸卖魂之后的狗骨气。

他靠日本人起家，靠中国人发财，又靠中国人的命，讨日本人的笑。

“九一八”事变，东北陷落，山河破碎。彼时，百姓之血尚未干，白山黑水间的枪声未停，抗日义勇军浴血苦斗，誓不低头。

而张本政，却连夜赶去“报喜”——他送金献策，替敌杀人，杀的是那群誓死保土的中国人。

“七七”之变，华北危急，日军铁蹄再度南侵。正当万众一心、共赴国难之际，张本政却如同守在门外的狗，一听主子口哨响便摇尾而进。

他不仅未曾迟疑，反倒“神勇”非常：将名下二十六艘轮船悉数交予日本，供其运兵、载械，助其屠城破寨，杀我同胞，烧我乡土。

抗战最惨烈之时，他仍不知收敛，反而更甚。他发起“献纳飞机”运动，强迫平民捐金，供敌人造出四十余架战机。

飞机起飞那日，他笑得极为满足，亲赴日本参加“命名典礼”。“忠臣”不嫌多事，自愿为寇冠名。

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火蔓延，日寇兵力告急。张本政再次慷慨“输诚”——将三十二艘轮船，一并交予日军调遣，其总容量达四万四千余吨。不仅如此，他还强迫海员为敌卖命。反抗者一律整治，甚至灭口。

桑景瑞是“成利号”的海员，只因拒绝投敌，便被张本政送往宪兵司令部，遭电刑拷打，最后被押往南洋，从此音讯皆无。

马吉盛，沙河口区居民之父，也不过是递了辞呈，就被殴打致死。中山区的唐发，更被张本政的侄子张吉亭当众打死，尸体尚未凉透，他便命人伪造诊断书，盖章写上“病故”，轻轻揭过。

诸如此类，死者难计，冤魂遍地。而他张本政，既送船、又献金，还拱手将整整一代青壮年推入火坑。

据不完全统计，他在“七七”事变之后，三次大额“献金”，共四十七万日元；逼民众“捐献”者，高达两亿五千万，血汗换来的是敌人的炸弹。

钱还嫌不够，他干脆自任“大连中央储蓄组合长”，强征七十多万日元“战时储蓄”；遭民众抵制后，便改口收“户别割”，即“人头税”——活着的就得交钱，不交，便死。

钱粮归敌，百姓饿死；他却大发宏论，说要“节衣缩食”，“耿诚奉公”，要“吃橡子面、石膏粉以代粮”。一面口口声声“赤诚保国”，一面背地将百姓逼入绝境——不是断炊饿死，便是卖儿葬父。

可惜这些还不够。他又以“兴亚奉公联盟顾问”之名，强令学生放下课本，走入工厂，投身敌寇之劳役；持续二年，民怨沸腾。

他还图谋发动“精神总动员”，让青年学生成立“敢死队”，为日军效命。

所幸，苏军出兵东北，这一毒计未能得逞。

张本政不但在政治上为侵略者张目，使其统治得以深入；又在军事上供给兵力、运输、财力，使屠杀得以延续；更在言论之中竭力粉饰侵略，把奴役说成恩赐，把战争说成“圣业”，以此愚弄百姓，扰乱人心。

当中国人民在硝烟与饥寒之间奋起抗争之时，他却借敌伪宣传工具，大肆宣扬所谓“大东亚圣战”。

他说世界纷乱，唯有皇军奋战四方；他说州民当觉悟，当献金出力；他说前线杀敌自有皇军，后方守护须赖顺民。

此种颠倒黑白之术，他居然运用自如，毫不羞惭。

尤为狠毒者，在他身任学校董事之时，竟公然要求青年与儿童不得再说中国话，只许使用所谓“大和之语”。

此等毒计，比枪炮更深。

侵略者自然以奖章相报。褒状数次，勋章数枚，自督察至亲王，层层颁赐；更得觐见天皇，受“五等勋位”。

这些闪亮金属，每一枚都沾着同胞之血，每一纸都写着民族之辱。

日寇投降之后，他仍未醒悟。

解放之声渐起，他却继续鼓吹旧论，妄图维持残余统治，死心塌地依附已然崩塌的旧主。

1947年，大连地方法院以附逆祸国罪判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因年老多病暂缓执行。

权势虽去，可是他的财富犹存：银行存款百万余，土地千亩，房屋近两千间。

此等家业，从何而来，人尽可知。

他曾苦求前往日本，却被冷然拒绝。昔日主子赐他荣华，不过因尚有利用；今日弃之不顾，方显本色。

无所依附之下，他又转而勾连蒋系势力，使子孙投身特务组织，于旧公司中暗行阴事，藏匿枪械。

至八十二岁高龄，仍辗转上海、天津、沈阳，企图纠合旧部，负隅顽抗。

他在大连的旧居，高墙深院，楼宇华丽，曾盛满宴饮灯火，也曾堆积金银田契。

那一砖一瓦，皆取自人民血汗；那一桌一席，皆垫着民族苦难。

1951年，他再次回到大连——这次不再是富商巨贾，而是被押解的罪犯。

人民的仇恨无须言说，血债自有回声。

6月10日，刑场之上，枪声响起之际，一段依附侵略、背弃民族的人生终于终结。

卖国者或能得势一时，却终究难逃历史之审判；

倘若良知尚存于世，则血债终须以血偿。

国家可亡而复兴，山河可碎而重整；

唯有灵魂一旦自弃，便万劫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