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盛宣怀墓地：一度荒废，墓碑也曾缺失，每年都有人前来祭奠

1916年4月27日，上海滩炸了锅。

有一支披麻戴孝的队伍，从斜桥弄那个地方起头，浩浩荡荡一直堵到了外滩。

那阵仗，说是惊动了半个中国都不夸张。

光是抬棺材的壮汉，就用了足足六十四个，这排场在当年简直是顶了天。

整场白事办完，花掉的银子差不多有三十万两。

这是个啥概念？

搁在那个年头，这笔巨款够拉起一支装备精良的新式队伍，或者盖好几座像模像样的洋工厂。

上海的老百姓那是倾巢而出，挤破头也要看这最后的热闹。

而在那口死沉死沉的棺材里，躺着个七十三岁的老头子。

这人便是盛宣怀。

哪怕你不翻历史书，光瞅瞅这送葬的架势，也能琢磨出这主儿绝对不是一般人。

当时著名的两位大书法家亲自操刀给他写墓志铭，就连孙中山先生提起他，都竖起大拇指，夸他在生意场上“说话算话，名望极高”。

可要是把日历往前翻，在他这辈子最要紧的那几个关口，这老头拍板定的事儿，在旁人眼里，简直就是疯了，甚至是离经叛道。

咱们今天不聊阔佬怎么撒钱，就聊聊这个精明的“老算盘”，是怎么靠着三次神一样的算计，硬生生把自己从一个普通的官家少爷，算成了能左右晚清国运的“实业教父”。

把时间轴拉回到1866年。

那会儿，盛宣怀才二十二岁。

他是江苏常州武进人，家里世代做官。

爷爷盛隆当过浙江海宁的一把手，老爹盛康也混到了盐法道的高位。

生在这样的窝里，剧本基本是锁死的：读圣贤书、考科举、当大官。

起初，盛宣怀也是按部就班地走。

在常州的童子试里，他笔头子挺顺，混了个秀才。

家里的长辈乐得合不拢嘴，就盼着他再接再厉，在紧接着的秋试里再下一城。

偏偏就在这年秋天，出事了。

他爷爷盛隆病没了。

照着老祖宗留下的死规矩，长辈走了，小辈得守孝，这就意味着当年的秋试，盛宣怀没法参加了。

换了一般的读书人，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意味着还得再熬三年，甚至更久。

可对盛宣怀来说，这哪是打击，分明是个被迫停下来琢磨事儿的空档。

在守孝的那段清冷日子里，他心里头大概盘算了这么一笔账：

死磕科举这条路，那就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就算运气好考上了，还得熬年头、等空缺，等真能上手干点事儿，胡子都白了。

再看看外面的世道，洋人打进来了，家里乱子刚平，局势变幻莫测。

于是，到了1870年，二十六岁的盛宣怀干了件让所有人掉下巴的事儿：不考了，去当幕僚。

这在当年可是个野路子。

放着金光大道不走，去给大官当“跟班”，虽说也是条终南捷径，可说出去总归不怎么好听。

但他想明白了。

他爹盛康找了老铁杨宗濂，托他在湖广总督李鸿章面前递了个话。

没过多久，盛宣怀就进了李鸿章的幕府。

这一步棋，让他直接跳过了漫长的科举爬坡期，一脚跨进了晚清权力的核心圈子。

后来的事实摆在那儿，这笔时间成本的账，他算得真准。

进了李大人的幕府，可不代表就能吃香喝辣。

李鸿章手底下能人多得像过江之鲫，想冒尖，手里得有硬货。

1871年，机会撞上门了，或者说，一个天大的烂摊子砸下来了。

那年头，永定河发了飙，大水淹了大片庄稼地，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流离失所。

朝廷一道圣旨飞来，让李鸿章去救灾。

这差事听着简单，其实是个死胡同。

为啥？

兜里比脸还干净。

那时候的清廷，国库空得能跑老鼠。

既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

李鸿章为了这事儿愁得头发都要掉了，这种节骨眼上，谁要是能变出银子来，谁就是他的再生父母。

可这活儿也是个烫手山芋。

去要钱，要来了是本分，要不来就是扰民、是办事不利，搞不好还得罪地头蛇。

就在这档口，盛宣怀站出来了。

他主动请缨，拍着胸脯说愿意南下，去江南富庶的地方筹措救灾的钱粮。

李鸿章瞅着这个愣头青，心里估计也打鼓：你行不行啊？

可眼下实在没人能用，看盛宣怀信心爆棚，也就死马当活马医，让他去了。

这是盛宣怀人生里的第二个转折点：主动把脑袋别裤腰带上干活。

盛宣怀心里的小算盘是这么拨弄的：江南是他老家，那地方虽说没国库拨款，可民间藏富啊。

只要手段耍得溜，利用自家的面子和人脉，这笔钱是能抠出来的。

到了江浙地界，盛宣怀没傻乎乎地硬摊派，而是亲自搞了一连串的募捐活动。

他把自己在当地的关系网全动员起来，硬是把做慈善搞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

结果那是相当漂亮。

没多会儿，大批的棉衣和粮食就被凑齐了，源源不断地运往灾区。

这一仗，盛宣怀不光帮李鸿章灭了火，更亮出了他那一手惊人的资源整合绝活。

事后，李鸿章对他那是刮目相看，不光竖大拇指，还直接保举他升了知府。

从一个没功名的幕僚到朝廷命官，盛宣怀用一次豪赌，换来了别人半辈子都爬不到的高位。

要是盛宣怀只是个会搂钱的官僚，那他顶多也就是个能干的吏员。

可他牛就牛在，他把“搂钱”和“救灾”这套玩法，直接复制粘贴到了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上。

这就是他人生里的第三个大招：搞实业。

在李鸿章推行洋务运动的那会儿，盛宣怀成了实际操盘的大管家。

他琢磨出个味儿来，办厂子跟救灾其实是一码事：国家没钱，但这事儿必须得干。

咋整？

还是老套路：官督商办。

他一手拉起了中国头一家大型民用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建起了中国头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

后来又修铁路，开银行，甚至把手伸到了学堂，办起了大学。

从京汉铁路到汉冶萍公司，当时中国最赚钱、最要命的基础设施，盛宣怀几乎是一手包圆了。

他这一辈子，就死磕一件事：用做买卖的手段，解决官场上的难题；再用官场上的资源，反过来喂养生意。

这套逻辑有多硬？

看看1906年那档子事就明白了。

那年头，安徽、江苏几个地方又发大水了。

朝廷照旧是两手一摊：没钱。

当时，盛宣怀正在上海跟洋鬼子谈大生意。

这可是真金白银的买卖。

可当他听说发大水了，做了一个让好多纯商人都看不懂的决定：生意先不谈了，全力救灾。

他扔下手头的谈判，利用自己在商界的巨大面子，火速筹了一大笔救命粮款送去灾区。

有人可能会问，这不是脑子进水吗？

放着大钱不挣去搞慈善？

其实，这才是盛宣怀的高明地儿。

孙中山先生后来评价他：“热心公益，在生意场上信誉那是杠杠的。”

在盛宣怀的账本里，“信誉”和“名望”是比银元更值钱的本钱。

正因为他在慈善和救灾上没得说，才让他在商界有着谁也比不了的号召力。

当他需要为铁路、银行找钱的时候，这些攒下来的人品，就成了最硬的抵押物。

俗话说得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盛宣怀算了一辈子账，算利益，算人心。

可在这个古老帝国快要塌方的前夜，有些账，是没法算的。

清朝最后那几年，为了填财政的大窟窿，盛宣怀提出来要把铁路收归国有。

从经济和管理的角度看，这没准是个合理的集权招数，但在当时那个火药桶一样的局势下，这个决定直接点燃了“保路风潮”。

到头来，苟延残喘的清王朝为了平息众怒，二话不说就把盛宣怀推出来当了背锅侠。

他被撸了官职，永不录用。

那个曾经呼风唤雨、给大清国修路、架线、造船的功臣，眨眼间成了人人喊打的罪人。

1911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清王朝玩完了。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先生虽然请盛宣怀出山，想让他继续管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可这会儿的盛宣怀，精气神早就不行了，世道也早就不是当年的样子了。

他想找回昔日的荣光，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早就没给旧时代的实业家留座儿了。

1916年4月27日，这位近代“中国实业之父”在上海闭上了眼，享年七十三岁。

盛家后人为了让他走得风光，办了那场砸进去三十万两白银的超级葬礼。

完事后，他的灵柩被运回了江苏老家——无锡江阴徐霞客镇的老阳岐。

在这儿，他终于能卸下一身的算计和疲惫，落叶归根，在那堆黄土里歇歇了。

现如今，这座曾经因为人为破坏荒得不成样子的墓地，在当地政府和村民的修整下，又重新有了点生气。

每年都有游客捧着花来祭拜。

当你站在那块刻着字的石头前，看着上面写的一生，没准能明白：

那个时代压根没给他足够的时间和地盘，去搞定他所有的宏伟蓝图。

但他用这一辈子证明了，在那个风雨飘摇的乱世，一个干实事的人，到底能爆发出多大的能量。

哪怕最后结局让人唏嘘，这笔人生的账，他终究是算得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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