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定谳：诸葛亮躬耕之地为南阳考辨

引言：千年争议的核心症结

诸葛亮躬耕地之争，本质是正史权威表述与后世地理认知错位的产物。诸葛亮本人及西晋正史明确记载其“躬耕于南阳”，而东晋以降出现的“躬耕隆中”说，经后世行政区划变迁与地理环境演变，逐渐形成南阳卧龙岗与襄阳古隆中两大争议焦点。欲解此谜，需先厘清正史原文的核心内涵，再辨析衍生说法的史料层级，最终以东汉行政区划、地理实证与史料链为标尺，还原历史本真。

一、正史中的“躬耕于X”：原文释义与核心指向

正史作为史料金字塔的顶端，其记载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与诸葛亮躬耕相关的正史表述仅存三类，均出自《三国志》及诸葛亮本人著作，其内涵与地理指向高度统一，无任何歧义。

（一）正史原文及详细释义

1. 躬耕于野

出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原文：“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

释义：“野”在东汉语境中，依《说文解字》释为“郊外也”，东汉郑玄注解《周礼》时进一步明确“郊外曰野”，特指城郭之外可耕可居的郊野农田，非荒无人烟的荒野。结合上下文“避难荆州”，此处的“野”并非泛称，而是依托后文“躬耕于南阳”的明确指向，为东汉荆州南阳郡境内的郊野，是诸葛亮避乱之下的耕作居所，也是其远离战乱、静观时局的立身之地。

2. 躬耕于南阳

出处：诸葛亮《前出师表》

原文：“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释义：此为诸葛亮亲述，是躬耕地最核心、最权威的史料依据，可信度无可辩驳。“南阳”在东汉为明确的郡级行政区划，秦置汉承，属荆州，治所宛县（今河南南阳市区），其辖境北接汝颍、东连江淮、西通武关、南邻汉水，涵盖今河南南部、湖北汉水北岸部分区域及陕西东南部，与当时同属荆州的南郡以汉水为天然分界，绝非泛称，更与南郡襄阳县无涉。诸葛亮以蜀汉丞相之身，在给后主刘禅的奏表中直述过往，必据实而言，无任何虚构或模糊的可能。

3. 躬耕陇亩

出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原文：“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

释义：“陇亩”为同义复合词，“陇”指田埂，“亩”为古代田块基本单位，合指农田、耕畴，与“野”的释义高度契合，是对“躬耕于野”耕作状态的具体细化。此句承接“随叔父玄避难荆州”，且后文有“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的记载，新野为东汉南阳郡下辖县，徐庶荐诸葛时，先主屯于南阳郡境内，足见诸葛亮“躬耕陇亩”的地点必在南阳郡范围内，与“躬耕于南阳”形成完整的史料互证。

（二）正史表述的核心共识

三类正史表述虽各有侧重——或述耕作状态、或明行政区划、或描具体场景，但形成了无懈可击的逻辑闭环：地理上明确指向东汉荆州南阳郡，状态上描述城郭之外的郊野耕作，身份上凸显诸葛亮的布衣底色。西晋之前的所有正史文献中，从未出现“诸葛亮躬耕于襄阳”“躬耕于隆中”的记载，“隆中”一词亦未见于此阶段史料，这是历史的原始定调。

二、衍生说法的形成与详细解析

所谓“衍生说法”，指正史之后由史志、碑刻、文学作品衍生的“躬耕于X”表述，其史料层级远低于正史，部分是对正史“南阳郡”地理范围的合理细化，部分则因后世行政区划变迁、汉水河道改道产生认知偏差，甚至出现无依据的附会，需逐一辨析其真伪与本质。

（一）主要衍生说法及出处、逻辑

1. 躬耕于隆中

最早出处：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述）

原文：“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衍生逻辑：习凿齿为东晋襄阳本土史学家，其记载是正史之后首次将“隆中”与诸葛亮故居关联，但该记载的核心关键在于——明确界定“隆中”的行政区划归属为“南阳之邓县”。东汉南阳郡下辖邓县，其县域南抵汉水北岸，彼时襄阳城西二十里的区域，正处于汉水南岸，属南郡管辖，并非南阳郡邓县地界。因此，习凿齿所记的“隆中”，本质是东汉南郡襄阳境内的一个具体地名，更与今汉水北岸的南阳郡邓县无任何关联。且该记载仅称“亮家于隆中”，未言“躬耕于隆中”，“家”与“躬耕之地”虽有重合可能，但并非同一概念，其史料效力远不及诸葛亮亲述与《三国志》的明确记载。

2. 躬耕于南阳卧龙岗

最早出处：元代《大元一统志》、明代《寰宇通志》

核心记载：“卧龙岗，在南阳县界内，诸葛孔明躬耕之地。”

衍生逻辑：南阳卧龙岗位于今河南南阳市城西七里，其名称最早见于唐代诗文，至元代被官方正史明确记载为诸葛亮躬耕之地，明代更是被朝廷钦定为诸葛武侯祠所在地，载入《大明一统志》等官修方志。该说法是对正史“躬耕于南阳”的具象化——南阳郡治所宛县（今南阳市区）城西七里，恰属“城郭之外曰野”的正史界定范围，完美契合“躬耕于野”“躬耕陇亩”的记载。且自元以降，历代官修方志、碑刻（如元《敕修南阳诸葛书院碑》、明《敕赐忠武侯庙规祭文祭品檄文碑》、清《南阳府志》）均延续此说，形成了连续、完整、权威的史料链，是对正史记载的合理传承与细化。

3. 躬耕于襄阳古隆中

形成时间：明清以后，至近现代逐渐流传

衍生背景与逻辑：该说法无任何早期史料支撑，是地理变迁与认知错位共同作用的产物。后世学者未加考证，误将汉水南岸的聚落等同于习凿齿所记的“南阳之邓县隆中”，进而附会出“躬耕于襄阳古隆中”的说法。更关键的是，今襄阳古隆中所在区域，在东汉时期属南郡襄阳县，与诸葛亮亲述的“南阳”分属不同郡治，与正史记载存在根本性冲突，属于典型的“以今释古”的历史误读。

（二）衍生说法的核心性质

1. “躬耕隆中”（习凿齿版）：非独立的躬耕地说法，是对正史“南阳郡”的地理细化，本质未脱离“南阳”范畴，与“躬耕于南阳”无矛盾，但并非权威定调，仅为补充性记载。

2. “躬耕南阳卧龙岗”：是对正史“南阳郡治所宛县郊野”的具象化与明确化，符合正史对“野”的地理界定，且有历代官修史料、碑刻佐证，属于合理、权威的衍生说法。

3. “躬耕襄阳古隆中”：是明清以后的无依据误读，将原本属南阳郡的古地名与今襄阳南岸区域强行绑定，违背东汉行政区划与早期史料记载，属于不合理、伪托的衍生说法。

三、核心争议对比：南阳 vs 襄阳古隆中

要彻底厘清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还是襄阳古隆中的争议，需跳出后世的地名标签与地域成见，回归东汉末年的历史背景，从行政区划、地理实证、史料层级三个核心维度展开全面对比，以原始史料与客观实证为依据，摒弃主观附会。

（一）行政区划维度

东汉时期，南阳郡与南郡同属荆州，但二者以汉水为明确的天然郡界，这是《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等正史地理志的明确记载，是当时行政区划的铁律。

诸葛亮亲述的“南阳”，即东汉荆州南阳郡，治所宛县，辖境涵盖今河南南部及湖北汉水北岸的邓县、新野等区域，其郡界南至汉水北岸，从未跨越汉水延伸至南岸的南郡襄阳县。而如今襄阳古隆中所在的区域，在东汉时期隶属于南郡襄阳县，是典型的南郡地界，与南阳郡分属不同的行政体系，二者无任何隶属关系。

支持“躬耕南阳”的核心依据，是诸葛亮本人的亲述与《三国志》的正史记载，均明确指向南阳郡；而支持“躬耕襄阳古隆中”的说法，无任何东汉至西晋时期的正史记载支撑，即便东晋习凿齿提及“隆中”，也明确其属“南阳之邓县”，并非南郡襄阳县，更无法佐证“襄阳古隆中”之说。

（二）地理实证维度

1. 东晋习凿齿所记的“隆中”，位于汉水南岸，与汉魏时期的南阳郡邓县地理区位完全不符。

2. 距离与方位的史料印证

正史中对诸葛亮躬耕之地的描述，核心是“城郭之外的郊野”，即距离郡治或县治不远的耕作区域。

南阳卧龙岗位于东汉南阳郡治所宛县城西七里，完全符合“郊野”的距离与方位界定，与“躬耕于野”“躬耕陇亩”的正史记载高度契合；而今襄阳古隆中位于今襄阳城西三十里，即便按东汉度量衡换算（东汉一里约合今415米），其距离也远超习凿齿所记的“二十里”，且位于汉水南岸的东汉南郡地界，与正史对诸葛亮躬耕之地的地理描述相悖。

（三）史料层级维度

史料的权威性与可信度，随其形成时间、记载主体、史料性质逐级递减，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准则。

1. 一级史料（当事人著作、同时代/近时代正史）：诸葛亮《前出师表》为当事人亲述，是第一手史料；《三国志》由西晋陈寿编撰，陈寿距诸葛亮生活的三国时期仅数十年，其记载依据蜀汉官修史料与当代见闻，可信度极高。二者均明确支持“躬耕南阳”，而“躬耕襄阳古隆中”在一级史料中无任何记载，属于完全的空白。

2. 二级史料（晋唐史志、碑刻、名家诗文）：西晋至唐代的史料，距三国时期较近，史料失真度低。裴松之注《三国志》虽引述习凿齿“隆中”之说，但未否定“躬耕南阳”；唐代裴度《蜀丞相诸葛亮武侯祠堂碑铭并序》、李白《南都行》、杜甫《武侯庙》等碑刻、诗文，均明确提及“诸葛亮躬耕南阳”，形成了统一的史料共识。即便习凿齿的记载，也未脱离“南阳”范畴，无法支撑“襄阳古隆中”之说。

3. 三级史料（宋元明清方志、民间记载）：元代《大元一统志》、明代《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清代《大清一统志》等官修方志，均明确记载南阳卧龙岗为诸葛亮躬耕之地，且有官方敕修武侯祠的佐证，史料权威性高。而支持“襄阳古隆中”的史料，仅见于明清以后的部分地方民间方志，且多为附会之说，与早期正史、二级史料存在根本性冲突，史料可信度极低。

综上，从三个核心维度对比可见，“躬耕南阳”有正史亲述、明确的行政区划依据、客观的地理实证与完整的史料链支撑；而“躬耕襄阳古隆中”则无早期史料依据、违背东汉行政区划、与汉魏地理实证冲突，完全是后世误读与附会的产物。

四、结论：诸葛亮躬耕于东汉南阳郡，今南阳卧龙岗为核心遗存

综合正史原文的权威记载、东汉行政区划的铁律、汉水河道水文考古的客观实证、史料层级的严谨分析，以及衍生说法的真伪辨析，可得出无可辩驳的历史结论：诸葛亮躬耕之地为东汉荆州南阳郡，其核心区域即今河南南阳卧龙岗，与今襄阳古隆中无任何历史归属关系。

其一，正史铁证无可撼动。诸葛亮本人在《前出师表》中亲述“躬耕于南阳”，这是当事人的第一手史料，是躬耕地争议的核心定调；《三国志》作为西晋官修正史，多次以“躬耕于野”“躬耕陇亩”佐证，且所有记载均指向南阳郡，无任何一字提及襄阳或隆中。正史是历史研究的根本依据，任何后世衍生说法，若与正史冲突，均应予以否定。

其二，地理与行政区划实证凿凿。东汉时期南阳郡与南郡以汉水为界，诸葛亮躬耕的南阳郡辖境西至汉水北岸，今襄阳古隆中所在的汉水南岸区域，彼时属南郡襄阳县，与“南阳”无涉。

其三，衍生说法的本质清晰可辨。“躬耕隆中”是对南阳郡邓县的地理细化，未脱离“南阳”范畴；“躬耕南阳卧龙岗”是对南阳郡治所宛县郊野的具象化，符合正史对“野”的界定，且有历代官修史料、碑刻佐证，是正史记载的合理传承。而“躬耕襄阳古隆中”是明清以后的无依据附会，违背历史本源，毫无史料与实证支撑。

其四，文化遗存的传承连续完整。今河南南阳卧龙岗，自唐代起即有诸葛武侯祠的记载，元代被官方正史明确为诸葛亮躬耕之地，明代受朝廷钦定，历代官修方志、碑刻、祭祀活动从未中断，形成了“史料记载-官方认定-文化遗存-民间传承”的完整体系，与正史记载高度契合，是诸葛亮躬耕地最可靠的历史遗存。

千年以来，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议，本质并非历史真相的模糊，而是后世行政区划变迁、地理环境演变，以及地域文化博弈带来的认知偏差。回归历史本源，以正史为纲、以实证为据，便可清晰看到：诸葛亮躬耕于东汉南阳郡，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今南阳卧龙岗作为这一历史事实的核心遗存，承载着诸葛亮“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布衣初心，也印证着正史记载的真实性与权威性。任何脱离正史、违背实证的附会之说，都无法撼动这一历史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