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诈骗成为常态：不是人变坏，而是制度开始失去分配能力

人们习惯把诈骗理解为社会道德下降的结果。但历史反复显示，在某些阶段，诈骗并不是异常现象，而是一种高度稳定、可预测的社会产物。

当诈骗从个案变成产业，从偶发变成日常，它往往意味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制度正在失去低成本、公平、可预期地分配风险与资源的能力。

这不是道德判断，而是结构问题。

一、制度失灵时，社会不会停止分配，只会换一种方式分配

任何社会都必须解决一个核心问题：谁承担风险，谁获得收益。

在秩序稳定时期，这个问题通过制度完成：

• 劳动换取收入；
• 储蓄能够保值；
• 规则长期有效；
• 风险由社会系统部分承担。

但当制度无法继续完成这种分配时，分配并不会停止，而是转入非正式渠道。

历史上反复出现三种替代方式：

1. 认知套利——诈骗
2. 暴力套利——抢劫
3. 规则套利——灰色产业

区别只在于哪一种成本最低。

在现代社会，诈骗之所以压倒抢劫，并不是因为人更文明，而是因为诈骗的效率更高、风险更低，而且可以披着合法外壳运行。

从系统角度看，它是一种低冲突的财富再分配方式。

二、为什么诈骗往往在“过渡期”爆发？

因为制度更新速度，跟不上现实变化速度。

几个因素一旦叠加，诈骗几乎必然上升：

1. 通胀：对过去的否定

通胀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时间问题。

它重新评估过去的努力，让储蓄和固定收入不断贬值。当合法积累无法维持安全感时，人们自然寻找“跨越结构限制”的机会。

骗局正是利用这种焦虑。

2. 老龄化：资产与风险承受能力分离

老龄社会的核心矛盾不是人口老，而是：

资产集中在最不愿承担风险、也最难识别新风险的人群手中。

他们依赖权威、害怕麻烦、倾向相信“正规渠道”，这使得诈骗可以轻易伪装成制度的一部分。

在这里，问题不是老人不够谨慎，而是制度没有为技术变化提供对应保护。

3. 技术断层：认知差成为新的资源

现代诈骗并不依赖高智商，而依赖技术代差。

当一部分人熟悉数字金融、AI工具、跨境支付，而另一部分人仍然依赖电话和纸质信任时，信息差本身就变成可开采的资源。

诈骗的本质不是欺骗，而是利用认知结构的不对称。

三、真正尖锐的问题：为什么诈骗长期得不到根本遏制？

这里才是制度批判的核心。

刑事诈骗往往具有几个特征：

• 跨地区、跨国；
• 金额分散；
• 取证困难；
• 执法成本高。

从纯粹的系统计算角度看，全面打击的成本极高，而社会稳定收益有限。

于是现实中形成一种隐性的结果：

诈骗违法，但治理优先级有限； 损失由个人承担，责任被个体化。

一旦社会叙事变成：

“你怎么会相信？” “是你自己不小心。”

那么风险就已经成功从系统层面转移到了个人层面。

羞辱受害者，本质上是一种免责机制。

四、诈骗为什么是现代社会的“理想灰色出口”

相比直接剥夺或强制再分配，诈骗具有几个系统优势：

• 不需要立法；
• 不需要公开承担责任；
• 不引发集体对抗；
• 损失被分散到个体家庭内部消化。

从制度视角看，它是一种低噪音的风险释放方式。

这并不意味着制度主动制造诈骗，而是说明在某些阶段，系统缺乏动力彻底消灭它。

因为它不会立即威胁整体运行。

五、问题的危险之处：这不是危机，而是长期过渡状态

历史上类似阶段往往持续十年以上。

其典型后果包括：

• 老年群体财富快速流失；
• 社会内部信任下降；
• 家庭内部产生代际冲突；
• 受害者被道德化指责。

最危险的不是诈骗本身，而是信任结构被侵蚀。

一旦人们默认“任何机会都是骗局”，经济与社会合作成本都会上升。

六、真正的结论：诈骗不是异常，而是警报

诈骗规模化出现，往往说明三件事：

1. 正常上升路径变窄；
2. 风险开始向个体转移；
3. 制度保护滞后于技术变化。

它不是社会崩溃的标志，而是制度调整尚未完成的信号。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骗子，而在于：

当一个社会越来越依赖个体的警惕、自救与运气来对抗系统性风险时，问题已经不再是骗子为什么存在，而是制度是否仍在承担它原本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

如果风险持续向个体转移，而保护机制始终滞后，那么制度并没有消失，它只是逐渐停止为大多数人提供确定性。而合法性的流失，往往正是从这一刻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