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陈廷敬在山西老家闭上了眼。
噩耗传到京城,康熙爷那边的动静挺让人琢磨不透。
他不光派了老三带着大臣去吊唁,还亲自提笔写诗悼念,心疼得不行。
搁在大清官场,能落个好下场的大臣屈指可数,死后还能让皇上这么高规格对待的汉臣,那更是凤毛麟角。
如今咱们去趟山西晋城阳城的静坪山,还能瞅见陈廷敬的坟头。
那是块风水极佳的地界儿,十米高的大牌坊立着,正楼上头刻着“皇恩宠赐”四个字。
虽说日子久了,当年的金光闪闪看不着了,但那股子灵气劲儿还在。
这就不禁让人纳闷:凭啥是陈廷敬?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伺候了康熙大半辈子,人家不光保住了命,还混成了康熙离不开的铁杆心腹,家里头更厉害,攒下了“一门九进士”的好名声。
不少人觉得这是命好,或者是他太会“来事儿”。
确实,这人情世故他懂。
可你要是细琢磨他这辈子那几个节骨眼,你会发现,他的“会做人”绝不是那一套圆滑的和稀泥,而是在做决定的紧要关头,心里那算盘珠子拨得比谁都明白。
尤其是在“钱袋子”和“印把子”这两件事上,他算出的账,简直就是大清名臣的标准答案。
咱们把日历往前翻,聊聊陈廷敬刚跟康熙搭上线那会儿。
这里有个挺逗的段子,虽说有些书里把它往后排了,其实是康熙八岁那年的事。
那会儿皇上刚坐龙椅没几天,还是个贪玩的孩子。
下了课,小皇上冷不丁喊住陈廷敬,张嘴就来:“老陈啊,借点钱花花呗。”
这一下把陈廷敬整蒙了,问皇上借钱干啥。
八岁的康熙歪着头,理直气壮:“拿着玩呗!”
陈廷敬后来的回话,常人听了估计得笑他是个榆木脑袋。
他板着脸回道:皇上要钱花,等臣领了工资,再借给您。
康熙一听脸就拉下来了,哼道:你那点死工资够干啥?
我要的是国库里的银子,弄个三五万两,朕才能痛快玩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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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儿,摆在陈廷敬跟前的,其实是个要命的大坑。
咱们琢磨琢磨当时的情形:皇上年纪小,想动国库的钱找乐子。
要是那种想钻营的臣子,脑子一转肯定想:这是讨好主子的好机会啊,区区几万两,对国库来说那是九牛一毛,把小主子哄乐呵了,往后升官发财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可要是那种死心眼的直臣,搞不好当场就得撞柱子,大骂皇上玩物丧志。
陈廷敬没走这两条道,他选了个看似不近人情其实逻辑严丝合缝的路子。
一听康熙要动国库,他眉头拧成个疙瘩,立马严肃起来:朝廷有规矩,国库里的银两,谁都不能乱动。
皇上,恕臣不能把国库的钱借给您!
看懂他的逻辑没:
第一,私房钱(俸禄),我有交情,也有师生情分,能借。
第二,公家的钱(国库),那是国家底线,一分都别想动。
八岁的小康熙虽说不乐意,但也只能算了。
这事乍一看是陈廷敬不给面子,把小领导给得罪了。
可把时间线拉长了看,这把陈廷敬可是赚翻了。
过了些年,康熙掌了大权,长成大小伙子了。
再想起这茬儿,恭恭敬敬跟陈廷敬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那时候朕岁数小,不懂事,老陈你做得对!
为啥康熙能这么说?
因为当皇上的长大了最怕啥?
最怕身边人没规矩,拿国家的钱不当钱。
陈廷敬当年的拒绝,正好证明了他是个能托付江山社稷的人。
这种信任感,靠溜须拍马是换不来的,那是靠死守底线守出来的。
到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皇上给了陈廷敬一个肥缺——让他管钱法,也就是负责铸铜钱。
这又是个考验脑子的时候。
那时候是个啥情况呢?
铜钱死贵,市场上不够用,老百姓买卖东西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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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老派当官的套路,最省事的法子就是:狠狠打击私自铸钱的,加强官方管控。
这符合儒家那一套重农抑商的老理儿,政治上挑不出毛病,可实际上啥问题也解决不了。
陈廷敬上任后,没窝在办公室里瞎琢磨,而是亲自跑去搞调查。
他扒拉算盘一算,发现病根在于官家铸钱成本太高、太慢,而民间的矿产都在那儿闲置着。
于是乎,他拍板做个了在当时挺大胆的决定。
他给朝廷提了两条路子:
头一条,造分量更轻的新钱,省成本,多造点。
第二条,那是建议朝廷解除“开矿禁令”。
啥意思?
就是准许老百姓自己去挖银矿、铜矿。
当然了,不是白挖,官府得盯着,还得收税。
这招的核心就是四个字:官民两利。
不让百姓挖,矿就在山沟里睡觉,朝廷没进项,百姓没钱赚,市面上缺钱用。
要是放开了,百姓腰包鼓了,市场活了,朝廷税也收上来了。
康熙琢磨了一番,点头应了。
效果那是立竿见影,矿业蹭蹭往上涨,清廷的矿税翻着倍增,整个清初的经济盘子都被盘活了。
这一手,让康熙看明白了,陈廷敬不光是个品德好的教书先生,更是个懂经济、能干实事的能臣。
这也解释了为啥康熙越来越离不开他。
毕竟,只会讲大道理的老师满大街都是,能帮皇上搞钱抓经济的老师,那才是稀缺货。
时间来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陈廷敬的权势到了顶——当上了吏部尚书。
这可是管着全国官员帽子的大权,也就是俗话说的“天官”。
这会儿,摆在陈廷敬面前的坎儿不是“事怎么干”,而是“人怎么做”。
那阵子,无数想谋个好缺的官员,带着金银财宝排队登门。
陈廷敬家的门槛都要被踩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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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还是不收?
这账其实挺难算。
官场讲究个花花轿子人抬人,你要是假清高,保不齐得罪一大帮子同僚,往后工作没法弄。
可陈廷敬心里这账是这么盘的:我现在已经位极人臣了,康熙爷最恨啥?
恨结党营私,恨吏治烂透了。
所以,他做绝了:严令家里人,凡是有手脚不干净、想送礼走后门的,一个都不许放进门。
礼物全退回去,后门全堵死。
这做法,当时可能被人骂“不通人情”,可往长远看,这才是保全这一大家子的唯一法子。
回头瞅瞅陈廷敬这一辈子,从二十岁中进士当庶吉士,到三十四岁给皇上讲课,再到后来的一品大员。
他其实一直都在做“减法”。
皇上小时候想玩,他减掉了“纵容”;
国家缺钱的时候,他减掉了“死规矩”;
自己权势滔天的时候,他减掉了“贪念”。
1710年,陈廷敬岁数大了,耳朵也背了。
这时候他又走了一步高棋:申请退休。
康熙准了,让他回老家颐养天年。
回山西后,康熙爷也没忘了他,甚至亲自跑到他在北留镇的老窝,挥毫写了“午亭山村”几个字。
晚年的陈廷敬跟青山作伴,专心教导子孙。
在他的调教下,陈家后来出了好些举人进士,甚至赢得了“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词林”的美名。
1712年,七十五岁的陈廷敬安详地走了。
再看一眼皇城村静坪山的这座坟茔,虽说如今清净了不少,没了当年的热闹劲,但那高高耸立的牌坊和“皇恩宠赐”的大字,还在默默念叨着一个理儿:
在历史的大浪淘沙里,真正的高明,不是算计别人太聪明,而是知道啥钱烫手不能拿,啥权不能乱用,啥时候该往前冲,啥时候该往后撤。
这笔账,陈廷敬算了一辈子,也赢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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