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糊河北，铁打燕赵雄兵；百万八路军，河北籍战士缘何占比六成多

1945年8月，也就是那个闷热的夏天，日本人投降了。

延安总部的电报飞向各战区，命令很简单：赶紧查人头，把家底盘清楚。

这可不是为了开庆功宴，而是为了那盘更大的棋——把拳头收回来，准备往东北那边打。

账本很快送到了首长桌上，数字看着真提气：八路军全伙加起来103万人。

这里面，硬碰硬的主力有66万，刚升级上来的地方武装也有37万。

可参谋们把这103万人的籍贯一扒拉，冷汗下来了：这百万雄师里，河北籍的老乡居然占了六成还要多。

这是啥概念？

随便在大街上拉住三个八路军战士，哪怕闭着眼猜，也有两个是河北口音。

还有个数据更让人心里哆嗦。

河北各个县呈上来的底册显示，这八年里，前前后后报名参军的人数，加起来有144万。

你算算这笔账：144万人走出家门，等到胜利那天，队伍里剩下的河北兵只有60多万。

这中间巨大的差额，逼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后背发凉的问题：剩下的人，哪去了？

想弄明白这事儿，咱们得把日历翻回1937年9月。

那时候，八路军主力刚过黄河，正往火线上赶。

说是主力，其实兜里比脸还干净。

国民政府那边卡脖子，只给了三个师的编制。

按一个师一万五千人算，满打满算也就四万五千人。

把家底摊开来看：

115师算是富裕户，底下有两个旅加一个团，凑了一万五千五百人。

120师有两个旅，一共一万四千人。

129师也有两个旅，勉强凑了一万三千人。

这还不算完，为了防止老家陕甘宁边区被人抄了后路，120师和129师还得各留一个主力团和师部机关看家。

这么一减，这两个师真正能拉上去打鬼子的，加一块儿还没人家115师一个师人多。

这就给指挥员出了个大难题：这点人撒出去就像胡椒面，到底该往哪儿扎根？

摊开地图，摆在眼前的路其实就四条：山西、河南、山东、河北。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山河四省”。

咱们替当时的首长盘盘道。

先瞅瞅山西。

那是阎锡山的地盘。

这个精得像鬼一样的老军阀，算盘珠子拨得啪啪响：既想借日本人的刀杀八路军，又想借八路军的手挡日本人。

有人提过，山西武乡县一共14万人口，出了1.4万八路军，这不就是山西支持咱们的铁证吗？

这事儿确实挺让人感动，但在整个山西，这属于特例。

阎锡山嘴上喊着“十年不征山西兵”，其实是为了把肉烂在自己锅里。

到了1939年，为了争夺山西新军那点控制权，阎锡山那是真翻脸，直接动了刀子。

当四千多名曾经并肩作战的山西新军把枪口对准咱们时，这条路就算是堵死了。

总部为了顾全大局，只能一狠心，放弃了肥沃的平原，钻进了穷得掉渣的山沟沟。

再看看河南。

那是汤恩伯和各路草头王的天下。

豫北蹲着孙殿英、石友三，豫中全是汤恩伯的嫡系。

这帮人打仗是稀松二五眼，但发钱是真大方。

中央军的饷银足，对老百姓来说，反正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有钱拿总比干义务兵强。

咱们在河南跟他们抢兵源，那是真费劲。

山东呢？

山东老乡总自豪地说家乡是靠自己打回来的。

这话不假，山东人那是出了名的硬骨头，可那边的局势也是乱成了一锅粥。

再加上手里攥着20万大军的沈鸿烈。

这帮人名义上抗日，实际上是占山为王，私底下跟日本人不清不楚。

特别是那个沈鸿烈，阴损得很。

他不怎么打鬼子，专门盯着八路军下黑手。

光是折在他手里的团级以上干部，少说也有七八个。

再加上后来湖西和泰山根据地自己搞整顿，弄得人心惶惶，山东这步棋也是走得磕磕绊绊。

把这三个都划掉，剩下的那个选项，乍一看是个死局——河北。

为啥说是死局？

因为连国民党的正规军都不要这块地了。

卢沟桥那边枪声一响，国军跑得比兔子还快。

理由找得挺冠冕堂皇：第一，河北是大平原，没遮没拦的，没法守；第二，怕两线作战吃不消，想集中兵力在长江边上跟鬼子决战。

在蒋介石的如意算盘里，河北就是个弃子。

可八路军算的账跟蒋介石不一样。

咱们看到的不是地形，是活生生的人。

河北这地界，地肥人多。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老百姓被鬼子祸害惨了，肚子里憋着一股火，就差有人点个火星子。

1937年9月26日，这个火星子亮了。

115师有个叫李博元的小干事，在唐县军城南下苇村，试着搞了搞动员。

结果一下来了50多个猎户。

这帮爷们儿自带火铳，枪法那是没得挑，拉出去就能干仗。

李博元那会儿估计做梦也没想到，他这无心插柳的一下，直接把八路军在河北的“扩军外挂”给续上了。

那速度快得吓人。

115师独立团，不到两个月，队伍像吹气球一样膨胀了一万多人，直接整编成了四个大队，对外号称“独立第一师”。

115师685团的一个连，靠着这个底子拉起了第四军分区，底下四个主力团，其中第5团的人数长期顶在五千以上，那是当时八路军里的巨无霸。

344旅在平山县，不到十天功夫，硬是拉起了一个689团。

罗荣桓在阜平县，眼皮子一眨，又扩充了四千多人。

原来那个只有一万五千人的115师，一下子撑得不得不搞第一次分家。

这种井喷式的发展不光是在115师。

129师刚过河的时候，全师才九千一百人。

后来他们在河北一口气组建了11个新编旅，其中9个都在河北地界上。

那个有名的渤海独立旅，也就是“刘其人师”，完全就是靠河北沧南九个县的民兵营捏合起来的。

到了1940年，八路军在河北拉起来的团级单位超过了400个，占了全军总数的七成还多。

冀中军区甚至有了个外号，叫八路军的“兵工厂”。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纳闷：既然拉队伍这么容易，最后咋就牺牲那么大呢？

这就要回到那个最残酷的现实：河北是平原，也是鬼子眼皮子底下看管最严的地方。

有个数据很少有人提：鬼子在河北常年蹲着二十多万大兵，比山东、河南、山西三个省加起来都多。

有人比划过，鬼子在青岛、潍坊、威海这三个战略要地的驻军加一块儿，也就顶得上河北平山、灵寿、行唐这三个县的鬼子数量。

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手里拿着土枪的农民，面对武装到牙齿、密密麻麻的日军机械化部队，那简直就是拿命去填。

那个“大县走团，小县走营”的规矩，执行了不到两年就歇菜了。

为啥？

人死得太快，补不上了。

征兵的门槛一降再降，岁数放宽到了十六岁，后来甚至十二三岁的娃娃兵也得顶上去。

咱们看几个冷冰冰的数字，那背后可都是一条条鲜活的人命：

沧县，那是人口大县，七万多后生参军。

打完仗活着回来的，只有两千八百多人。

活下来的不到4%。

任丘，两万多人走了，回来的不到四千。

饶阳，巴掌大的一个小县，一万人参军，最后剩了不到三千。

滦南县，两万一千四百人上了战场，最后只剩两千四。

最让人揪心的是1938年的冀东大起义。

那时候，二十多万农民举着土枪土炮闹革命。

八路军派了第四纵队去接应。

这本来是个壮大力量的好机会，可指挥员脑子一热，做了个要命的决定：带着这支庞大的、连队形都站不齐的队伍，从平原往平西山里撤。

这一撤，就成了死亡行军。

鬼子像疯狗一样围追堵截。

五万多人的队伍，最后只有三千人活着爬进了平西。

这一路上，倒下的烈士遗体，把路都铺满了。

走到半道上，冀东将领李运昌觉得不对劲，带着不到一千人杀了个回马枪，回到冀东坚持打游击，这才把火种保下来，后来慢慢发展成了跨越22个县的根据地。

这也就解释了，为啥1945年点名的时候，虽然河北籍战士占了六成，但那个“144万参军”的数据会显得那么刺眼。

整个抗战期间，八路军牺牲的团级以上干部有3438人，这里面有一大半是河北人。

这还没算上像佟麟阁、范筑先这样的32位国军高级将领。

1945年的那次普查，与其说是在数人头，不如说是一次幸存者的点名。

国军不要河北，是因为算了一笔军事账：平原没法守，守了就是送死。

八路军死磕河北，是算了一笔政治账：只要人心在，江山就在。

但这笔政治账的代价，是144万河北子弟拿命填出来的。

河北流传着一首民谣，那笔账算得更清楚，听着也更让人心碎：

“最后一把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寸布，拿出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到部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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