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入殖民网格 躬行求索正道，九十年代赴日研学的坚守与实践思考

马顺军作品

二战后的世界格局，被美国华尔街军工复合体编织的资本殖民网络悄然笼罩。这个秉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利益集团，摒弃了英帝国直接占领国土、亲自执掌社会管理的殖民模式，转而以“扶持代理人”的手段实现低成本的全球控制——从保留日本天皇，到扶持蒋介石、李承晚、吴庭艳等亲美势力，一套经“优化”的经济殖民体系逐步成型。前苏联解体后，这一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愈发完善，“亚洲四小龙”被包装成普适性的发展样板，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向全球兜售，试图将各国裹挟进其单极世界的殖民网格，这股思潮也在90年代的中国掀起阵阵讨论，而我因供职财政部的工作契机，成为这场思潮的亲历者与清醒的旁观者。

彼时，与西方政府官员的会谈常在财政部展开，而世界银行钓鱼台国宾馆代表处、IMF东四十条桥东南角港澳中心代表处，更是我频繁到访的地点。无论何种场合，“四小龙经验”都是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仿佛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标准答案。国内也不乏追随者，相关材料被大量翻译整理出版，各级政府的专题研讨会接连举办，声势浩大。但我从内心里从未认同这种思维方式：中国是东方文化大厦的支柱，是昂首前行的大龙，而非依附于西方体系的附庸；毛主席“超英赶美”的嘱托早已刻在心中，作为立志为这片土地谋发展的人，我深知，融入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殖民网格，绝不是中国该走的道路。

1993年，我获IMF奖学金赴日本琦玉大学政策科学科学习国家经济政策，这成为我远离西方话术、躬身求索实用发展经验的重要契机。彼时的我，住在琦玉大学国际交流会馆50多平米的大房子里，房租仅为象征性收取，学校组织参观日产、丰田、神户制钢等日本大企业时，路费全额报销，还有专项生活补贴，日方为我们提供了优渥的学习与生活条件。放寒假时，学校邀请美国专家安·艾米格开设专题seminar，核心内容仍是介绍“四小龙经验”，因并非IMF规定的必修课，我毫不犹豫选择逃课——比起课堂上被精心包装的“样板理论”，我更想触摸日本经济真正的肌理，去探寻中国当时最迫切需要的发展经验。

在同为琦玉大学留学、任职于山东建材学院外事工作的学友刘金生的支持与介绍下，我走进了日本琦玉的一家中小企业——三浦先生的图书邮购中心。出发前我曾忐忑，这般唐突拜访，对方是否会接纳？但最终还是下定决心，不成便当郊游，总要为求索真知试一试。8点30分的上班时间，我们准时抵达公司，远远便看见三浦先生开着架子运输车搬运货物，这位毫无老板架子的经营者，与3-5名管理人员、文员同处一间简洁的办公室，闲暇时便扎进仓库与员工一同干活，这份勤勉让我心生敬意。因事先约定，我仅以琦玉大学留学生的身份相见，未透露财政部副处级干部与IMF奖学金生的背景，三浦先生欣然接纳了我，甚至坦言，希望以提供工作机会的方式帮助琦玉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每次一人，还嘱托我学业完成后，为他介绍优秀的中国学生前来，这份善意，在日本经济泡沫后紧缩、本国人找工作都极为困难的背景下，更显珍贵。

这段打工经历，让我近距离接触到日本中小企业的管理与经营内核，也成为我撰写《日本中小企业融资和管理的思考》的核心素材——这份后来提交给部领导、并被转发至国务院领导的报告，正是此次打工经历的主要成果。在三浦先生的图书邮购中心，我的工作是按订单分拣图书、音像资料，送至包装线核验发货，这里有着近乎严苛的质量把控：新书封面的一丝灰尘，若清理不净便直接归入废品箱；音像制品外包装塑料纸的一点破损或褶皱，都会被作报废处理。三浦先生的话点醒了我：“邮购公司没有向客户解释的机会，100%的完美，才是留住客户的根本。”这里也有着严谨的工作节奏与温暖的人文关怀，日本员工皆是小跑着干活，10:30与15:00的两次工间休息，办公室员工会为每个人备好茶水，专属的茶杯各有不同，唯有我与刘金生的茶杯由公司提供、贴有专属标识；公司统一准备的午餐，三浦先生为我定下了1200日元的最高标准，远高于普通员工的1000日元与临时工的800日元，这份特殊的照顾，让我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别样的温馨。

而最让我感念的，是三浦先生对我求知欲的成全。初到公司时，我便趁机提出，希望中午休息时向他请教企业管理、融资的相关问题，他虽友善答应，却因话语谨慎，前两次交流并未深入，刘金生回国后，语言不通更让交流陷入停滞。一次我带着IMF关于亚洲经济奇迹的英文汇编资料到公司，想趁午休翻看，被三浦先生撞见，他见我一目十行阅读厚本英文书的模样颇为惊讶，翻看过资料后，竟特意请来当地的英语老师充当翻译，与我深入交流日本中小企业的管理逻辑、融资路径，这些一手的实践经验，为我研究日本中小企业提供了最珍贵的素材。彼时我心中暗忖，这般英语交流本是家常便饭——在财政部，我常为领导人会见外国政府、国际金融机构高级官员担任翻译，但这份身份，我始终未曾透露，不愿因自己的公务人员身份，辜负三浦先生的真诚与信任。

此次打工的目的达成后，恰逢NHK电视台采访我们这些来自7个国家中央政府经济部门的学员，我们的形象登上了日本晚间7:30的黄金时段，不久后日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频道也对我们进行了采访，声音传遍世界各地。为避免IMF官员对我的打工动机产生误解，我将从中国东北来琦玉大学自费留学读博士的谢红军先生介绍给三浦先生，让这份中日民间的交流与善意得以延续。

事实上，此次赴日的研学与打工，只是我1990-1994年多国考察的一部分。1990年，我便首次赴日，专门学习资产评估与转移定价税制；此后数年间，我先后赴美国、日本、英国、北欧诸国，乃至泰国、印度等多个国家实地考察，走遍东西方不同经济体，接触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践，这些跨地域、跨类型的考察经历，最终凝聚成《比较美国资本主义和日本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一文——这份并非仅凭日本经历、而是融合多国考察见闻的综合报告，是我对不同经济制度的深度思考，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大搞拿来主义”的主张：中国的发展，不应盲从某一种模式，而是要取美国经济管理中的先进之处，融日本社会管理、中小企业发展中的合理内核，构建兼具两者优势、贴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如今回望，中国的发展成就早已令世界瞩目，美日等国的“不甘”与“难受”实属正常。特朗普的聒噪，不过是美日两国发泄情绪的出口，如同人体消化系统中大肠和肛门的功能一般，无伤大雅。但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美国华尔街军工复合体的霸权本质从未改变，其编织的资本殖民网络，依旧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而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更是甚嚣尘上，高市早苗喊出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面临生存危机”，不过是历史上日本侵华时的口号翻版，无异于对中国的宣战。

历史不容遗忘，罪恶必须清算。二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东方战场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冈村宁次、裕仁等战犯虽已离世，但他们的历史罪责从未被真正洗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留有缺憾，对这些战犯的罪行重新清算，并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给历史一个正确的交代，给现在一个严肃的警告，给未来一个明确的指引——任何妄图复活军国主义、干涉他国内政、破坏地区和平的行径，都必将被历史的车轮碾压。

回望90年代的多国考察与赴日打工经历，我自己未曾被西方的殖民话术裹挟，始终坚守着为中国寻找适合发展道路的初心。从拒绝盲从“四小龙经验”，到躬身走进日本中小企业探寻真知，从走遍东西方多国考察不同经济制度，到撰写两份贴合中国发展需求的报告，我始终坚信，中国作为东方的大龙，发展道路注定要由自己走出。中国的繁荣富强，从来不是靠依附西方、融入他人划定的网格，而是靠立足自身国情，靠兼收并蓄各国优秀经验，靠一代又一代人的实干与坚守。而在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历史正义、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的征程上，我们始终步履坚定，一往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