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唐朝失去的西域，要等到近千年后的清朝才能收回？

公元1690年，咱们把目光投向赤峰南边的乌兰布通，离北京城也就七百里地，平地冒出了一股子杀气。

准噶尔部的汗王葛尔丹，手里攥着两万铁骑，硬是把大营扎到了大清国都的眼皮子底下。

这帮骑兵要是撒开蹄子狂奔，顶多三天，北京城头的大兵就能看见他们的马鞭子。

康熙皇帝这回气得直哆嗦，脸都绿了。

他没法不急，因为葛尔丹这招实在是太阴损——这家伙完全不按套路出牌，没像几千年来西北那帮羌胡一样去死磕关中要塞，而是直接捅穿了蒙古高原，绕到了北京的大后方。

这要是让他得逞，康熙弄不好就得变成被俘虏的宋徽宗，大清也就只能剩下半壁江山，跟南宋一个德行。

没得选，清朝随后拍板了一个让后世史学家琢磨了很久的决定：哪怕耗尽康、雍、乾三代帝王的心血，折腾七十年，烧掉上亿两白银，也得把几千里之外的西域（新疆）给拿下来。

好多人觉得这是为了图个“大一统”的好名声。

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这是一笔为了活命而算的冷血账。

而在清朝之前，汉人王朝拿着算盘噼里啪啦算了一千年，得出的结论却只有两个字：

不管。

咱们得琢磨琢磨，为啥唐朝一过，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热情就跟跳崖似的往下掉？

要知道，在汉唐那会儿，西域可是朝廷的心头肉。

汉宣帝搞了个西域都护府，那运粮的成本高得吓人——“运十车粮食，只有一车能送到”，可这冤枉钱必须得花。

唐太宗设了安西四镇，哪怕吐蕃大军把城围得像铁桶一样，只要大唐还有一口气，就绝不肯撤退。

这里头的门道，全看国都在哪儿。

汉唐都定都长安。

长安这地界，看着有“四塞之险”，实际上睡觉都不踏实。

特别是西北那个方向，萧关看着挺险要，可六盘山脉南北也就一百多公里，游牧民族骑着马稍微绕个弯，就能像逛自家后花园一样冲进关中平原。

再看西边的大散关，都快杵到宝鸡家门口了，真要让人打到那儿，皇帝晚上哪还能合眼？

这么一来，对于住在长安的皇帝来说，祁连山和贺兰山必须死死攥在手心里。

光这样还不够。

胡人手里有马，打得赢就抢，打不赢就跑。

往北跑得冻成冰棍，往东跑是大海，唯一的活路就是往西——去西域回血。

西域北边是天然牧场，南边是做生意的城邦，有钱又有粮。

匈奴人、突厥人一旦在这儿把气喘匀了，回头又能给长安找麻烦。

这就是为什么汉唐非要经营西域，不是为了那几串葡萄和汗血马，而是为了砍断胡人的“右臂”。

这是一笔国防开支：花在西域的银子，是为了省下在关中打保卫战的命。

哪怕到了唐玄宗那会儿，安西和北庭两个都护府的兵加起来也就四万多人，硬是牵制了吐蕃几十万大军。

这四万人，绝对是大唐最划算的一笔买卖。

可这笔账，到了五代十国，突然就算不平了。

因为大唐塌了，长安也成了废墟。

朱温逼着唐昭宗搬家去洛阳，后来石敬瑭又把家搬到了开封。

打那以后，长安就彻底失去了当国都的资格。

特别是到了北宋，赵匡胤把屁股安在了开封。

这时候，你再把地图摊开瞧瞧，局势完全变了样。

开封趴在河南的大平原上，四周光秃秃的无险可守，头顶上还悬着一条随时可能发脾气的黄河。

对于北宋来说，要命的根本不是远在西北的党项人（西夏），而是正北方的契丹人（辽）。

契丹人要是南下，跨过燕山，那就是一马平川的河北，没几天就能杀到开封城墙根底下。

于是，对于赵家皇帝来说，算盘是这么打的：

拿回燕云十六州，卡住燕山防线，那是保命的大事，砸锅卖铁也得干。

至于西域？

那地方离得也太远了。

党项人就算把西北打了个稀巴烂，想杀到开封，还得先凿穿整个关中，再打通半个河南。

这中间几百里地，足够大宋朝廷反应好几轮了。

这就难怪北宋对西夏的态度特别有意思：能打就打，打不赢就给钱送岁币，反正只要你不往开封这边凑，那块穷地方你爱咋折腾咋折腾。

你也就不难理解，为啥北宋为了燕云十六州能跟辽国死磕，甚至不惜毁约搞“海上之盟”引狼入室，却对恢复汉唐故土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种“扔掉西域”的论调，到了明朝那是登峰造极。

明朝虽然把元朝赶回了草原，但朱元璋这人特别务实。

洪武年间，哈密主动来投靠，明朝一只脚算是踏进了西域。

可朱元璋的反应冷淡得很。

他问底下的官员：谁乐意去哈密当官？

结果朝堂上鸦雀无声，没一个人吱声。

要是换了别的事，朱元璋早就把人皮剥了塞草了。

可这回他没发火，因为他心里也觉得那地方没油水。

最后也就是随便调了点蕃兵去凑数。

到了他重孙子朱瞻基手里，这笔账算得更精明了。

那时候大明手头紧，哈密那边的蕃兵闹着要回家。

朱瞻基一琢磨，每年还得往那边倒贴钱，干脆顺水推舟，撤了拉倒。

打那以后，大明对西域的态度就一个：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

这背后的深层原因，除了地缘政治，还有钱袋子往南挪了。

唐朝天宝年间，北方的粮食产量还压着南方。

可经过安史之乱和五代十国的折腾，北方经济算是废了。

到了宋元时期，南方的人口和财富已经占了绝对大头。

明朝定都北京，政治中心在北边，钱袋子却在南边。

嘉靖年间，为了维持北京和北方边防，江南每年要运四百万石漕粮，就这样还经常欠费。

要是再开辟西域战场，大明的财政当场就得崩盘。

所以，明朝哪怕把安南（越南）打下来又丢了，也没人觉得可惜。

至于西域，更是想都不敢想。

没威胁，没赚头，还得倒贴钱。

这就是宋、元、明三朝把西域晾了近千年的根本原因。

直到葛尔丹横空出世。

清朝入关后，定都北京。

照着汉人王朝的老经验，北京的威胁主要来自东北和正北。

偏偏葛尔丹是个打仗的鬼才，他玩了一手战略大迂回。

他先把漠西蒙古给统了，控制了西域，然后把这儿当基地，一拳打穿了漠北蒙古（也就是今天的外蒙古），直接把刀架在了大清的龙兴之地——东北，以及国都北京的脖子上。

这会儿，康熙手里的算盘珠子必须重新拨弄了。

如果还是像明朝那样对西域不闻不问，准噶尔汗国就会像当年的匈奴一样，在西域拥有源源不断的造血能力。

他们可以随时从蒙古高原往东往南冲，让北京永无宁日。

这已经不是“要不要开疆拓土”的事儿了，而是“爱新觉罗家还能不能坐稳江山”的生死题。

于是，清朝哪怕把国库掏空，也要跟准噶尔死磕到底。

这场仗打得那叫一个惨。

康熙亲自上阵，雍正专门设个军机处来搞钱粮，乾隆最后才算彻底摆平，前后耗了七十多年。

如果没有葛尔丹这一逼，以满洲人原本只在乎满蒙那点基本盘的尿性，他们大概率也会像明朝一样，守着嘉峪关过日子。

汉唐守西域，是为了保长安；宋明弃西域，是因为保不住也没必要；清朝收西域，是因为被人拿刀顶在了嗓子眼上。

说到底，咱们今天能有这么大的版图，还得“感谢”那个让康熙咬牙切齿的葛尔丹。

正是他用战争这种极端的方式，逼着中原王朝重新把这笔账算了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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