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世控制权之争到巴拿马港口被收回，中国资本出海面临挑战

2026年2月12日，闻泰科技一纸“极为失望、强烈不满”的声明，将安世半导体控制权僵局再次推至台前。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不久前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和记黄埔运河港口特许经营权违宪，要求立即启动收回程序。

两件事横跨亚欧美，产业迥异，却共同指向一个冰冷现实：中国资本出海，正在遭遇一种前所未有的系统性拒止——不是输给市场，而是输给规则；不是败于竞争，而是被“合法”剥夺。

一、安世困局：股权即控制权的神话破灭

闻泰科技耗资340亿元拿下安世半导体绝对控股权，却在荷兰一纸“临时措施”下沦为沉默的财务投资人。股东被禁止参与经营，实控人被罢免董事职务，而这一切发生时，连正式的调查结论都尚未出炉。

若荷兰企业法庭的逻辑是典型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企业本体优于股东，稳定优于效率。但是，这一逻辑在现实中发生了异化——临时措施本身变成了权力武器。被调查的管理层不仅未被停职，反而在被冻结的真空地带获得了不受股东制约的支配权，闻泰声明中“切割核心资产”的指控，若属实，意味着这家中国重金收购的半导体龙头，正在被“合法肢解”。

这种既当又立的做法，将安世案深层风险彻底暴露出来，这远非地缘政治打压可以概括。这是一种法律程序工具化的治理漏洞：当“保护企业”成为剥夺股东权利的万能理由，当“调查期间”沦为事实上的权力重组窗口，任何海外并购的产权根基都已松动。股权也不再是控制权的门票，而只是一张随时可能被注销的收益凭证。

二、巴拿马港：契约安全的集体幻觉破灭

如果说安世案是“程序正义”下的权利冻结，巴拿马运河港口案则是“溯及既往”下的合同撕毁。

和记黄埔自1997年运营巴尔博亚、克里斯托瓦尔两大港口，25年间投资数亿美元，将运河大西洋、太平洋两端打造成拉美最繁忙的物流枢纽。2021年，巴拿马政府同意续约至2047年——这本应是中国企业深耕拉美基础设施的典范。

然而在2025年底，巴拿马最高法院以“违宪”为由裁定续约无效，要求收回资产。

法律理由何在？法院认为1997年原合同未经立法批准，构成“永久性特许”，违背宪法。但这一“违宪状态”已延续28年，期间巴拿马政府多次确认合同有效性，并收取巨额租金。为何偏偏现在“发现”违宪呢？

笔者认为，这不是法律纠错，而是在地缘博弈的背景下，巴拿马官方政治决策的司法包装。如果在运河主权这个民族情绪敏感带上，任何一届政府都可以通过“捍卫宪法”获得合法性，但对于投资者，无论合同签署多正规、续约程序多完备，都可能在几十年后被一纸裁决清零。

三、共性警示：资本出海的“本地否决权”时代

若将两案并置，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是触目惊心。

第一，均属关键基础设施。 半导体是数字时代的石油，运河港口是贸易命脉的咽喉。当资本触及东道国认定的“战略资产”边界，商业规则立即让位于主权逻辑。

第二，均通过法律程序完成剥夺。 荷兰用的是企业法庭临时措施，巴拿马用的是宪法审查。没有暴力征收，没有直接国有化——恰恰是这种“程序合法性”，使中国资本既无法援引投资保护协定，又难以在国际舆论场获得同情。

第三，均发生在全球地缘政治转向之后。 安世案始于2025年10月，巴拿马裁决密集发酵于2025年底。这不是时间巧合，而是欧美及其影响力覆盖区对中国资本系统性收紧的共振。

四、结论：从“出海”到“共生”的范式转型

过去二十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奉行两条铁律：股权即话语权，合同即保险箱。但是，安世案击碎了第一条，巴拿马案击碎了第二条。

至此，中国资本出海已经进入到下半场，风险坐标已从“商业盈亏”切换至“制度安全”。面对随时可能启动的“本地否决权”，任何控股比例、任何法律文本都不足以提供根本保障。

真正有效的护城河，可能不是控制权，而是不可替代性——将自身利益与东道国就业、税收、技术能力深度绑定，直至你的退出本身成为一种不可承受之损失。

这不再是资本的傲慢远征，而是一场艰难的“本地化重生”。那些仍停留在“买买买”思维的企业，将在这轮规则绞杀中陆续退场；而那些学会与被投资国共担命运的资本，才有可能穿越周期的黑夜。

虽然安世和巴拿马的故事尚未终局，但已写下足够沉重的注脚：出海时代结束了，共生时代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