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建国，对罗马共和国的反思与继承一样多｜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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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建国一代而言，罗马不是遥远的古代文明，罗马共和国的兴起、扩张、内战与崩溃，构成了一整套的政治经验。罗马共和国之所以具有如此高的现实相关性，就在于它曾经成功解决过与18世纪美国相似的问题：如何在没有国王的前提下维持秩序，如何在公民自由与国家权威之间取得平衡，并在扩张过程中避免权力集中。

罗马共和国的制度遗产也是负向参照，既提供了共和政体可行的证据，其失败也证明了共和政体最致命的结构性风险。所以当时的北美殖民精英普遍将处境理解为历史场景再现（共和国在权力、战争、派系与人性弱点的夹击下如何避免迅速堕落为专制）。

基于此，本文的分析将集中于制度层面，将围绕一个核心展开：美国政治制度的独特性不完全是对罗马共和国的继承，我认为主要体现在对罗马失败原因的理解程度。正是这种理解使美国制度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对公民美德的高度依赖，转而将政治稳定寄托于结构性不信任之上。

美国建国者们眼中的罗马共和国

如何理解罗马共和国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影响？首先有个前提问题：美国建国者所理解的“罗马”不等同现代历史学意义上的罗马。它是经由古典教育体系筛选、重构并高度政治化的罗马形象，也服务于现实政治判断。

图：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

18世纪的大西洋世界，古典教育是政治训练，拉丁文与希腊文的学习意味着直接接触西塞罗、李维、普鲁塔克、萨卢斯特和塔西佗等古罗马精英。不过这些作者并不以制度细节著称，主要是以道德判断、政治危机和人物命运见长，美国建国一代从这些人中获得的是关于共和国如何兴盛、又如何自毁的叙事结构。

在这一叙事中，罗马共和国被反复呈现为因内部因素而失败的政体，败于派系斗争、权力集中和军事统帅的政治化。此点对当时的美国人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向性，北美殖民地同样缺乏君主传统。面临战时军事权力扩张，并同样存在地区、阶层与经济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罗马的失败因此不被视为古代特例，而被理解为共和国政体的普遍命运风险。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罗马共和国在美国政治思想中承担了三重功能。

第一是反王权的历史证据，罗马驱逐塔克文国王后的共和传统，被反复用来证明政治秩序不依赖世袭君主，对于刚刚与英王决裂的殖民地精英而言具有高度正当化意义。

第二是反民粹的警示案例，罗马共和国后期平民政治的激进化与群众动员被描绘为导致制度失控的重要原因。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民众大会的情绪化决策并不代表民主的进步，而是政治理性崩溃的开端，这种理解直接塑造了美国建国者对“纯粹民主”的不信任。

第三是最重要的，它是反军事独裁的历史范本，从马略到苏拉、庞培到凯撒，罗马共和国的崩溃被归因于军事统帅在政治中的持续介入。军队对个人的忠诚取代了对共和国的忠诚，最终使制度本身失去自我防御能力。这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尤为敏感，因为北美大陆军的存在本身就构成潜在风险。

图：古罗马的政治家 西塞罗

因此美国建国者讨论罗马时，在反复思考“如果我们这样做，会不会走向罗马的结局”，他们真正关注其失控节点，他们对罗马的工具化理解，也能够解释为何美国建国文本中很少出现对罗马制度的系统复述，却充满了对罗马人物和危机的暗示。加图、辛辛那图斯、西塞罗、凯撒，这些名字之所以反复出现，是因为他们象征着共和国在关键节点上的选择与失败。

这也决定了美国制度设计的基本态度：与其追求高强度的政治动员，不如优先防范最坏结果。对这类问题的解决，推动着美国的制度轮廓逐渐成形。

美国立法结构中的罗马影子

美国建国初的政治思想家关心是在缺乏现代官僚体系、成文宪法和民族国家的前提下，罗马共和国维持了数百年的政治连续性，这就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了。在所有制度继承中，美国立法结构与古罗马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最直接，但也容易被误解。

表面看美国的两院制立法机关似乎只是英国议会传统的延伸，但若仅止于此，便无法解释在独立后的制度设计阶段，美国建国者对英国下议院模式保持高度警惕，却对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体表现出持续的兴趣。

图：《独立宣言》上呈大陆会议，主要起草人杰斐逊（右二）与富兰克林（右一）及亚当斯（左一）

这我认为是结构判断，古罗马共和国不是民主国家，但也不简单是寡头政治。它的核心特征在于高度不稳定却长期有效的混合政体：执政官代表行政权与军事权，元老院代表贵族秩序与政治经验，公民大会则体现合法性来源。三者之间既无明确的宪法分权，也无抽象的主权理论，却通过长期惯例与权力交错形成动态平衡。

但美国没有去复刻罗马的权力结构，他们选择更激进的做法，他们将罗马混合政体中彼此制衡的功能，拆解为可被制度化和程序化的单元。

美国立法机关的两院制正是拆解后的核心产物，在制宪会议中两院制是防御机制，建国者普遍认同一个判断：单一立法机构极易被激情、派系或短期利益所劫持。这判断也是源自罗马公民大会的历史，罗马的公民大会在理论上代表公民主权，但实践中常因煽动、收买与恐惧而失去理性判断能力，最终为强人政治打开通道。

所以美国众议院的设计承担明确角色（承载民主合法性，但不拥有制度终局权）。短任期、按人口比例选举，使其能够快速反映社会情绪；但同时它必须与另一个结构性更为迟缓、更不易被情绪操控的机构协同立法。

图：美国的国父们雕像

这一“慢机构”正是参议院，参议院的功能接近罗马元老院的政治定位。但不完全一样，不同于元老院的是，美国参议院没有终身任期和世袭资格，也不能垄断国家治理权。但它继承了元老院最关键的制度功能：对政治决策施加结构性延迟。罗马共和国中元老院通过控制财政、外交与长期政策方向，实质性塑造国家运行轨迹。成员因社会地位、政治经验和终身任职而天然倾向于保守，这种保守性在罗马政治中起到了减震器的作用。美国参议院显然被赋予了类似使命，从制度细节看其继承关系更清晰：参议员最初由州立法机关选举产生、任期长于众议员、选举频率更低；在外交、条约和高级任命中拥有决定性权力，这正是罗马经验在美国制度中的转化方式。

更重要的是两院制在美国并非彼此独立存在，两院都被嵌入更复杂的制衡网络中。任何立法行为必须在不同代表逻辑、选举周期和政治激励的机构之间反复折返。是制度刻意制造的政治成本。

这点与罗马共和国形成了本质差异，罗马的混合政体依赖的是社会阶层之间的长期均衡，一旦均衡被打破，制度便迅速滑向内战。罗马共和国相信贵族的责任感可以长期稳定存在，美国制度则明确假定这种责任感并不可靠，它不要求立法者具有更高的美德，而要求他们处于不利于滥权的位置。美国通过制度本身制造持续的摩擦，使任何一方都难以获得决定性优势。

换言之，美国立法结构的诞生不在乎效率，目的就是降低失控概率。从这角度看，美国的两院制更偏向风险管理，将罗马共和国中以社会身份维系的权力平衡，转化为以程序和任期维系的制度平衡。美国制度不试图塑造更好的人，而是避免让普通人在制度中无法迅速造成灾难。

为什么美国总统不会成为凯撒

如果说美国立法结构的设计是对民意失控的防御，那么行政权的配置反映了美国建国者对罗马共和国崩溃路径的恐惧，在他们看来共和国真正的终结者是掌握军队且能绕过制度直接动员群众的个人。

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上，从马略改革开始，军队逐步从“公民的武装”转变为“将领的私产”。士兵忠诚对象不再是共和国，谁能提供土地、财富和荣誉，士兵就会效忠谁。苏拉、庞培、凯撒的权力基础均建立在私人化的军事忠诚之上，军队成为他们的政治资源，共和制度能否维系下去只看军头们的道德和野心了了。

图：华盛顿与大陆军

历史给出了充分的证据，所以在设计行政权力时，美国建国者的关键就是“如何避免一个新的凯撒出现”，这个问题直接塑造了总统制度的全部特征。

首先总统的权力来源被严格限定为选举授权，总统不是最有声望的将军，也不是自然的社会领袖，而是周期性被选择的行政执行者。这与罗马执政官形成表面相似、实质不同，罗马执政官同样任期有限，但其政治地位高度依赖军事成功，战争本身即是权力来源的一部分。还有总统的任期限制具有明确的反凯撒意味，四年任期、可被否决的连任机制，使总统无法通过长期掌权建立个人政治机器，华盛顿在两届任期后主动退出，也是有意塑造制度先例：总统职位不属于任何个人。

正是在这一行为之后，“不连任第三届”逐渐演变为事实上的宪政惯例，直至后来被正式写入宪法修正案。另外总统对军队的控制被刻意分裂，总统虽为三军统帅却不掌握战争的开启权和军费决定权，这两项权力被牢牢掌握在立法机关手中。罗马共和国晚期的灾难经验表明只要军队可以被持续动员，行政权便有能力绕过其他制度节点直接施压政治系统。美国通过将军权拆解为指挥权、财政权与合法性来源的分离结构，使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经过多重制度门槛。最后，总统在法律意义上不是共和国的化身，被明确界定为“可被追责的官员”（弹劾制度），等于是在不诉诸暴力的前提下，为行政权失控提供出口，虽然不保证弹劾一定成功，但也算是构成持续存在的威慑。

图：美国第一任总统 华盛顿

一个不受约束的执行者，最终将使共和国不复存在，美国总统更接近于被层层制度包围的反凯撒装置。这一系列制度搭建可清楚看到美国对罗马模式的系统性逆向操作，罗马共和国将军事荣耀视为政治资本，美国则将其政治化风险降至最低；罗马通过个人声望维系权力，美国则通过程序消解个人影响；罗马缺乏对执政官的终极约束，美国则将行政权嵌入可被打断、审查和罢免的网络之中。共和国不再依赖某个卓越人物来拯救，应该依赖结构本身。

美国对罗马的超越

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秩序本质上建立在社会身份与道德期待的重叠之上，政治想象依赖高度道德化的假设：公民愿意为了公共利益克制私欲，精英愿意在权力边界前自我止步，将军愿意在胜利之后交还权力。元老的权威不存在成文法赋权，因为其家族传统、荣誉积累与公共责任的长期结合。执政官被信任是因为声望与共和国命运高度绑定，即便是对平民的让步，也依赖对“理性公民”的预设。

这体制在规模有限、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的城邦中，尚能维持平衡，其脆弱性决定了罗马制度的命运。当时的美国建国者认识到这个脆弱性，共和国如果依赖公民美德才能存续，那么它注定是短命的。

罗马共和国试图在政治结构中保存贵族伦理的残余，希望以荣誉和责任延缓权力腐化；美国放弃了幻想，将腐化视为常态，将制度设计为对抗常态的工具，美国不会将共和国的命运寄托于任何形式的道德例外。

在独立战争期间，“公民美德”仍然是动员社会的核心话语，志愿、牺牲与对共和事业的认同推动着大陆军的凝聚力。但战争暴露了其极限，逃兵、军饷拖欠、地方主义与私人利益的优先性，使建国一代意识到在长期、复杂的政治运作中，美德只能作为辅助变量，而不能作为制度支柱。

图：杰弗逊（右）、富兰克林（左）和亚当斯（中）共同草拟宣言的一幕

认知转变在制宪会议期间被系统化为新的政治原则，即不要假设人是善的，而要假设权力会被滥用。詹姆斯·麦迪逊在转向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不否认美德的价值，否认其可靠性。对古代共和国的比较研究中，麦迪逊注意到反复出现的模式：派系是自由社会的自然产物，消灭派系意味着消灭自由本身，依赖道德压制派系只会将冲突推向制度之外。由此产生的结论具有革命性意义，也就是与其将派系视为共和国的问题，不如将视它为制度设计的材料。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罗马的扩张摧毁了制度和结构基础，当财富、军功与政治权力脱钩，美德不再是晋升的唯一路径；军队成为职业化组织，忠诚开始指向具体个人，政治竞争的收益远高于失败的代价，道德自制便迅速退场。美国建国者正是看到美德的脆弱性，在美国制度设计上做到了与古典共和主义的决裂。

这就直接颠覆了罗马政治传统，在罗马的政治语境中派系意味着阴谋、腐化与叛国，美国宪政理论中派系被重新定义为利益差异的制度化表达，美国解决了是否有任何派系能够取得决定性优势导致共和国倾覆问题。正是在此逻辑下，美国完成了从“美德共和国”向“结构共和国”的转型，我们不再塑造高尚的公民，我们通过权力的相互制衡来消耗个人野心。制度逻辑的成熟，标志着美国对罗马共和传统的真正超越。

罗马法传统的间接遗产

罗马《十二铜表法》打破了贵族对法律解释权的垄断，法律成为公开的规范，从共和国角度看这是制度性降级冲突的机制。罗马的法律体系虽逐步成文，但始终未能建立位于政治之上，元老院决议、公民大会法令、执政官命令彼此叠加。这种模糊性在共和国稳定时期尚可维持，但在权力竞争加剧时迅速演变为强者对规则的重新定义，如果法律不能被清晰界定、公开约束权力，那么共和国终将滑向个人统治。

与立法结构和行政权配置相比，罗马共和国对美国宪政的影响在法律层面显得更为隐蔽，却同样关键，美国延续了自罗马共和国开启、经由近代自然法理论中介、最终在美国完成制度化的思想谱系。罗马共和国对后世最深远的法律遗产是法律可以、也必须被明确写下来，并置于个人权威之上。

图：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

美国宪政设计正是对其缺陷的解决，殖民地时期美国建国者的政治不满非税负问题，而是权力的不可预期性，比如法令可以被随意解释，权利被行政裁量吞噬。美国宪法正是在这方面与罗马共和国形成跨时代的呼应，它设定成高于一切政治行为的规范文本。政府权力必须源自对文本的授权，任何政治行为如果无法在文本中找到正当性，即被视为越权。

在思想层面，转化经由自然法传统完成中介，西塞罗关于“真正的法律是正确的理性与自然一致”的论述，为后世提供将法律与权力分离的哲学基础。美国通过设立至高宪法并赋予司法机关解释与审查权，将“法律高于政治”的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防止任何政治力量通过重新解释规则而获得不可逆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没像大陆欧洲那样走向系统化的罗马法复兴，普通法传统在美国法律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判例、习惯与渐进演化被视为稳定性的来源。这也体现美国对罗马经验的选择性吸收，罗马法的技术复杂性适合高度官僚化的帝国，而美国更关心的是法律在政治结构中的位置，而非其内部精细程度。与罗马共和国相比这是质的跃迁，美国通过程序与文本冻结权力扩张的路径。

为什么美国最终走向民主化而非元老政治

美国为何在建国后不久就主动疏离曾被奉为圭臬的罗马政治想象？在建国语境中，罗马共和国之所以具有高度吸引力是因为它为“无王政治”提供了历史合法性，同时又为精英治理保留了空间。元老院象征着经验、节制与长期视角，这正是建国精英希望植入新共和国的品质，但这种政治理想从一开始就与美国社会的结构性条件存在撕裂。

图：古罗马贵族生活

美国社会不像罗马式的等级社会，殖民地社会缺乏稳定延续数代的政治贵族，财富来源高度流动，土地分配相对分散。即便在建国初期所谓“自然贵族”也难以形成可持续的政治垄断，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要想复制以社会地位为基础的元老政治本身就缺乏现实支撑。矛盾很快在政治实践中显现出来，1790年代联邦党人与共和党人的对立，使建国精英首次面对他们在理论上试图排除的现象：政党。对华盛顿和亚当斯而言，政党意味着派系，意味着共和国滑向罗马内战逻辑的前兆。因此他们打算通过道德劝诫、行政压制甚至法律手段来遏制党派政治。

华盛顿等人的反应仍然植根于罗马政治想象，罗马共和国的失败被理解为派系政治失控的结果，所以防止派系很自然的被视为拯救共和国的必要条件。美国社会证明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媒体的兴起和地方政治的活跃，党派不仅无法消除，反而成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形式。1800年的权力和平交接构成决定性节点，通过接受党派轮替的合法性，美国实际上放弃了以元老政治为核心的古典共和模式，转而承认利益竞争在政治中的正当性。

图：联邦党人代表汉密尔顿

这转向由一系列因素共同推动。一是民主化压力的不可逆转，人口增长、西进扩张与经济流动性，令政治参与不可能长期被限制在少数精英手中。罗马共和国在扩张过程中未能解决公民身份与政治权利的匹配问题，美国则在早期便选择了不断扩大政治参与的方向，使任何形式的终身政治阶层都难以形成。二是宗教与文化结构的变化。19世纪初的宗教复兴运动强调个人经验与道德平等，对古典教育和世俗精英文化构成直接冲击。拉丁文、罗马史与古典修辞逐渐失去政治权威，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直白、情感化的公共话语，文化转变进一步削弱罗马政治模型的社会基础。三是经济形态的变化。商业社会的兴起推动政治逐渐围绕政策选择与利益分配展开，罗马元老政治依赖的长期声望与家族积累，在快速变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难以维系。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罗马逐渐从现实政治参照退化为象征性修辞，它仍然存在于建筑、术语和仪式之中，但已不是制度设计的核心逻辑来源。

不过，罗马共和国的退场不意味着罗马影响的彻底消失，相反以更隐蔽的方式被保留下来：不信任权力集中、不迷信民意瞬间、不期待美德永恒。这些原则正是从罗马共和国的失败经验中提炼而来，在美国制度中获得了新的生命，罗马变成一个不断提醒共和国自身脆弱性的历史参照。正是在此意义上，美国最终完成对罗马的“精神独立”，不追求成为新的罗马，学会在罗马的废墟上构建适合自身社会结构的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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