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揭露日本军官罪行：中国一位英勇连长被俘遭遇惨无人道活体解剖！

1945年8月，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读投降诏书的那一天，许多还活着的侵华军官，第一次被迫停下脚步，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几十年前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一幕幕，并没有随着战争结束而消失，反而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他们的记忆深处，其中就包括鹿田正夫笔下那场骇人听闻的“手术练习”。

时间要往前拨回到1943年。那时的中国战场，已经进入到极其惨烈的阶段。日本陆军第39师团被调往华中，负责在长江中上游一线作战。这个师团下属第232联队的本部，曾一度驻扎在湖北宜昌附近的老场地区。鹿田正夫，就是这个联队情报科的主任军官，他后来把自己经历的事情写进了回忆录，让人得以窥见当年战场背后一段血腥而冷酷的内幕。

宜昌自1938年11月第一次沦陷起，就一直处在战火阴影之中。日军想控制长江水道，切断中国西南内地和外界的联系，中国军队则一再反扑。到了1944年，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压力倍增，他们仍然不愿意放松对华中地区的控制。就在这一年的8月，日军第232联队与国民革命军第75军第6师，在湖北境内再度遭遇，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交火的那一天，天气闷热，山野间尘土飞扬，双方伤亡都很惨重。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夜色降临后，枪声才逐渐稀落下来。日军按惯例开始打扫战场，收集弹药，拖回尸体，也在附近搜索可能存活的敌人。就在这个过程中，鹿田正夫在阵地附近一条长满杂草的水沟里，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中国军官。

那名军官看上去将近三十岁，脸被烈日晒得发黑，眼神却还很清醒。他的右腿拖在地上，走路明显吃力，从嘴里断断续续吐出的日语词汇里，可以听出他勉强学过一些简单用语。经反复比划和询问，鹿田得知，这个人是中国军队的一名连长，只是名字和籍贯，他始终拒绝透露。鹿田注意到，他行动迟缓并非因为中弹，右腿表面看不到明显的枪伤或弹片伤，这一点让他产生了疑惑。

将这个连长带到安全地带后，鹿田让士兵扯开他的裤管，真正的原因当场便暴露出来。右小腿皮肤大片发黑，局部已经腐烂，红白相间的肌肉和骨头隐约暴露在外，散发出刺鼻的臭味。这种诡异又可怕的伤口，并不像普通外伤，更像是被某种特殊武器侵蚀后的结果。

鹿田之前接触过相关的军医报告，几乎立刻判断，这很可能是中了日军自己的毒气弹，炭疽病菌已经在这名中国军官体内大量繁殖，导致局部组织坏死。按常理来说，这种程度的伤势，足以让一个人失去战斗力。但令鹿田惊讶的是，这名连长显然一直坚持在前线指挥，直到实在走不动了，才被日军巡逻队生擒。

在当时的日军序列里，情报科负责审讯俘虏、收集战况资料。鹿田觉得，这是一名难得的中级军官俘虏，如果能够策反，可能成为深入中国军队内部的重要棋子。抱着这样的盘算，他向分队长鹈野少尉提出，把这个人交由自己处理。鹈野并没有多问，爽快地点头同意，俘虏随即被押往联队本部的临时监狱。

进入本部后，审讯按程序开始。鹿田询问他的姓名、所属部队番号、上级长官姓名、兵力配置、驻地位置等问题，甚至包括家乡在哪里、是否有家人等看似“软化”对方的内容。然而，不管他换了多少问法，那名连长的回答几乎只有一句话：“我是中国军人。”声音不高，却极为坚定，让在场的翻译一时也沉默下来。

从军事角度讲，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对日军来说毫无利用价值。鹿田不甘心，改用所谓“怀柔”方式，表示只要愿意配合，就可以获得更好的医治和饮食待遇，甚至暗示战后或许能保全性命。医务人员也被叫来，做出要处理伤腿、给药包扎的姿态，希望借此打开对方心理防线。可这名连长像是看透了一切，每次面对询问，不是闭眼不语，就是重复那句“我是中国军人”，连接受救治也一概拒绝。

从日记记录看，这一阶段持续了好几天。与此同时，第232联队还要编写各种战斗报告，“战斗详报”“战况概报”等文书工作堆成了山。鹿田本身又习惯于迎合上级，把实际发生的战斗情况添油加醋，以便报功。这一来二去，他忙得团团转，监狱里的中国连长逐渐被他抛到脑后，只留下守卫定时送些简单的食物和清水。

时间大约过去十多天，那条伤腿的情况进一步恶化。某天，联队本部的军医近藤主动找到鹿田，提起了那个几乎被遗忘的俘虏。近藤告诉他，中国连长的小腿已经完全坏死，不截肢的话，很快就会扩散到大腿甚至全身，以当时的条件来看，存活的可能性非常小。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想法：反正此人已基本失去利用价值，不如交给医务室，用作对新来的卫生兵进行“现场教学”的活体标本。

在日军某些部队里，把俘虏当作“活教材”，并不是孤立现象。炭疽病菌等细菌武器的使用，更是与细菌战部队存在密切联系。近藤作为联队军医，早就听说过731部队等机构对活体进行细菌实验的情况，他对这类“研究”抱有强烈兴趣，正想在实战部队中“试一试”。

鹿田听到这个提议时，心里闪过一丝犹豫，却也并没有多作抵抗。在他看来，这名连长既没被策反成功，又时日无多，留下来也只是多占一个牢房而已。至于俘虏的性命价值，在他那时的观念里远不如一份可以写进报告、拿去向上级邀功的“研究成果”。带着这种冷漠的算计，他很快就同意了近藤的请求，表示人可以随时带走。

不到一天，医务室那边就传来通知，希望他去“观摩手术练习”。鹿田好奇心被勾起来，便跟着近藤来到设在本部里的临时医务室。推开房门，他看到的第一幕，是那名中国连长被紧紧绑在一块木门板上。门板搁在简易支架上，两侧是昏黄的灯光，空气混杂着药水味和腐肉的气味。

连长的右腿此时已经肿胀得变形，皮肤呈黑紫色，腐烂部位不断渗出恶臭的液体。他显得非常虚弱，嘴唇干裂，脸色灰白。见到鹿田进来，他只是抬眼看了一下，目光停留片刻，接着缓缓闭上眼睛，再没有开口。自被俘以来，他拒绝了所有日军提供的救治，这让伤势一点点恶化，最终走到了这一步。

有意思的是，站在周围的近十五名见习士官、卫生下士和新兵，却表现得异常兴奋。他们围在门板旁边，或站或蹲，像围观一场特殊的演示。有人低声交流，有人忍不住探头张望，眼神中带着好奇，也带着一种被环境长期麻痹后的冷硬无情。

一、中国连长的被俘与抵抗

在正式动刀之前，近藤戴上了象征“专业”的白手套。按照他一贯的做法，他先给在场的军医和卫生兵们简短讲解炭疽病菌的特点，说到这种细菌如何通过炮弹、喷洒等方式散布，如何侵入人体，引发组织坏死和感染，语气里还带着几分炫耀。不得不说，他并未把眼前这名中国军人视为“病人”，更像是实验室里的试验动物。

讲解结束后，近藤拿起了放在旁边的一把钢锯。锯身在灯光下反射出冷光，他随手喷了一层酒精，算是做了简易消毒。之后，他毫不犹豫地走到门板边，调整了一下姿势，直接从膝盖下方落锯。整条小腿因为感染已经坏死，他“需要”的，就是这块布满病菌的活体组织。

让人震惊的是，这一切都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钢锯齿第一次划破皮肤时，发出刺耳的摩擦声，空气瞬间弥漫着血腥气。鲜血带着碎肉污物，沿锯齿往下滴。锯条一点点深入骨头，靠近膝骨部位时，骨屑被硬生生磨出，声音尖锐、断续，听得人牙关发酸。

中国连长那时已极度虚弱，却仍然在几下锯动后被剧痛刺激得猛然惊醒，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面部肌肉剧烈抽搐，额头汗水直流，脖子青筋暴起。守在一旁的一个新兵被这一幕吓得面色惨白，小声嘟囔：“军医长官，这样锯下去，恐怕不行吧……”语气里掺杂着害怕，也带着一丝人之常情的本能反应。

近藤停下动作，直起身环视一圈，看着这些面露不安的部下，似笑非笑地甩了甩满是血渍的锯子，随口吩咐：“那就打一针吧。”从语气看，更像是为消除旁观者的不适，而不是出于对俘虏痛苦的考虑。

他的助理随即准备注射器，却并没有取来麻醉药，而是抽取了空气，直接注射进连长的静脉。短促的一声闷哼之后，连长呼吸急促，身体一阵剧烈抽动，随即逐渐瘫软。血压在短时间内骤然波动，人陷入深度昏迷边缘。近藤并不关心他还能坚持多久，只是重新调整好锯子的角度，又低下头继续锯切。

又过了大约十分钟，染病的小腿终于被完整锯下。断面处血流不止，鲜血喷涌而出，溅在地面和衣服上。近藤把这条腿放进事先准备好的铁桶里，示意助理端着让周围的人挨个观察，然后再拿去做切片。铁桶在灯光下忽明忽暗，桶里那截黑紫色的肢体，搭配周围的血迹，构成一幅难以忘记的景象。

值得一提的是，在后续操作中，近藤让人将截下的小腿组织切成薄片，放到显微镜下检查。当炭疽病菌在镜下呈现出不断蠕动的形态时，他似乎非常满意，对这种“战果”大加称赞，还特别提到来自731部队的相关研究成果，认为这些细菌武器在战场上极具威力。旁边围着的几个军医，听得频频点头，仿佛接触的不是一条人命，而是一件拿来展示的试验品。

被截去小腿的中国连长，此时已经深度昏迷。生命体征虽然还在维持，但大量失血使他极度虚弱，胸口微微起伏，声音几乎听不见。正常情况下，这样的伤势加上感染，已经足以宣告生命终点，但对近藤而言，“手术”才刚刚进入第二个阶段。

二、炭疽、活体与“手术练习”

在粗略处理掉断肢后，近藤让助手快速清理门板周围的血迹，随后换上另一套手术器械。酒精棉球在连长的胸腹部来回擦拭，留下大片湿痕。这个程序看上去像是在做普通手术前的消毒，实际用意是为下一步解剖做准备。

解剖刀被递到他手中时，周围的军医们再次屏住呼吸。刀锋从锁骨附近轻轻切入，顺着胸骨、腹部一路下滑，划开皮肤和皮下组织。血液从切口缓缓渗出，助理迅速用纱布按压，露出下面逐渐显露的肌肉和骨架。随着动作推进，肋骨被撑开，胸腔打开，心脏的微弱跳动和肺叶的起伏，暴露在灯光之下。

这时有人低声说了一句：“心脏还在动。”近藤抬眼看了一眼，点了点头，仿佛在确认实验材料的“新鲜程度”。他开始按顺序切取心脏、肺脏、肝脏等器官，每取下一件，就放到一旁的托盘上称重，再投入预先准备好的装有福尔马林溶液的玻璃瓶中。每个瓶子都需要标记大小、重量、采集时间，以备日后“研究”对比。

过程当中，他不忘一边操作一边讲解，内容包括器官在不同感染阶段的变化、血液循环的影响、毒性扩散的路径等等。在他的叙述里，眼前这具仍旧保留微弱生命迹象的中国军人，不再是一个有名字、有家庭、有战友的人，而是被简化为“病例”“材料”“标本”。

旁边协助的几名技术娴熟的军医，也时不时接过解剖刀，在不同部位做细致切割。近藤会鼓励他们上手，“这种机会很少，要好好练习。”在这种氛围中，部分军医渐渐克服了最初的心理障碍，开始把这种操作当成一种提升“技术水平”的渠道。偶尔有人操作得比较熟练，还会得到近藤一句夸赞，而这似乎也成了他们继续参与的动力之一。

对那名中国连长而言，这一切发生在意识模糊甚至彻底沉寂的状态里。他的胸腔被打开，内脏器官依次被取出，血液在体内外交错流动，皮肤逐渐失去血色。到“手术”后半段，他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只剩下一具被掏空胸腹、肢体残缺的躯壳，还静静绑在那块门板上。

鹿田站在不远处，原本还带有几分“观摩”的好奇，随着解剖深入，逐渐被一种说不清的恶心压住。他不是不清楚眼前行为的性质，只是那时的他，尚没有勇气对同僚提出反对，也缺乏真正的悔意。只是当军医们捧着血淋淋的器官互相传看，并在显微镜前发出低声赞叹、甚至爆发出笑声和掌声时，他终于感到一种从胃里往上涌的反感。

这个时候，有人小声问了一句：“这样做，真值得吗？”近藤头也不抬，只冷冷回了一句：“这是为了帝国的医学发展。”简单一句，便把一切道德质疑压了下去。在这种被战争扭曲的环境下，人的价值被轻易抹杀，代替而上的，是所谓“技术进步”和“军功”的虚假光环。

鹿田再也看不下去，没等整个过程结束，就转身走出了医务室。走廊里显得格外安静，只有里面不时传来的笑声，以及偶尔的掌声，像针一样刺在背后。那具没有留下名字的中国军人，就这样在喧闹声中被剖开，最后连尸体也只剩一堆被记录编号、泡在药水中的器官，而他生前的那句“我是中国军人”，再也没有机会被说出口。

三、投降、特赦与迟来的报应

时间来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侵华日军相继解除武装。在东北，许多曾参与细菌战和活体实验的军医、军官，被俘后送往抚顺战俘管理所进行改造。近藤和鹿田，都在其中。这些人当中，有的曾直接参与了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有的像近藤一样，在前线部队充当军医，却把战场当成实验场。

在抚顺管理所里，他们接受审讯，也参加系统的政策与历史教育。战俘管理所并没有一开始就对他们施以肉体报复，而是通过长期谈话、学习，让他们回忆、交代自己在中国战场上的所作所为。很多人开始时避重就轻，试图把自己包装成“只是服从命令”的普通军人。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隐藏在档案背后的细节，才一点点浮出水面。

鹿田正夫最终写下了相对完整的回忆，对那名中国连长的遭遇进行了记录。这段记述，并不是什么“文学加工”，而是他在管理所反复回想之后形成的文字。可以看到，他对当年的种种行为，虽然表达了“后悔”，却始终无法真正给那名连长一个名字。这一点，也说明了当时日军俘虏管理的残酷——普通中国士兵、基层军官的姓名、出身、家庭，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连被记录下来的资格都没有。

1956年6月，中国政府基于当时的对日政策，对部分悔罪态度较好的战犯作出特赦决定。经过多年改造后，近藤、鹿田等人获准回国。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一段极为复杂的历史：一方面，中国人民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国家在战后选择用政治方式处理相当一部分战犯。对那名在医务室门板上被解剖的连长来说，他当然无法看到这一切，甚至连一座墓碑都未必有。

近藤回到日本后的生活，并不顺利。资料中提到，他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严重受伤，两条腿自膝盖以下被迫截肢，才算捡回一条命。截肢后，他一度试图重新适应生活，但不久双腿残端再次发生感染，引起严重并发症，最终在病痛中死亡。这样结局与他当年对那名中国军人做的事，形成一种冷峻的呼应。鹿田后来回忆这一段时，用了“报应”这样的词，虽然带着迷信色彩，却反映出他内心深处难以摆脱的压力。

鹿田本人则在归国后，始终没有过上体面安稳的日子。因为当过战犯、写过反省材料，他在社会上很难找到稳定工作，经济拮据，晚年生活颇为凄凉。亲友疏远，周围人谈起他，总难免联想到战时的经历。他自己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些夜里浮现的画面，让他经常从梦中惊醒。门板、钢锯、血迹、显微镜下蠕动的细菌，还有那句“我是中国军人”，像影子一样缠着他。

从1943年的宜昌阵地，到1944年的“手术练习”，再到1945年的战败投降，直至1956年战犯特赦，这条时间线横跨了战时与战后。期间发生的每一个节点，都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记。中国军队第75军第6师的许多官兵，在那场作战中牺牲在阵地或者无名荒野，而那名连长则以一种极其残酷的方式结束了生命。他没有被记录下姓名，也很难找到直接的家族线索，却用最后一句话表明了立场。

试想一下，当时在那间狭小医务室内围观的十五名日军军医和卫生兵，后来在各自的人生轨迹里，又有多少人会真诚地记起那张被剧痛扭曲的中国面孔？又有多少人，在听到别人提及细菌武器和活体解剖时，会露出惭愧，而不是仅仅把那段经历当成青春时期“特殊训练”的一部分？

几十年以后，鹿田把这段经历写下，读来仍然令人感到胸口发紧。战争的残酷不只在战场正面枪林弹雨，也在这些被遮蔽一角的“医务室”“实验室”“手术练习”之中。那名连长在面对审讯时拒绝透露姓名，只留下“我是中国军人”这一句，也许并非刻意追求“壮烈形象”，更可能出于最朴素的念头：身份可以被抹去，军人的职责不能被摘下。

在这场以炭疽病菌和活体解剖为背景的罪行中，军医以“研究”为名，军官以“战时需要”为借口，层层掩护了人性的坠落。而那名连长的无名牺牲，在时间长河中显得格外沉默，却又异常清晰。他倒在门板上，只说过那一句话，却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