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国殇实拍，1900年侵略者在中华心脏耀武扬威

1900年庚子国难，是近代中国跌入谷底的至暗时刻。这些无修饰的百年老照片，是最冰冷的历史铁证，定格了八国联军在华夏土地上的耀武扬威、清军将士负伤被俘的悲壮、义和团从抗争到沦为牺牲品的无奈，每一帧都藏着民族刻入骨髓的伤痛与警醒。

1900年，上海徐家汇，当时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已经爆发，联军统帅瓦德西在前往北京履职的途中，于上海停留，并视察了驻扎在徐家汇的英属印度军队。

英军在侵华部队中大量使用英属印度士兵，这支驻扎在徐家汇的印军是英军的重要组成部分，瓦德西视察时评价其“军事素质高、忠实可靠”。徐家汇在当时是上海重要的外籍驻军区域，英属印度军队在此驻扎，既承担上海的防务，也作为后续增援北京的兵力储备。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北京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畔，一群的日军军官，在象征皇权的石狮子和华表前合影留念，他们的身后是饱经战火的天安门城楼。

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西逃，这座千年帝都落入列强之手。在八国联军中，日本出兵最多，达2万余人，是占领北京的主力。他们不仅控制了紫禁城的东华门、西华门和神武门，还率先掠走了内务府300万两白银。这张照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拍摄的，它记录了侵略者在中华心脏地带耀武扬威的一刻。

1900年，庚子事变中，一名隶属于董福祥甘军的清军士兵，在头部与腿部受伤后被英军俘虏，于英国公使馆接受治疗时，疲惫地靠在椅上睡着了。他歪着头的姿态，褪去了战场上的凶悍，只剩下战争留下的创伤与疲惫。

1900年，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清廷向列强“宣战”，董福祥率领的甘军作为清军主力之一，参与了对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围攻。甘军多为西北回汉子弟，装备简陋却作战勇猛，在与八国联军的激战中伤亡惨重。这名士兵的受伤被俘，正是这场惨烈战争的微观注脚。

这张照片记录了晚清时期一次公开行刑的残酷场景，很可能拍摄于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几名犯人被官兵押解着，即将被处决，密密麻麻的围观人群，则构成了一幅令人窒息的历史切片。

照片中央，几名犯人被强行按跪在地上，他们的辫子被紧紧攥在官兵手中，身体被牢牢控制，脖颈完全暴露，等待着致命的一刀。山坡上挤满了围观的百姓。他们像看一场热闹的戏一样，冷漠地注视着眼前的杀戮。这种集体性的麻木，是鲁迅笔下“看客”心理的真实写照，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沉重注脚。

这张照片拍摄于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真实记录了义和团成员被处决的场景，是近代中国一段屈辱历史的视觉见证。

义和团最初以“扶清灭洋”为旗号，得到清政府的默许和利用，试图对抗列强侵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慈禧太后为了向列强求和，迅速变脸，下令清军与联军联手镇压义和团，将所有罪责推到他们身上。照片中的场景，正是清政府为取悦列强，在联军监督下公开处决义和团成员的画面。

照片中负责行刑的是中国刽子手，而监督行刑的是戴着白色头盔的外国士兵，刑场周围挤满了麻木不仁的中国百姓。在那个时代，公开处决常被当作“热闹”来看，被处决的义和团成员，大多是来自底层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怀着朴素的爱国热情，却最终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这张照片由美国地形学家鲁夫斯·哈维·萨金特于1904年在山西汾州（今汾阳）拍摄，记录了庚子事变后，清政府为讨好列强，派出地方兵丁护卫外国考察队的场景。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山西是全国教案重灾区，汾州城内多名传教士被杀。庚子国难后，清政府为了向列强求和，彻底改变了对洋人的态度，从“仇洋排外”转为“媚外护洋”，下令各地官府严密保护在华外国人的安全。

1903-1904年，萨金特受卡内基研究所资助，在中国进行科学考察。当他的队伍途经汾州时，当地官府便派出了这支护卫队。照片中手持大刀、长矛的是当地的“汾州营”兵丁，他们身着带有编号的号坎，画面右侧的洋人，很可能就是摄影师萨金特本人或其随行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