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变“六常”？中方派人赴新德里面谈，印度提了个不情之请

2月1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与印方外交秘书唐勇胜共同主持了最新一轮中印战略对话。

此次面对面磋商，是两国近年来系统性重启各层级交往机制以来的关键性高层互动。会谈聚焦多项可操作性强的合作路径，双方明确表达加快修订新版《航空服务协定》的意愿，并就简化签证流程、缩短审批周期、扩大互免范围等具体举措达成初步共识，旨在实质性提升人员跨境流动效率。

对话伊始，议程设置体现出鲜明的务实导向：恢复直航频次、优化短期访问签证政策、拓展商务与学术交流通道成为优先讨论事项。

这些调整将直接惠及留学生群体、跨国企业员工、家庭团聚人员及出境游客，亦有助于加速项目对接节奏、缩短供应链响应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印方还主动提及冈仁波齐转山朝圣活动的常态化安排，包括通关便利、医疗保障与交通接驳等细节设计——此类贴近民生的协作议题，既具备较强落地可行性，也易于转化为双边关系回暖的可见指标。

随着会谈氛围逐步升温，印方顺势引入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议题，正式呼吁中方充分理解印度谋求常任理事国地位的战略诉求，并在相关进程中给予建设性支持。

这一提法承载着显著的政治分量，触及全球治理体系权力再分配的核心命题，也对现行国际制度架构构成结构性挑战。将其置于双边战略对话框架下提出，本质上是一次有策略的立场探询，意在借由双边关系改善的窗口期，推动中方在关键多边议题上释放更具实质意义的政策信号。

印度谋求“入常”的主张并非临时起意。自上世纪90年代起，“提升全球治理参与度”即被纳入国家长期战略蓝图，而获得安理会常任席位，则被视为最具象征价值与制度红利的目标选项之一。

印方持续援引其世界第二人口规模、全球第五大经济体量、维和行动贡献排名前列、南亚区域主导力等事实依据，强调当前安理会构成已难以真实反映21世纪国际力量格局的演变趋势，亟需通过机制性改革赋予新兴国家更稳固的发言平台与更有效的决策参与权。

对印度而言，席位本身只是起点，真正关切在于能否同步获得与现有五常完全对等的制度性权限，尤其是涉及否决权行使规则、决议草案发起资格、常设委员会席位配置等核心环节的权利安排。

为促成目标实现，印度长期开展多轨外交努力，持续争取主要国家政治层面的公开背书。

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曾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措辞表达过原则性支持，但这类表态普遍带有明确限定条件，典型表述包括“改革须基于广泛协商”“方案应体现地域公平性”“具体权利分配需经深入磋商”等。

实际效果显示，国际声援虽多，实质性进展却极为有限，关键程序节点迟迟未能突破。与此同时，印度联合日本、德国、巴西组成“四国集团”（G4），推动将常任与非常任理事国双重扩容、增设非洲代表席位等一揽子方案提交联合国大会审议，意图通过集体发声强化议题能见度，并持续向改革惰性施加压力。

该路径确能放大舆论声势，亦可延缓议题边缘化风险，但无法绕过根本性制度壁垒——安理会改革牵涉《联合国宪章》修订，法定门槛极高，绝非仅靠外交游说或联合声明即可完成。

制度性障碍主要体现为两个维度：其一是成员国间存在深刻分歧，围绕扩容必要性、新增席位数量、地区配额比例等问题尚未形成基本共识；不少中小国家担忧扩容后权力固化加剧，自身话语权反而被稀释，或引发区域主导权竞争白热化。

其二是严苛的程序约束，《联合国宪章》第108条明确规定，任何修正案须获三分之二会员国同意，且全部现任常任理事国均须批准方可生效。

这意味着只要任一常任理事国投下反对票或拒绝签署，整个改革进程即告中止。此种“全体一致”机制，客观上抬高了改革成本，也导致各国在口头表态与实际行动之间普遍存在明显落差。

除制度刚性外，政治联盟层面的阻力同样不容忽视。国际社会始终存在一支坚定反对扩容的力量，其核心顾虑在于：一旦竞争对手获得更高阶制度身份，可能重塑区域力量对比，进而威胁既有安全架构与利益格局。

在南亚方向，巴基斯坦对印度“入常”持一贯否定立场；欧洲内部亦存张力，意大利等国对德国入常提议保持审慎观望；东亚方面，韩国对日本类似诉求高度敏感；拉美区域则面临代表性诉求与内部协调难题，多重矛盾交织使改革方案长期陷于碎片化博弈，难产统一框架。

在此现实背景下，印方选择在中印战略对话中突出“入常”议题，反映出其对推进窗口期的认知趋于紧迫，试图以双边关系提质升级为杠杆，撬动中方释放更具分量的支持姿态。

印方潜在考量包含双重逻辑：一方面，借助中印高层互动释放“亚洲两大文明古国深化互信”的叙事，在国际舆论场构建“地区大国协同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正当性图景；另一方面，力求将中方潜在立场与美、英、法、俄等国已有表态形成叠加效应，增强议题在联合国框架内的推动力度，促使改革讨论持续升温并进入实质性磋商阶段。

对中方而言，回应此类请求需兼顾多重维度。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问题关乎国际秩序根基，任何立场表达都必须统筹考虑基本原则、地区稳定、制度可持续性以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协同。

支持“安理会更具代表性与工作效率”的总体方向，与支持某一特定国家获取常任席位，属于性质不同的两层议题。前者可在原则层面展开建设性探讨，后者则涉及席位总数设定、地域平衡机制、表决权结构设计、否决权限制方式、过渡期安排等一整套复杂技术性问题。

若在具体方案尚未明晰之际作出倾向性承诺，不仅会显著增加后续协调难度，还可能诱发其他新兴力量的连锁反应，甚至动摇多边主义合作基础。

更具操作性的思路在于：中印关系的深化宜优先锚定可量化、易验证、见效快的合作领域，例如加快恢复定期客运航班、扩大电子签证适用人群、拓展边境贸易口岸功能、建立公共卫生联合应急机制、共建灾害预警信息共享平台等。

上述事项不仅能迅速转化为民众获得感与企业运营效率提升，更能通过持续积累正向互动成果，稳步夯实互信基础。若将安理会席位这类高度敏感、长周期、强博弈属性的结构性议题，过早绑定于双边关系回暖节点，反而可能模糊焦点、抬升预期、分散资源，最终拖累务实合作议程的推进节奏。

因此，印方提出“入常”诉求本身符合其一贯战略逻辑，不具突发性；真正的难点在于，安理会改革既依赖绝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广泛认同，又必须获得五大常任理事国的一致首肯，还需妥善回应各区域集团关于代表性、公平性与权力平衡的深层关切。

指望一次高层对话或少数国家表态即实现制度性突破，客观上并不现实。更为稳健可行的路径是：先将双边关系中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落得实的合作事项逐项做深做透，把沟通机制建稳、把执行渠道打通、把互信存量做大；在此基础上，再以更加从容的节奏，在联合国及其他多边平台上，就改革基本原则、路线图设计、阶段性目标等展开长期、理性、包容的政策对话。

现阶段，中印在民航复航、签证便利化、冈仁波齐朝圣安排等领域的积极进展，已对普通民众出行、中小企业经营、宗教文化交流产生切实利好，也为双边关系注入了可持续的稳定动能。

至于“入常”这一宏大命题，仍将是未来数十年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高频议题，但其最终能否迈入修宪程序，取决于全球范围内共识的渐进凝聚、技术方案的反复打磨以及关键节点的政治决断，而非某个单一国家的单点发力或某次双边会谈的即时成果。

对话可以保持高频次、宽领域、深层次推进，合作可向更多元、更精细、更惠民的方向拓展，而对于高度敏感的制度性议题，则需匹配更加精准的节奏把控与更富耐心的战略定力，方能确保来之不易的务实成果不被高强度政治诉求所冲淡或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