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心意已决！既然等不到中国求和的台阶，那就转投印度的怀抱

1月27日，印度首都新德里海德拉巴宫内，莫迪总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葡萄牙总理科斯塔共同出席仪式，正式宣告酝酿长达二十载的印欧自由贸易协定尘埃落定。

这份被国际舆论冠以“世纪级协议”称号的经贸安排，甫一落地即引发全球震动——其覆盖范围囊括全球约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与逾三成跨境贸易流量，战略辐射力不言而喻。

然而签约墨迹未干，欧盟内部尚未展开庆贺，一个波罗的海沿岸小国却已按捺不住情绪，率先掀起声浪——立陶宛，正以近乎急切的姿态抢占舆论高地。

立陶宛驻印度大使戴安娜·米凯维琴内火速召开媒体吹风会，将该协定盛赞为“划时代的里程碑”“结构性转折点”，更原封不动援引冯德莱恩公开表述，称其为“万般合作之母体”。

如此迫不及待的高调表态，如此密集嵌入印度元素的外交修辞，立陶宛这轮密集动作背后，究竟意欲何为？

答案清晰直白：求而不得之后的策略转向，是现实倒逼下的被动突围。

立陶宛此次高调发声，并非出于对印欧协定本身的由衷认同，而是借势发力，将印度视为关键支点，全力推动双边关系加速升温，意图实现快速绑定。

归根结底，它对中国市场回归的期待，早已在漫长等待中耗尽耐心，也在持续承压中显露疲态。

此前主动挑起争端，本以为能掌控节奏，结果却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非但未能达成预设目标，反而使自身处境愈发艰难。

如今目睹印欧成功牵手，立陶宛仿佛看到一线生机，急于攀附印度这一新兴增长极，以期对冲对华经贸断崖式下滑带来的系统性冲击。

立陶宛为何频频“伸出手”？

客观而言，这个位于欧洲东北部的国家体量有限：常住人口不足280万，国土面积仅6.53万平方公里，在世界地图上几乎难以辨识，属于典型的“存在感薄弱型”中小国家。

可正是这样一个国家，数年前却执意采取极具挑衅性的对华举措，公然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纵容台湾地区设立所谓“代表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

当时立陶宛政府盘算得颇为精明：试图通过这种高风险政治操弄，向美西方释放“忠诚信号”，既换取安全承诺，又撬动经济红利，堪称一次以小博大的豪赌。

但它严重误判了中国的反应强度与执行精度——中方反制措施迅疾有力、精准聚焦，直击其经济命脉。

中国果断将双方外交关系级别下调至代办级；经贸层面虽未启用“制裁”字眼，却通过海关系统实施实质性技术性管控——立陶宛商品原产地资质被临时冻结，木材、乳制品、精密激光仪器等主力出口品类，在中国口岸遭遇常态化通关延迟与抽检升级。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跨国企业的集体规避：面对中国市场准入不确定性，绝大多数外企启动供应链重置预案，明确要求合作伙伴在“保立陶宛”与“保中国”之间作出选择。结果毫无悬念——几乎所有头部企业均选择优先维系中国业务。

这场连锁反应迅速传导至国内：订单锐减、外资撤出、通胀攀升，立陶宛工商界怨气积聚，经济基本面持续承压。

权威统计显示，仅直接对华贸易损失就达数亿欧元量级，间接经济损失则难以估量。

它曾寄望于美国与欧盟伸出援手，现实却给予沉重一击。

美方仅提供象征性口头支持，并签署一份缺乏实质授信额度的融资备忘录，根本无法填补中国市场空缺；

欧盟虽在WTO框架下发起程序性诉讼，但德、法等核心成员国始终将对华经贸合作置于优先位置，不愿因立陶宛单边行动拖累整体关系，故未出台任何定向补偿机制。

本质上，立陶宛已被纳入美式地缘棋局中的消耗性棋子，用毕即弃，无人善后。

进入2024年，新一届立陶宛政府面临严峻经济困局，不得不首次公开承认前任对华政策存在“方向性偏差”，并释放缓和信号，试探重启对话可能。

但修复关系绝非一句轻飘飘的致歉所能完成。中方立场坚定且一贯：纠错必须彻底、行动必须到位、底线必须坚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容任何形式的模糊化处理。

而立陶宛仍存侥幸心理，幻想中方会主动降低门槛、递出橄榄枝，甚至期待中方承担“破冰成本”，为其回归铺平道路。

时间推移，中方始终未松动立场；与此同时，2026年初，英国首相、加拿大总理、芬兰总统等多国领导人相继访华，密集推进务实合作议程。

眼看各国竞相搭乘中国发展快车，立陶宛终于意识到：拖延只会加剧边缘化，错失窗口期将导致不可逆的结构性脱钩。

恰在此时，印欧自贸协定正式签署，立陶宛立刻将视线转向南亚次大陆。

决策逻辑发生根本转变：既然无法等到中国的“主动邀约”，那就转向印度发起“主动奔赴”。

全力借势印欧合作东风，力图以印度为支点重建对外经贸平衡，缓解国内经济窒息感。

热情难换实效？立陶宛的“单向奔赴”注定受阻

立陶宛对印度展现的热情，已接近外溢状态。

除大使高频次渲染协定价值外，近半年来动作频密：密集安排高层互访、系统推介本国产业优势、主动提出共建航天联合实验室、探讨半导体封装测试合作路径，姿态之谦恭、节奏之紧凑，前所未有。

但必须指出，这些努力基本停留在单方面意愿层面。

它幻想依托印欧协定实现“弯道超车”，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印度并非其预设的“解困钥匙”，两国合作基础脆弱，现实落差巨大，极可能陷入“热忱付出、冷淡回应”的尴尬境地。

首要障碍在于双边贸易体量悬殊，完全无法替代对华依存度。

据立陶宛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2024年该国对印度出口总额为1.36亿美元，其中真正产自本土的制造品仅约1亿美元；

进口方面，峰值年份不过3.2亿美元，低谷期甚至跌破1.8亿美元。

若用通俗语言描述，当前立陶宛对印出口结构，可概括为“一船豆子打天下”。

豌豆、鹰嘴豆等初级农产品占据绝对主导，辅以零星生物试剂、少量木材及微量芯片封装材料，产品附加值低、技术门槛弱、抗风险能力差。

相较之下，此前立陶宛对华贸易规模常年维持在其对印贸易的十倍以上，激光测距仪、冷冻乳制品、特种光学镜片等高附加值产品在中国市场拥有稳定渠道与良好口碑。

其次，供需错配问题突出，立陶宛的核心竞争力，并非印度现阶段发展所需。

该国引以为傲的高端激光设备与定制化生物试剂，具备显著技术壁垒，但定价亦属高端区间；

而印度当前工业化进程仍聚焦于基础原材料保障、中低端工业品扩产及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对高精尖设备需求有限，且中国在相关领域已形成全链条供应能力，性价比与响应速度全面占优。

更深层制约来自其在欧盟产业链中的结构性弱势地位。

立陶宛并无独立整车制造能力，仅为德国车企提供二级零部件配套服务，因此无法享受印欧协定中“乘用车关税减免”条款带来的直接红利；

其多数出口企业处于供应链末端，缺乏终端定价权与品牌溢价能力，即便借助协定便利，也仅能通过欧洲分销商间接触达印度市场，利润空间被层层压缩。

或有人提及：立陶宛曾有卫星搭载印度火箭升空，是否标志航天合作取得突破？

确实如此，但这仅属个案性质的技术协作，尚不足以构成可持续合作范式，更无法支撑其扭转外贸困局、提振实体经济。

印度对此类互动心知肚明——乐于接纳立陶宛示好，实为借力欧盟内部支点，强化自身与布鲁塞尔的战略黏性。

毕竟立陶宛是欧盟正式成员国，对其释放善意，相当于向整个欧盟传递友好信号，成本极低、收益可见，属于典型的低成本外交投资。

但若论真金白银的合作投入，印度并无动机为一个欧洲小国单独开辟资源通道。

印度自身正面临制造业升级瓶颈、就业压力攀升、财政赤字扩大等多重挑战，不可能为立陶宛牺牲本国产业利益或战略资源。

后记

立陶宛未必全然无知于上述现实困境，只是当前已无更优选项可选。

恰如溺水者本能抓住浮木，哪怕明知其承重有限，也不愿松手放弃最后一丝希望。

它的行为轨迹，本质是一场认知偏差驱动下的战略误判，折射出中小国家在全球权力再平衡过程中，对自身定位、博弈规则与大国底线的严重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