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法律界黄埔一期 | 茶山刘旁的“中国法学第一班”

来源 | 光石法学苑

前言

1977年，全国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同年12月，在重新拾起书本的仅仅两个月后，各行各业的人走进已经尘封10年的高考考场。其中，有那么一些人通过考试，走进北京大学、吉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这是当时仅有的三所开设法律系的学校，学员总数不超过200人。这批人因为高考走进大学，共同走进了法律神圣的殿堂。他们，成为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法律专业大学生。

在前几天的本系列第一篇文章中，我们了解了被誉为“法律界黄埔一期”的北大77级。在今天的文章中，我们再来了解一所学校法律系77级的传奇，这所学校在当时还被叫做湖北财经学院。当然，日后的它有了一个更为响亮、为大众所熟知的名字，那便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江山代有才人出

在1977年首次恢复高考后，一代青年才俊踏进了时名湖北财经学院的大门，踏进了法学的殿堂。这个班级不大，全系只有50多名同学。但正是这不起眼的五十多名青年，踏出校园后逐渐成长为政法界耀眼的明星。

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77级诞生了10多名学识渊博的法学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一度9名法学委员有4名出自这个班；在政界，这个班还诞生了2名省部级领导干部，10余位厅局级领导干部。

王利明是新中国的第一位民法学博士，更是我国著名的民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会长......这些金光灿灿的荣誉在他看来不过是某种外在的头衔，他最为醉心的还是辽阔神秘的民法世界。

黄进是新中国第一位国际私法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在国际私法方面有着极为深厚的造诣。他曾在中国政法大学担任过校长一职。在法大某次全校教职工大会上，黄进向台下发出邀请：“只要没有客人，我办公室的门向所有老师敞开，随时可以推门进来。”师生眼里的老校长，是那么的具有亲和力。

吴汉东是知识产权学界不可不仰望的法学大师，被誉为“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见证者和推动者”。他曾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带领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知产学科快速发展。

不仅是以上几位在学术界如雷贯耳的大家，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77级还培养出了许多法学家。如曾经担任过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的余劲松；曾担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合校后首任法学院院长、湖北省委党校副校长的方世荣；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湖北省司法厅副厅长李仁真等等。有人把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77级称为“法学大家的摇篮”，那么“茶山刘”就是法学思想萌芽的沃土，见证了一代法律人的成长和发光。

却笑人间举子忙

1978年3月，在湖北财经学院的开学典礼上，当时的校领导对这群新生说：“不管你们做过什么小书记、小主任，进校后就是大学生，都得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走进了湖北财经学院，成为法律系77级本科普通班的学员，年龄最大的已经迈进而立之年，最小的才刚满18岁。

在上世纪70年代，19岁的吴汉东还是一名邮递员。阅读和写作只是他奢侈的爱好，他每日的工作便是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送信，有时邮包的信件摞起来比这个刚刚成年的小伙子还要高。在得知中央作出恢复高考的重大决定后，吴汉东激动不已，没有丝毫的犹豫，他立刻报名并开始了备考。

当时的备考没有复习课本,没有考试范围,基本上处于“两眼一抹黑”的状态。吴汉东就利用在邮电部门的工作便利，如饥似渴的读书看报，从上面汲取关于天文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识。通过没日没夜的复习，他以初中生的“低学历”、27岁的“高年龄”成功考取了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

接到湖北财经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录取通知书时，吴汉东正在襄阳县峪山公社“抓革命、促生产”。因为工作踏实、做事认真，公社里50多岁的老组长始终不舍得这位优秀的基层人才。但吴汉东早就坚定了要到大学读书的心，他渴望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从而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

吴汉东在校期间部分成绩登记表

1977年，21岁的麻爱民还是一小小的炊事员。9月中旬的一天，两个高中同学兴冲冲地告诉他：恢复高考了！相比于惊喜，麻爱民更多的是忧愁。中国的高考毕竟是停了11年，没有复习大纲，缺乏复习资料，也没听说过哪里有高考补习班。他，能考上吗？

决定报考后，他主动要求去烧锅炉。就算烧锅炉的工作又累又脏，但是没有其他杂事，同时也少有人打扰，这为麻爱民争取了不少的复习时间。因为专心复习，麻爱民不负众望，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后来的他也得以凭借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这一平台，成为了湖北省检察院一名优秀的检察官。

77级法律系只有50名同学，但是教授他们专业知识的老师却超过100人，师生比甚至超过了2：1。老师常常在授课后主动找同学征求意见，及时修改教学进度。晚上还到学生宿舍答疑解惑，生怕学生有任何疏漏的地方。直到现在，老师们见到77级学生们还能直呼其名，师生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

劝君惜取少年时

在1977年那个年代，“大学生”一词还没有“通货膨胀”，如果村里乡间能走出一个“状元郎”，那将是全乡人的骄傲。

在1977那个年代，国家正值结束十年动荡、刚刚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很多人甚至还不知道法律系究竟要研究什么。国家以绝密文件的形式在北大、吉大、湖北财经学院这三所高校秘密招收法律系新生。那批从田野、从乡间重返校园的青年们只是模糊认识到，废墟中浴火重生的中国亟需法治的安抚。

在1977那个年代，大学生的生活里还没有KTV、没有电影院，也还没有如今流行的“内卷”一词，青年们无需为绩点的上下浮动而拼命，更不会因为“保研”“考研”“出国”而绞尽脑汁。他们所读所学皆凭自己对法学的一腔热爱，以及对“我要上大学”最原始的渴望。

邵沙平回忆起大学时光，“那时候大家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经常到熄灯时间还不上床睡觉。”有一次学校停电，有些同学就到武昌火车站的路灯下，借着路灯微弱的光芒照亮书上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文字。无论是古人凿壁偷光，还是湖北财经学院的同学们在路灯下读书，相信每一位读书人都会为之动容。

黄进在校期间部分成绩登记表

在上大学之前，黄进在湖北利川县凉务公社插队。对于一个来自偏远小城的知青来说，英语完全是新鲜事物。那时候没有练习英语的环境，黄进就采用自己的笨方法——反复背诵《新概念英语》单词。吃饭排队也背，课堂间隙也背，晚上寝室熄灯了，他就在路灯下继续背。

就这样看似费时费力的笨方法，却让黄进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本来英语基础很一般的小城青年，在毕业的时候英语成绩却名列前茅。这为他日后深入研究国际法、考取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生、出国做过访问学者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左至右为：赵中孚、佟柔、王利明、方流芳

在湖北财经学院学习时，王利明无意在一位老师处看到一本油印的《民法概论》。偶然翻开这本书，他便一发不可收拾，深深沉醉在波澜壮阔的民法世界里。

王利明立刻提出向老师借书，但老师只答应借给他三天。王利明深知三天阅读时间对于民法宇宙实在是沧海一粟。当晚熬夜读完了这本书之后，仍觉得不过瘾，他便用了剩下的三天三夜时间，把这本约10万字的书一字一句抄了下来。

撰写此书的，正是被学界誉为“中国民法之父”的佟柔教授。而后来王利明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佟柔教授的学生。“越努力越幸运”，因为对民法学的一腔热情，灯下通宵抄书的青年人逐渐成长为了日后的民法大家。

王利明在校期间部分成绩登记表

那时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视，宿舍里甚至没有订报纸。同学们了解外界的唯一途径，就是跑到外面公共橱窗栏里阅读每天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刚刚睁眼看世界的新青年在看完文章之后，经常聚在一起，就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发表自己的见解。没有人组织学习，没有老师的督促，大家把学习和讨论当成了每日的必修课。

1978年，新中国开始了真理问题大讨论，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77级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法律系大学生，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讨论。好像自那场讨论之后，学生们对于法律的热枕就从未冷却。

这批新中国第一批接受法律专业教育的人高举法治的火把，将法治的思想不断传播，与百废待兴的国家一起，度过了寂寂无声的年代，迎来了 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让那团炙热的火焰一直烧了数十年，直至照亮了今日中国法学的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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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金梦洋

审核人员 | 张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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