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影斧声：赵匡胤暴崩

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日夜，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在万岁殿猝然离世，享年五十岁。其弟晋王赵光义次日即皇帝位，是为宋太宗。这一皇位交接无遗诏、无预立储君、无正常传位程序，伴随“烛影斧声”的诡异记载，成为中国古代宫廷政治中最具争议的悬案之一。

关于赵匡胤之死，元代官修《宋史·太祖本纪》仅以“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殡于殿西阶”十三字草草记载，对死因、临终情形、继位安排均讳莫如深，这种刻意的简略本身就暗藏蹊跷。北宋至南宋的私人笔记与编年史书，则留下了截然不同的记载，构成了事件的核心史料体系。其中，最早记录“烛影斧声”场景的，是北宋僧人文莹所著《续湘山野录》，这也是后世争议的源头。

据《续湘山野录》载，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夜，天降大雪，赵匡胤召晋王赵光义入宫，屏退宦官、宫妾，二人在寝殿对饮。殿外侍从遥见烛影摇曳，赵光义数次离席，似有推辞、惊惧之状。饮至三更，殿外积雪已数寸，赵匡胤手持柱斧戳雪，回头对赵光义连声道：“好做，好做！”随后解带就寝，鼻息如雷。是夜，赵光义留宿禁中，至五更时分，赵匡胤驾崩，赵光义随即在灵柩前即位。这段记载中，“烛影”“柱斧”“好做”等细节模糊而诡异，无旁人见证，无明确死因，为“弑兄夺位”之说埋下伏笔。

南宋史学家李焘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时，以严谨治学态度兼采诸说，将《续湘山野录》的记载删改润色后收录，成为最具权威性的半官方叙事。李焘删去道士预言等荒诞内容，修正“留宿禁中”的说法，记载为：“上夜召晋王，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李焘虽未明言赵匡胤被谋杀，但保留了核心场景，承认官方国史、实录对此事阙载，故补录以存疑，这一处理让“烛影斧声”从野史传闻进入史学视野。

与野史的诡异叙事不同，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刻意回避“烛影斧声”的饮酒场景，仅记载继位过程，试图为赵光义塑造合法继位的形象。据其记载，赵匡胤四更驾崩，孝章宋皇后命内侍王继恩召皇子赵德芳入宫，意图立幼子为帝。但王继恩认为太祖传位晋王之志已定，径直前往晋王府，在府门遇到早已等候的医官程德玄，二人一同入府禀报。赵光义初有犹豫，在王继恩催促下匆忙入宫，宋皇后见晋王已至，愕然惊呼：“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赵光义泣答：“共保富贵，无忧也。”

司马光的记载，意在证明赵光义不在驾崩现场，无弑兄嫌疑，但其中破绽显而易见：王继恩作为内侍，竟敢违背皇后旨意私召晋王；程德玄身为医官，深夜无故在晋王府等候，显然是提前预谋。这一记载非但未洗清赵光义的嫌疑，反而暴露了其夺权的周密布局，成为“预谋篡位”的重要佐证。

除了现场记载的分歧，继位后的一系列反常行为，更让赵光义难脱干系。其一，违背礼制，当年改元。古代帝王继位，惯例是次年改元，以示尊重前朝，而赵光义在太祖驾崩后仅两月，便将开宝九年改为太平兴国元年，如此急切地确立正统，实属罕见，尽显心虚。其二，清除宗室，斩草除根。太祖长子赵德昭，因被赵光义斥责，被迫自刎；次子赵德芳，年仅二十三岁暴病而亡，死因不明；弟弟赵廷美，被以谋反罪名贬黜流放，忧悸而死。太祖一脉与太宗继位的潜在竞争者，尽数凋零，绝非巧合。其三，“金匮之盟”迟至六年才出现。赵光义继位六年后，宰相赵普才公布所谓杜太后遗命，称太祖应传位太宗，以“国赖长君”确保宋室稳固。这份关键的继位依据，迟迟不公布，显然是事后伪造的合法性背书。

从史料辨析与逻辑推演来看，赵匡胤之死绝非自然病逝。首先，赵匡胤常年征战，身体强健，死前无重病记载，猝然离世不合常理。其次，“柱斧”并非兵器，而是宋代宫廷常用的礼器、手杖，以柱斧杀人不可能不留痕迹，结合赵光义擅长用毒（毒杀李煜）的记载，毒杀是最合理的推测，“烛影斧声”不过是毒杀现场的隐晦表述。再者，权力格局决定动机，赵光义任开封府尹、封晋王，多年培植势力，野心昭然，而太祖晚年已有意培养皇子，双方矛盾激化，夺权已是必然。

历代史学界对“烛影斧声”争论不休，或认为是正常传位，或认定为弑兄篡位，但始终无绝对定论。元代以来，民间叙事更倾向于谋杀之说，“烛影斧声”成为宫廷阴谋的代名词。现代史学研究普遍认为，虽无直接物证证明赵光义亲手弑兄，但结合史料记载、礼制反常、宗室清算等多重证据，可确定赵匡胤属于非正常死亡，赵光义是这一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唯一的嫌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