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随笔集《引回风》：对于中国古代“文”的精神传统的追溯、重估和回归

《引回风》我读得比较慢，三天时间里，我一直在想两个问题：李敬泽来自哪儿？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头脑，或者说脑袋？

李敬泽

毫无疑问，他来自北京，也来自山西、天津、河北——祖籍山西，出生于天津，童年在河北长大，少年时代又在山西生活多年。《引回风》里的《煤有了，根安在？》，写山西祖地和山西的醋，行医的祖父和他的一窑碗、一窑布。他来自“心灵考古”的现场，因为他称自己长期从事的文学批评是“心灵考古”，是“富于挑战性的心智活动”（《从天花乱坠到考古和自由》）。他更可能来自“春秋”，因为2024年他出版过《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读者看到了“我在春秋”，而不是在汉唐、宋元明清，也不是在现当代，这是一种“自证”。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王晓乐、曹元勇也证明了他“在春秋”，因为书是他们出的，这是一种“他证”。他诸子式的思想力，同样证实了他来自春秋。这本书的前身是《小春秋》，因为“小”，可以像小件行李一样随身携带，像语言和故乡一样随身携带，李敬泽正是携带“春秋”这件行李来到我们中间的人，同时告诉我们，“春秋”是“大”：“春秋无边无际，至今还在路上。”（《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后记）

第二个问题：李敬泽有一个什么样的头脑，或者说脑袋？每次听他的讲演，我都忍不住要思考这个问题。最近一次是在浙江松阳，去年6月14日，“美丽中国”生态文学双年奖颁奖典礼上，他以“盖房子”为比喻，阐述生态文学的本质与价值。他的讲演现场有静气和强大气场，总能调动起听众凝神的专注力。2023年“凤凰文学之夜”，他在《语言主权和作者的存亡》的讲演中，说超级AI是一个“幽灵”，“作者”则是捍卫“语言主权”的人，在同年的上海国际诗歌节上，我发挥了他的“幽灵说”，称AI是人类迄今为止创造的一个最大“幽灵”。李敬泽的讲演总是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启人心智，构成他在这个时代的“声音”和“文学形象”之一。《空山横》出版后，我九旬的泰山泰水大人先拿去读了，送还后我发现，几乎每一页都有画线，还写下许多批注和读后感。而在讲演现场，一个问题总在追问我：台上侃侃而谈的人，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脑袋？窃以为，这是一个大海的脑袋、一个高山的脑袋，合在一起，就是当代“山海经脑袋”（我最近在写一部诗集《新山海经》，相信这个比喻是准确的）。这可能还是一个逃脱了“AI幽灵”控制的“鸟类与航空器脑袋”。《书房八段》中，李敬泽写到自己书柜里有大批鸟类和航空器的图书，都很贵，买回来后几乎没有读过，看上去是些“无用的书”，但“我们真正爱着的恰恰是那些没用的书”。“假设有一天，被放于荒岛，只许带一本书，那么我会带上《东亚鸟类图志》，那时我就坐在树下，晒着太阳，一一辨认那些飞来飞去的鸟。”

关于随笔集《引回风》，从《伪经制造者》读到《鸡鸣前，大海边》，我有四个强烈的感受，也是四句话：述而作；思想的博物学；亦庄亦谐的文风；“文”的精神的回归。

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孔子是“以述为作”的，搜集、编订“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整理、阐释已有文化典籍，就是“以述为作”。在当代，要说“述而作”，李敬泽是十分典型的一位。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他一直置身于中国文学的现场，以批评为志业，时间有近四十年，这是一种在场之“述”、“心灵考古”之“述”。讲演也是“述”，一种恢宏而激情的“述”。而“作”呢，一般是指原创性写作，其实早在2000年，他就出版了首部散文集《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一部关于“物”的传记：瓷器、丝绸、地图、香料、茶叶、鹦鹉等等，将“众物”收入囊中，在“考据与虚构”的张力中，重新编织文明交流的隐秘图谱。这本书在2017年出增订版时有了一个更动人的名字——《青鸟故事集》。近几年，他的“作”——随笔之“作”，到了一个高产期和勃发期：《青鸟故事集》之后，有《咏而归》（2017），《会饮记》（2018），《上河记》（2022），《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2024）……《引回风》（湖南文艺出版社，2025年11月版）则是最新一部。

“思想的博物学”，这几个字用在李敬泽身上是十分恰切的。他曾写道，今天的每个人都“包罗万象”，每天吞咽无穷无尽的消息、信息、感觉、印象，进入了“碎片化生存”模式。我们也同样看到，今天的每个人看上去都见多识广，缺少一点“孤陋寡闻”的无知和定力，看上去都很有知、很博物、很博学，其实是一种虚幻的“被博学”。因此，这个时代更需要一种关乎现实和当下的思想穿透力，需要以赛亚·伯林所说的“观念的力量”——“观念是发自心灵的物质”（李敬泽是十分热爱伯林的，《引回风》中多篇随笔都写到他），并经由“观念力量”和思想力，去召唤/唤醒时代的“新感性”——新的可能的破镜重圆和破壳重生。按照李敬泽的说法，这就是要“在粒子中造出星来”“想象和书写某种整全感、某种普遍联系”，即“大事里有小事，小事里有大事”的一种“总体性”（《飞于空阔》）。在我看来，这正是理想的随笔写作中“大”与“小”混融生成的“有机体”，推己及人、体验他者并感同身受的“共同体”，也是叶芝反复强调的“把你的思想锤炼统一”，同时“把诅咒变成葡萄园”。

李敬泽随笔中，有一种文学、文化和文明的“共同体意识”：“远”就是“近”，“古”就是“近”，“他”就是“我”……一方面，他是一个博览群书、拥有惊人消化力的读者、编者、批评家，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穿越今古、驰骋西东的思想者，一个天马行空又落地生根的随笔作家，有着秉烛观幽的感受力和洞察力。他富有悲悯气质和“逍遥游”精神的强劲思想力和想象力，可以穿透可见与不可见的朽木顽石、钢筋水泥。在他充满“总体性”关照和“共同体意识”的精湛随笔中，曹操和古诗十九首的无名作者是“同时代人”，《吹牛大王历险记》是《堂吉诃德》《分成两半的子爵》《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先声”（《吹牛大王历险记》是李敬泽的第一本“启蒙读物”），刘勰与章学诚千载同概，英国文学的“银灰色”“尺度感”和清少纳言、紫式部的“纤细”“微妙”同样珍贵，“伪经制造者”正在本雅明的“引文”和博尔赫斯的“迷宫”中……当然，更不可忘却在今天去召唤“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再去召唤更遥远的“山海经”里的异兽、异人、异物，这是一个当代的“山海经头脑”的恭敬仪式和谦卑日课。由此，一种博学而精微、斑斓而纯净、热忱而简省的“李氏随笔”诞生了，李敬泽自己在《引回风》题解（前言）中说，随笔“就是随随便便、信口信手、不衫不履、自由自在之笔”，这使我想起20世纪90年代初，周涛从诗歌转向散文写作时提出的“解放散文”，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曾把诗（短诗）比作百米冲刺，长篇小说是马拉松，散文随笔则是“文学的散步”，既然是散步，就该是从容不迫、自由自在的。《引回风》随笔而不随便，细读它，则见“八极与千载、神游与旷达、深悲与慷慨”（《飞于空阔》）。

读诗，需要同情共鸣，读散文随笔，文本得有魅力和吸引力。遗憾的是，今天有些散文随笔，读起来不那么吸引人了，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症状”也是层出不穷的，譬如，散文随笔写作的“门槛”比较低、容易进入，有的人把它写成了“地方主义土特产”（土特产是好的，“地方主义”是要反对的，无论大地方的“地方主义”还是小地方的“地方主义”），有的人认为散文随笔只是一种“智慧的老年文体”（我年轻时也一度这么以为），有的作家陷入了个人经验主义的自我重复和原地踏步，有的从“扁平化写作”滑入“扁平化惯性”，有的一头扎进“历史”的考据而无法链接“现实”的鲜活，有的一味追求长度和体量、恨不得绕地球写上好几圈……从更大的历史维度和文学史演变来看，这是“文”的传统和“文”的精神丢失了，散文从近代开始由“广义散文”进入了“狭义散文”，随笔亦如此。殊不知，古代“文”的概念是非常大的，萧统编《文选》，诗、赋均归于“文”之名下，刘勰《文心雕龙》开篇“文之为德也大矣”，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他所说的“文”包含了物性、文章、文明等多层含义，大到无所不包的程度，“文德”与“天道”相通，天、地、人和万物都可归于“文”，套用马拉美的“世界的存在是为了成就一本书”，世界的存在也是为了成就一首诗、一则文。站在李敬泽的“随笔眼光”去看，萧统、刘勰和马拉美无疑也是“同时代人”。而从“广义散文”到“狭义散文”的“现代性”演变，意味着我们把宝贵的“文”的精神传统丢失了，也是李敬泽提醒的文学“总体性”精神丢失了。

读《引回风》，可以概括成一句话：非常吸引我。亦庄亦谐，亦情亦义，娓娓道来又振聋发聩，妙趣横生而时有断喝……读到诙谐幽默之处，使人会心一笑或笑出声来，如：“小的书房有洞穴感，躲进去，把门一关，就像刚从野地里回巢的田鼠，鬼鬼祟祟地舒服。我认为无论看书还是写作都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必须鬼鬼祟祟，就像……像什么我就不说了，反正狭窄的空间比较有利于营造上述气氛。”（《书房八段》）“昨夜读小说，其中说到，小女子一头乱发，是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看到此不由一笑。照此说来，一颗光头就是上无片瓦，那不是凄凉，是凉快。”（《瓦库记》）读到庄重严肃之处，给人警醒、深思，如：“我认为，你得有一个钢铁、花岗石或榆木的头脑才会在这个时代不困惑。”（《见证与讲述》）“当我们面对中国古史兴盛和毁灭的反复循环时，我们知道，赫尔岑的忧虑和矛盾是真实和尖锐的。当一种文明，它的成就和利益不能被身在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所分享的时候，当大多数人在其中只是‘牺牲者’或无权者的时候，它是不公正的，这种不公正终究会被纠正，只是这种纠正将付出惨痛的毁灭性的代价。”（《〈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笔记》）文体和手法上也是多样化的，叙述、辨析、慎思、比对、互文、嵌入、杂糅……行云流水，一剑霜寒，挑灯夜看，抽刀断水……行文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语言极简，惜墨如金，有时简到诗、格言和箴铭。如果《瓦库记》《兰州记》接近散文诗，《我们村里的事》则是一篇奇文，是小说、童话和寓言的“混血儿”。

“引回风”这个书名，古雅而有现代意味。诗歌界经常谈论“及物”和“不及物”的问题，其实文学中最大的“及物”是“风马牛而相及”，如此来说，“引回风”与“悲回风”（屈原《九章》之一）也是一种遥远的“相及”吧，两者的区别大概在于：姑且拿沉重的“命运”二字去比方，“悲”体现了被裹挟、被肢解的忧愤之“命”：“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李敬泽也写过屈原，《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之《办公室里的屈原》，称《离骚》是“古今第一大牢骚”），“引”则注入了能动性和可能性的“运”，它是起身、敞开、引导、接纳，面向世界的丰盛和广大，它是一种“语言行动”，体现出李敬泽待“回风”如贵宾的“待客之道”：“至于‘引’字，无他意，只是觉得‘回风’是客，加一‘引’字，客来便有主，不至于客白跑一趟，风白起一回。”（《引回风》题解）

回风飒飒待吐凤，文心昭昭可雕龙。在《引回风》和李敬泽的随笔创作中，一个显见的特质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文”的伟大精神传统的追溯、重估和回归。

（作者系诗人、浙江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