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家 | 胡适与《红楼梦》

读胡适全集第十二卷，有一篇谈到《红楼梦》作者的背景，胡适认为，曹雪芹的父亲、伯父、祖父和曾祖父三代四个人，做过“那个时候最阔的一个官——江宁织造”，康熙皇帝下江南六次，四次住在曹家，因此曹雪芹写的这个小说“是个写实的小说”，“至少带着自传性质的一个小说”。

胡适曾对“曹雪芹小像”之谜还做过分析，认为曾被专家当作曹雪芹小像的，其实是另外一个人的小像。从胡适早年的文章，可以看出他考证历史的功夫。

“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

胡适先生所秉持的研究方法论，对旧红学的附会研究持反对意见。胡适先生和其学生顾颉刚，就《红楼梦》研究有过很多通信，这些通信内容丰富，涉及版本、曹雪芹家事和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能从中看到胡适先生和顾颉刚先生对《红楼梦》研究的真知灼见。

对于《红楼梦》研究，胡适与蔡元培先生、钱玄同先生也多有学术切磋。从他与其他学者的通信对话中，可以看到在那样一个时代，对《红楼梦》的研究已然形成很有趣味的“朋友圈”。这样的学术探讨，无疑对《红楼梦》研究是有益处的，也为后续《红楼梦》研究者提供了基本参照。

胡适在1934年7月《题半农买的黛玉葬花》一诗中写道：“没见过这样淘气的两个孩子！不去爬树斗草同嬉戏！花落花飞飞满天，干你两人什么事！”从中看到，《红楼梦》研究已经融入胡适的日常生活和朋友交往之中了。在1947年12月7日《与周汝昌书》中，胡适对周汝昌考证曹雪芹生卒问题予以肯定，周汝昌先生的回信则带有晚辈的谦和，条分缕析的考证看上去丝丝入扣，反映出两代学人对《红楼梦》研究各自的执着与细致。胡适先生和周汝昌先生的通信，能让今天的《红楼梦》研究者领略到学者之间的互相敬重以及精神的独立性，也能从你来我往的沟通中，品味到学者心海深处的那份自信。

胡适提出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他说“要大胆地提出假设，但这种假设还得想法子证明。所以小心地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者否定假设，比大胆的假设还重要”。

1962年2月20日，胡适先生去世前四天，他在回复金作明的信中仍然谈及《红楼梦》，这位与《红楼梦》有着终身情结的学者，既注重文字的异同，又考察版本的区别，还注重作者家史与文本内容的对照。胡适把《红楼梦》当作自己精神的寄托。

胡适从《红楼梦考证》开始，到最后回复金作明的信，始终没有离开《红楼梦》研究，有学者认为，胡适有“新红学”祖师爷的气派。新红学的招牌，实际上是顾颉刚帮他树立起来的。当时的部分学者，更倾向把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看作开山之作。王国维的这篇评论最初发表于1904年的《教育世界》，比蔡元培的索隐早13年，比胡适的考证早17年，比俞平伯的辨要早19年，且以哲学与美学观点来衡量《红楼梦》。王国维提出了辨妄求真的考证精神，对旧红学猜谜附会、索隐求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所以更多学者认为，新红学应该从王国维的这篇评论开始算起。

吴宓曾在2019年春天为哈佛学生做了有关《红楼梦》的演讲，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突破旧红学的窠臼，探讨《红楼梦》的精神价值，也是用西方比较文学方法来审视中国古典小说的先行者。所以有学者认为，吴宓和王国维才是“最具有世界眼光”的研究者，而胡适只是集中了中西“传统”研究之法，相对延后。俞平伯对蔡元培、胡适把《红楼梦》当作家史研究的方式给予批评，认为应把《红楼梦》首先当作一部小说来读，而不应“像考古学家那样，敲敲打打”。胡适拿出程乙本来印刷，并为之作序，赞助宣传，也被许多学者所诟病。更多学者认为，如果把一本小说当作史书来读，立足点就错了。

客观而言，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廓清了著者、版本的问题，胡适是新红学考证派的第一人。胡适对作者的考证、“自叙传说”以及他的两种版本说（80回和120回），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相应的研究路径。其结合史料、版本和实物证据的研究方式，也为新红学提供了研究参照。

从胡适的文本看，其研究方法仍有许多可为当代学者借鉴之处。首先是他注重史料、摒弃附会的方法，显示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虽然一方面使旧红学的牵强附会让位于史料的真实，推进了红学研究，但另一方面，这些史学方法也让《红楼梦》因为视角的改变，失去了小说的原有魅力；其次是通过文献资料和版本比较，提出了原始版本和续写版本的区别，这种研究方式值得后续研究者借鉴；再者是提出“自叙传”说，为小说的细节描写和整体结构提供了现实样本，尽管“自叙说”影响了对《红楼梦》小说文本的解读，但这种解读方式，也成为历代红学探秘不止的原因之一。

胡适在研究红楼梦的基础上，形成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强调了想象力与科学性的结合，文学与艺术的结合，形成了学术研究的新范式。对一个研究者而言，基于无限想象和对各种可能性的穷举，这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也体现了小说创作的无限张力，更是文学评论所应秉持的原则；研究者谨慎对待每一个研究路径和证据、文本的蛛丝马迹，求证出符合文本自身实际的研究结果，是对文本的尊重与剖析。现代红学研究者，从胡适留存的论文中，吸取了很多方法论的力量。

当前，相比胡适所处的年代，调取各类研究资料更加方便了，但胡适当年的研究方法依然是阅读《红楼梦》的最好借鉴。每位学者的学术研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限于技术手段和资料收集等各种原因，每个时代的研究者，研究成果会有些错讹之处。胡适的研究也是如此。但胡适对《红楼梦》的研究，能发现旧红学“附会”的误区，找到属于他自己的研究路径，实属难能可贵。翻阅《胡适全集》，后继者能从中看到胡适学术研究的认真态度。红学研究，需要胡适这样的终身挚爱者。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戴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