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去世之后，章含之和乔家儿女出书隔空论战，各有各的道理

“不得了了，外交部长的家被人洗劫一空！”
1973年秋天，一通急促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公安部部长李震的办公桌上，报案人的声音颤抖中带着压不住的火气。
李震一听，冷汗都要下来了，这可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大批人马火急火燎地赶到现场，结果一看，傻眼了。
没有什么蒙面大盗，也没有什么破坏现场，搬空这个家的，不是别人，正是乔冠华的亲儿子乔宗淮。

01

咱们先把时针拨回到故事的最开始，那时候的乔家，还是让人羡慕得眼红的模范家庭。

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乔冠华和龚澎，那简直就是外交界的天花板。男的才华横溢，一支笔能抵十万雄兵；女的风姿绰约，是新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官里的门面担当。连毛主席当年都忍不住夸赞，说他们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那时候的报房胡同，总是充满笑声的。

乔宗淮和妹妹乔松都，就是在这样一个光环笼罩的家庭里长大的。在孩子们的记忆里，母亲龚澎不光是那个在记者会上侃侃而谈的女强人，更是一个温柔到骨子里的妈妈。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要有母亲在，那就是稳当的。乔冠华虽然在外面是叱咤风云的“乔老爷”，回到家，在龚澎面前，也得收起那份傲气，乖乖地享受家庭的温暖。

那时候的日子，真叫一个顺风顺水。

可是，老天爷似乎总喜欢在最完美的时候，狠狠地划上一刀。

1970年，这个年份对于乔家人来说，是灰色的。56岁的龚澎因为脑溢血，突然就走了。

这一下，天塌了。

那一年的乔冠华，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那个在联合国大会上意气风发的男人，回到家就像丢了魂一样。据当时去过乔家的人说，乔冠华那种悲伤是渗进骨子里的。大半夜的，邻居们经常能听到隔壁传来压抑的哭声，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就是号啕大哭。

他会拿着放大镜，一张一张地看龚澎以前的照片，一看就是大半天，谁劝都不听。

那时候的乔宗淮26岁，乔松都17岁。兄妹俩虽然也痛得撕心裂肺，但看着父亲这个样子，更多的是心疼。他们陪着父亲，守着这个充满了母亲气息的老宅子，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家里的一切，生怕父亲触景生情，又怕父亲走不出来。

那三年的时间，父子三人的关系，是那种相依为命的紧密。

虽然家里少了那个最重要的人，冷清得像个冰窖，但只要心还在一起，这个家就还没散。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种平静的悲伤，竟然是另一场更大的家庭风暴的前奏。

如果不发生后来的那些事，这也就是一个让人唏嘘的悼亡故事。但人性的复杂，往往就在于它经不起时间的熬煮。

02

大概是1973年的样子，乔家的气压开始变了。

一个女人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乔冠华的生活里——章含之。

这可不是一般人。章士钊的女儿，毛主席的英文老师，人长得漂亮，气质那更是没得挑，关键是年轻，比乔冠华小了整整22岁。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个大新闻。

对于乔冠华来说，这简直就是绝处逢生。在经历了丧妻之痛的三年黑暗后，章含之的出现，就像是一束强光，硬生生照进了他的生活。他觉得这是枯木逢春，是老天爷对他的补偿，他想抓住这最后的幸福，想重新活一回。

这想法有错吗？站在乔冠华的角度，似乎也没毛病。

但是，这事儿落在儿女眼里，那滋味可就太难受了。

你想啊，母亲才走了三年，那个位置在孩子们心里还是热乎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突然间，父亲要领着一个这么年轻、这么强势的女人进门，还要让她成为这个家的新女主人。

这在乔宗淮和乔松都看来，简直就是一种背叛。

那种感觉，就像是父亲把对母亲的感情，打包送给了另一个人。再加上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的观念本来就保守，这种“老少配”本身就容易招闲话，更何况是发生在这样显赫的高干家庭里。

家里的气氛，开始变得诡异起来。

以前父子三人坐在一起，那是互相取暖；现在坐在一起，那是大眼瞪小眼，空气里都带着火药味。乔冠华想让孩子们接受章含之，想证明自己现在的选择是对的；而孩子们呢，越看越觉得心里堵得慌，越看越觉得这个家已经不是原来的家了。

这种矛盾，不是吵一架就能解决的，它像一根刺，扎在肉里，不拔出来疼，拔出来流血。

双方都在忍，都在等对方先低头。乔冠华觉得，我是老子，我追求幸福你们当儿女的应该支持；子女觉得，你是父亲，你怎么能这么快就忘了妈妈？

这种沉默的对峙，终于在1973年的那个秋天，彻底爆发了。

爆发的导火索，就是那场著名的“搬家”事件。

03

那天是个什么情况呢？

乔冠华去上班了，不在家。报房胡同的老宅里，只剩下乔家的兄妹俩。

也就是在这一天，乔宗淮做出了一个决定：搬家。

既然这个家马上就要迎来新的女主人，既然这里已经容不下他们对母亲的回忆，那就走吧，把属于母亲的东西，都带走。

于是，一场在后来看来惊心动魄的搬家开始了。

这事儿后来成了双方各执一词的“罗生门”，咱们得把两边的说法都摆出来，让大家看看这事儿有多那个。

先看看章含之是怎么说的。在她的回忆录里，那场面描写得简直是触目惊心。

她说那天她和乔冠华回到家，推开门的一瞬间，两人都傻了。

屋子里空空荡荡，像是被台风扫过一样。不光是家具、被褥这些大件没了，连厨房里的锅碗瓢盆都没放过。章含之用了极其夸张的描述，说甚至连一个吃饭的勺子都没剩下。

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最让乔冠华崩溃的，是他视若珍宝的那些唱片。

熟悉乔冠华的人都知道，老爷子这辈子没啥别的爱好，就是好这一口古典音乐。那些贝多芬、莫扎特的原版唱片，是他从国外一张一张搜集回来的，那是他的精神寄托，是他的命根子。

章含之在书里言之凿凿地说，那500多张珍贵的原版古典唱片，被子女们一张不剩地卷走了。

面对着家徒四壁的景象，乔冠华当时就受不了了，老泪纵横，觉得自己被亲生骨肉给抛弃了，给算计了。

看到丈夫这么伤心，章含之那个火气也是蹭蹭往上冒。她二话没说，直接拿起了通往公安部的红机电话。

她要报警。

她对电话那头的李震说，外交部长的家被盗了，被洗劫一空了。

这操作，说实话，挺猛的。把家务事上升到刑事案件，甚至政治事件，这在当时那个环境下，稍有不慎就是要把人往死里整的节奏。

但是，这事儿真的像章含之说的那么邪乎吗？

咱们再来看看乔家女儿乔松都是怎么回击的。

几十年后，乔松都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这一段那是彻底的否认。

她说，这完全就是泼脏水。

首先，根本没有什么“洗劫一空”。他们搬走的，只是属于母亲龚澎的遗物，还有就是兄妹俩自己的生活用品。那是他们对母亲的念想，是不想让母亲用过的东西，落在后来人的手里，更不想让母亲的痕迹被当成垃圾一样清理掉。

至于那让乔冠华痛哭流涕的“500张唱片”？

乔松都更是直言不讳，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她反驳说，爸爸哪有那么多唱片？家里的唱片顶多也就几十张。而且这些唱片，不是父亲一个人的私有财产，那是全家人一起听的，是大家共同的回忆。那时候母亲还在，一家人围着留声机听音乐，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怎么到了继母嘴里，就成了父亲一个人的宝贝，还变成了500张？

乔松都觉得，这分明就是为了渲染他们的“不孝”和“贪婪”，故意编造出来的数字。

这中间的真真假假，恐怕只有当事人心里最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天警察确实来了，而且场面相当尴尬。

公安部的人火急火燎地赶过来，以为出了什么惊天大案。结果进门一调查，发现搬东西的是乔部长的亲儿子，搬走的也是家里的旧物。

这算什么？

这是典型的清官难断家务事。

警察们也是面面相觑，这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最后只能定性为家庭纠纷，灰溜溜地收队了。

但这件事的后果，那是相当严重的。

04

那通报警电话，彻底斩断了乔冠华和子女之间最后的一丝温情。

你想想，后妈报警抓继子，亲爹在旁边默许（或者是无力阻止）。这事儿搁谁身上，心不寒？

从那天起，报房胡同的老宅，就真的成了一个回不去的地方。

乔冠华很快就搬出去了，住进了章含之在史家胡同51号的院子。而报房胡同那边，大门上换了一把新锁。

这把锁，不仅仅是锁住了一所房子，更是锁住了父子、父女之间的那扇门。

这之后，就是长达十年的隔绝。

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特别让人心酸的事，也是后来双方笔战的一个焦点。

那是乔冠华晚年的时候，身体已经不行了，住在医院里。

按理说，老父亲病重，儿女哪有不来看的道理？

坊间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李先念，看乔冠华晚景凄凉，特意批示，允许乔宗淮去医院探视父亲。

乔宗淮拿着批条，心急火燎地赶到医院。

结果呢？

被挡在了病房外面。

是谁挡的？

两本书，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章含之在书里说，是为了让乔冠华安心养病，怕他情绪波动太大，不利于治疗，所以才没有让见。

而乔松都则在书里悲愤地写道，那是继母故意阻挠，是她在行使作为妻子的“特权”，硬生生地剥夺了他们见父亲最后一面的权利。

她说，那时候他们只能在医院的走廊里徘徊，隔着那道门，离父亲那么近，却又那么远。

直到1983年，乔冠华带着无尽的遗憾和纠结，闭上了眼睛。

他走的时候，身边只有章含之。而他的儿女，只能在远处，默默地送别这个给了他们生命，却又在晚年和他们渐行渐远的男人。

这场豪门恩怨，并没有随着乔冠华的离世而画上句号。

相反，因为有了书写回忆录这回事，这场战争从现实生活，延烧到了纸面上，延烧到了历史的记录里。

05

时间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当年的恩恩怨怨，本来应该随着当事人的老去而慢慢淡化。

可是，并没有。

章含之先出了书，《我与乔冠华》。在这本书里，她把那段往事写得那叫一个详细。字里行间，都在控诉乔家子女的“冷漠”、“贪财”和“不孝”。在她的笔下，那是一群为了家产、为了利益，不惜伤害老父亲心的人。她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坚定的守护者，守护着乔冠华，也守护着这个破碎的家。

这本书一出来，那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乔家子女怎么能这样呢？

乔松都坐不住了。

这也是人之常情，任谁被这样公开指责，还被扣上这样的帽子，都得炸毛。更何况，这不仅仅是关乎他们自己，更关乎他们那个已经去世多年的母亲龚澎。

于是，乔松都也拿起了笔，写了那本《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

这本书，就是为了回击，为了正名。

她在书里一一反驳了章含之的说法。她说，我们不是贪财，我们是为了尊严；我们不是不孝，是被逼无奈。她把那些年受的委屈，把母亲龚澎在这个家里的地位，把继母如何在这个家里“清除异己”的过程，全都抖搂了出来。

两本书，就像是两个平行世界。

在这一本里，你是恶人；在那一本里，我是受害者。

看客们看得津津有味，一会儿觉得这个有理，一会儿觉得那个也对。

但仔细想想，这事儿哪有什么绝对的对错呢？

章含之维护自己的丈夫，站在她的立场，她觉得自己是在保护乔冠华不受伤害，这似乎也没毛病。

乔家子女捍卫生母的尊严，想拿回属于母亲的遗物，不想看着父亲被别人“抢走”，这也是人之常情。

错就错在，他们都太执着了。

都太想在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家庭伦理题里，争出一个满分。

结果呢？争得越凶，伤疤揭得就越深，血流得就越多。

那个曾经在联合国仰天大笑，震惊了世界的乔冠华，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身后的名声，竟然会和这几百张唱片、几把椅子、几个锅碗瓢盆纠缠在一起。

这场持续了几十年的“文字战争”，最后谁赢了？

我看谁也没赢。

章含之在2008年也走了。她走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放下这段恩怨。

现在，当事人都已经作古，只剩下那一堆发黄的纸张，还在书架上静静地对峙着。

乔冠华的墓碑孤零零地立着，周围是风吹过的声音。

你说这人这一辈子，争来争去，到底图个啥？

那时候乔冠华视若性命的那500张唱片（如果真有那么多的话），现在估计早就不知道流落到哪个角落积灰了。当初为了这些身外之物，闹得父子反目，至死都没能真正和解，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的。

也许在另一个世界里，没有了那些纷纷扰扰，乔冠华终于能安安静静地听完一张唱片了吧。

至于这人世间的是是非非，就留给后人去评说吧，反正啊，这清官难断的家务事，最后都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风一吹，啥也没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