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归还大片领土，助力我国军事，为什么成了俄罗斯的“罪人”

文｜鹿

鲍里斯·叶利钦这个人，关于他，我看了不少材料，也琢磨了很久。他的一生，就是把俄罗斯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所有剧变——兴奋、混乱、希望、幻灭——都塞进了自己一个人的身体里。

要理解今天的俄罗斯，恐怕绕不开这个身材高大、脾气火爆、手里攥着伏特加，也攥着国家命运的男人。

1931年，他出生在乌拉尔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这个年份和出身，注定了他生命的底色与苏联这个国家紧密相连。他父亲曾因“反苏煽动”的罪名被送进古拉格劳改营，这段家庭创伤，是那个时代无数普通家庭悲剧的缩影，不知道在他心里埋下了怎样的种子。

后来他成了建筑工程师，走的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技术官僚”上升路径。

1961年，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从此命运与这个庞大的红色帝国捆绑在一起。

叶利钦在地方上，特别是在他的大本营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现在的叶卡捷琳堡），干得风生水起。他的风格很特别，不像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他喜欢跑到工地、工厂、学校里跟普通人聊天，解决问题雷厉风行。这种“亲民实干派”的形象让他很快脱颖而出。

1985年，戈尔巴乔夫把他调到莫斯科当市委第一书记，本意是让他当一把改革的“快刀”，去整顿首都僵化腐败的官僚体系。叶利钦也确实这么干了，撤换了大批官员，自己挤公交地铁上下班，一时间赢得了不少掌声，但也招来了“作秀”的非议和既得利益者的嫉恨。

真正的转折点在1987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个“地方上来的愣头青”竟然公开、激烈地批评了提拔他的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改革速度太慢、不彻底。这在等级森严的苏共高层无异于一场政治自杀。他很快被撸掉了所有重要职务，贬到一个闲差上。

现在看来，这场冲突并非仅是个人恩怨，它象征着苏共内部“激进改革派”与“渐进改革派”的决裂。戈尔巴乔夫想修补这艘大船，而叶利钦此时可能已经觉得，这艘船该沉了，需要造一艘新的。

被赶出权力中心的叶利钦，反而因祸得福。他成了苏共体制内最大的“持不同政见者”，一个受压迫的悲情英雄。

当戈尔巴乔夫推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时，叶利钦以接近90%的惊人得票率杀了回来。他敏锐地抓住了民众对苏共特权腐败的深恶痛绝和对变革的渴望。

1990年，他当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实际上成了俄罗斯这个苏联最大加盟共和国的掌门人。这意味着，苏联内部出现了一个与联盟中央分庭抗礼的权力中心。

然后就是1991年，八一九事件，一群试图挽救苏联的保守派发动政变，软禁了戈尔巴乔夫。当时的情景我后来看过很多遍，叶利钦爬上包围议会大厦的坦克，高举着双手，呼吁人民和军队抵抗政变。

那个画面太有冲击力了，一个对抗旧体制巨人的“民主斗士”形象，通过电视传遍了世界。

他赢了。但胜利之后呢？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签署命令，终止苏共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这一刀，彻底斩断了苏联的脊梁。

紧接着，同年12月，他和乌克兰、白俄罗斯的领导人在别洛韦日森林的小屋里，签署了宣告苏联死亡的协议——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戈尔巴乔夫被迫辞职，镰刀锤子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

叶利钦，这个曾经的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了埋葬苏联的主要掘墓人，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生的、独立的俄罗斯联邦的第一任总统。

很多人，尤其是西方，当时为这一幕欢呼，认为这是“自由对专制的胜利”。但坐在总统位子上的叶利钦，接手的不是一个崭新的乐园，而是一个巨大的、充满危险的烂摊子。

经济怎么办？政治向何处去？帝国的遗产如何分割？车臣等地分离主义火焰已经燃起。他面前几乎没有现成的路。

在经济上，他和他年轻的、崇拜西方经济学的团队（比如盖达尔），选择了最激进的“休克疗法”。初衷可能是好的，想快速打破计划经济，长痛不如短痛。但结果是一场灾难。物价一夜之间放开，卢布疯狂贬值，普通人一辈子的积蓄化为乌有。

庞大的国有资产在混乱中被少数内部人（后来被称为“寡头”）以极低的价格瓜分。整个国家陷入了空前的贫困和混乱，GDP几乎腰斩，犯罪率飙升，人均寿命下降。

我读到过那些年的回忆录，普通退休老人靠变卖家当度日，科学家在街上兜售香烟，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幻灭和绝望的气息。叶利钦许诺的自由市场繁荣没有到来，到来的是寡头的狂欢和普通人的寒冬。

这成了他永远洗不掉的负面遗产。

在政治上，危机在1993年达到顶峰。他与由前盟友哈斯布拉托夫（议长）和鲁茨科伊（副总统）领导的议会之间，在改革路线和宪法权力上分歧巨大，双方僵持不下。最终，叶利钦动用了军队，炮轰了议会所在的白宫。

这场“十月事件”造成数百人死伤。无论有多少政治理由，用坦克对付民选议会（尽管这个议会也有很多问题），这本身是对民主程序的致命一击。他赢了，随后通过了一部赋予总统极大权力的新宪法。

从此，俄罗斯的“超级总统制”确立，行政权力碾压立法和司法。他摧毁了旧式的苏维埃，但也扼杀了新生的、稚嫩的议会民主。有人说，这是为了稳定，防止国家陷入内战；也有人说，这就是赤裸裸的独裁开端。

无论如何，俄罗斯的民主进程在这里严重骨折了。

车臣问题是他另一个流血的伤口。为了遏制分离主义，他在1994年发动了第一次车臣战争。俄军准备不足，指挥混乱，在格罗兹尼巷战中损失惨重。电视上播放着俄军士兵尸体和断壁残垣的画面，深深刺痛了俄罗斯的民族自尊。

战争陷入泥潭，最终不得不撤军，实质上承认了车臣的非独立自治。这场战争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播下了更多仇恨的种子，并在几年后酿成更残酷的第二次车臣战争和一系列恐怖袭击。

到了1996年总统大选，叶利钦的民意支持率已经跌到个位数。所有人都以为，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将轻松获胜。可在西方国家和国内新兴金融寡头的全力资助和支持下（他们害怕共产党上台会清算他们的财产），叶利钦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充满承诺（比如许诺支付拖欠的养老金和工资）的竞选活动。

最终他惊险获胜。这次选举背后充满了金钱政治、媒体操控的影子，广泛被认为存在严重的舞弊。连任成功的叶利钦，身体却垮了，心脏多次出现问题，在公众面前时常显得疲惫、举止不稳，甚至闹出一些令人尴尬的国际笑话。

权力，似乎更多地掌握在他身边的小圈子——“家族”成员和寡头手中。

整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就像一个高烧不退的病人。叶利钦像是那个手忙脚乱、用药猛烈的医生。他打破了旧体制的束缚，引入了政治竞争和言论自由，街头上有了抗议，报纸上可以批评总统，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

但与此同时，国家治理近乎失灵，经济崩溃，民生凋敝，国家尊严在车臣受损，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自由有了，但安全感没了；商店里有了进口货，但大多数人都买不起了。这种矛盾的体验，让俄罗斯社会对叶利钦时代的评价变得极其撕裂。

西方世界一直给他喝彩，视他为民主化的英雄。但在俄罗斯国内，尤其到了九十年代末，对他的不满已如潮水。人们受够了动荡、贫困和国势的衰微。

1998年的金融风暴成为最后一击，卢布再次崩盘，中产阶级那点微薄的积蓄也灰飞烟灭。叶利钦的威望彻底破产。

于是，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世纪之交的前夜，叶利钦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也是最具戏剧性的决定：他突然宣布辞职。电视上的他显得苍老而疲惫，他为自己的错误向人民道歉，说俄罗斯需要“新的、强有力的领导者”来带领它进入新世纪。

他把总统的权柄，连同那个装着核按钮的手提箱，交给了47岁的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

这个决定意味深长。有人说，这是他为了给指定的继承人普京制造提前选举的优势（作为代总统）。也有人说，他是在与普京达成某种“交易”，以换取自己和“家族”成员在退休后不被清算。无论如何，他选择了一个前克格勃官员，一个强调“秩序”和“强国”的人，而不是另一个自由派改革者。这本身或许就是对他自己所开创的混乱时代的一种无声否定。

退休后，他享受着国家提供的优厚待遇，深居简出，偶尔出国疗养。他很少公开批评普京，但在2004年普京加强中央集权时，也曾和戈尔巴乔夫一起发出过警告。2007年，他因心力衰竭去世，葬礼隆重，普京宣布全国哀悼。他葬在了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与许多俄罗斯历史上的文化名流为伴。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叶利钦，该怎么评价他呢？他是一个极其复杂、充满矛盾的悲剧性人物。

他勇敢，敢于挑战一个庞大的帝国体系，并且成功了。他本能地亲近普通人，憎恶特权，这是他早期魅力的来源。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他站在了坦克上，那个形象确实定义了一个时代。他不想当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修补匠，他想当推倒重来的建筑师。

但他同时也是鲁莽的、专断的。他的经济政策脱离国情，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他用武力解决政治分歧，破坏了民主的根基。

在他治下，国家财富被少数人窃取，形成了影响至今的寡头资本主义结构。他未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尊严，车臣战争成为溃烂的伤口。

他给了俄罗斯自由，却没有给俄罗斯带来繁荣和秩序；他打碎了旧的枷锁，却没能建好新的家园。

西方称赞他带来了“自由”，而许多俄罗斯人记住的是他带来的“混乱”。索尔仁尼琴痛斥他洗劫了俄罗斯；普通百姓怀念苏联时代的稳定和社会保障。这种巨大的评价落差，恰恰说明了他的时代本身的撕裂。他就像一把巨斧，劈开了冻土，但劈得过于用力，碎片四溅，伤及了自身。

某种程度上，叶利钦为普京时代的出现铺平了道路。正是九十年代的“自由混乱”，让俄罗斯社会产生了对“稳定秩序”的强烈渴望。

普京所做的许多事——打击寡头（部分）、加强垂直权力、重建国家权威、用强硬手段解决车臣问题——几乎都是对叶利钦时代问题的直接回应和反向操作。叶利钦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放出了自由，也放出了混乱、贫困和屈辱；而普京，在很多人看来，是想把除了自由以外的那些东西，再塞回盒子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