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问张良如何给众人分封侯爵，张良回答，最讨厌谁就优先分封谁

公元前202年的冬天，咸阳的风很硬。新朝刚刚立起来，宫门口的甲士还带着一路征战的杀气，殿内却飘着一股说不清的火药味。战马卸了鞍，刀枪入了库，人却闲不下来，一群跟着打江山的老兄弟，都在等一件事——封赏。

有大军打仗的时候，谁也顾不上计较。可刀一收，问题立刻来了：谁封王，谁封侯，封多封少，都牵动人心。有人悄声嘀咕：“若是把我漏了，这命怕是保不住。”这种气氛，刘邦不是感觉不到，只是暂时压着不说。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种微妙的时刻，张良给了刘邦一句看似“反常识”的话：“王上最恨谁，就先给谁封。”这话听上去像在开玩笑，实际上，却踩在了人心最软也最险的那块地方。

一、从亭长到皇帝：刘邦的路没那么“糊里糊涂”

往前推二十多年，还是关中一带的乱世景象。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行郡县制，法律严苛，赋役繁重。下层小吏看似有职有权，日子却并不好过，手里既没军队，又没大田，夹在上面和百姓中间，两头不是人。

刘邦就是这样的“芝麻官”，泗水亭亭长。

说是官，其实就是个基层派出所所长级别的人物，负责过往行人登记、治安、小型徭役之类的琐碎事。家里世代务农，本来就是穷户出身，再加上他年轻时不爱规矩，爱喝、好赌，还被父亲当众数落“不如老二会过日子”，这一类家庭内矛盾，放在今天也很常见。

不过不得不说，刘邦身上有个和普通庄稼人不同的地方：爱打交道，肯下本。他请客喝酒，从来不在账上心疼，给人帮忙也不吝笑脸。有人欠了罚钱，有理由的他能想办法通融一下；有人路上遇到难处，他愿意搭把手。时间一长，在泗水亭附近，他这个亭长口碑倒是不差。

公元前220年前后，秦始皇出游东巡，浩浩荡荡的车驾从鲁地经过。刘邦混在人群里远远看了一眼，有人说他当时脱口而出一句：“大丈夫当如此。”这句话是否原样说过，史书难免有渲染，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次远观帝王的阵仗，确实在他心里留了一个影子：做个整天被骂的亭长，终究不是头。

两年之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接着各地盗贼蜂起，天下开始松动。很多有点血性的少年一听就冲上山，喊几句口号，几百人围着一杆大旗，没几个月就被官军剿得干干净净。

刘邦那时并不急。他明白自己不过一亭长，手里没兵，家里没钱，一旦先蹿出来，一旦失败，连翻身的机会都没了。于是，他一边敷衍着上头的差事，一边悄悄和地方豪强、游侠打交道，观察风向，等一个真正对自己有利的时机。

这种忍劲儿，很多人容易忽略。后世喜欢把他说成“粗中有细”，似乎靠运气和性子混到最后，其实从起事之前，他就在算哪一步更安全、哪一步更有出路。

二、几个人，撑起刘邦的“半个天下”

刘邦真正起兵，是在秦二世胡亥在位的时候。那时秦朝的政权已经摇摇欲坠，各地义军都打着“楚”的旗号，自称某某楚将。刘邦在沛县聚众反秦，靠的不是一腔热血，而是一圈圈熟人关系和几个关键人物的支撑。

萧何，就是其中第一个顶梁柱。

萧何原本是沛县的狱吏兼小吏，人不高调，但很会办事。熟悉县里户籍、地亩、仓廪情况，换句话说，谁家有粮，谁家有壮劳力，他一清二楚。刘邦起事时，萧何帮他开了府库，又把县里的细致事务揽在身上。后来军队壮大，再复杂的军粮、军需调配，到他那里，总能井然有序。

曹参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军中执行和镇守方面。他也是沛县出身，打起仗来勇猛稳重，后来的汉朝初年能被任命为齐相、丞相，不是偶然。两人一文一武，把底盘垫得相对稳固。

张良的出现，带来的是另一种力量。

公元前230年前后，韩国被秦所灭，张良作为韩国旧贵族的后裔，早早把“报仇雪恨”当成终身志向。《史记》记载，他曾在博浪沙策划刺杀秦始皇，虽未成功，却足以看出他的胆量和决绝。刺杀失败后，他隐居在下邳一带，直到遇见黄石公，得到一卷《太公兵法》，之后便开始真正琢磨用“智谋”对抗秦政。

刘邦在下邳见到张良，很快就意识到这个人不一样。别人关心的是封地和金银，张良关心的是时局和路线。他会从“人心向背”“地利形势”来分析局面，时不时提出一些看似逆着常理，实际极有深意的建议。

后来刘邦能在关中称王、能在楚汉之争中多次化险为夷，张良的谋划始终在背后起作用。这一点，连项羽阵营的谋士范增都看在眼里，他曾感叹刘邦“有张良此智士，必为人所辅”，可惜项羽并未真正重视。

韩信的出场，则颇有戏剧性。

这位未来的“兵仙”，早年几番辗转，既在项梁军中混过一阵，也在项羽营中待过，后来转投刘邦，却只是个管理粮草的小官。看在很多人眼里，他不过是个有几手射箭功夫的穷小子，背后还经常挨白眼。

发现他的人，是萧何。萧何见他谈兵时条理清晰、布局宏大，远不是一般小吏能比，于是几次三番向刘邦推荐。刘邦当时忙于和项羽对峙，对一个“来路不算稳”的青年并不放心，加上韩信脾气倔，不肯低声下气讨好上官，一度萌生去意。

萧何这才夜出长安，追至灞上，把韩信追回，并且对刘邦放下狠话：“今失韩信，必为汉祸。”刘邦这才下决心，以极高礼遇拜韩信为大将，权责都放到他手里。

事实马上给出回报。井陉之战“背水一战”、对赵军的奇袭，对魏、代、燕的分进合围，再到“暗渡陈仓”夺取关中，这一系列战役，让刘邦在楚汉战争中，不再只靠守势和游击，而是能主动分割项羽的力量。

不得不说，从刘邦身边这几个人的配置，就能看出他的眼光：他自己不擅长的地方，乐于交给更合适的人，关键时候敢下放实权。这一点，是很多只会“疑人不用”的领袖做不到的。

三、封谁为侯：张良那句“最恨谁”，到底妙在哪

回到公元前202年，项羽在垓下被围困，突围至乌江，自刎身死。楚汉战争以刘邦一方胜出而告一段落，刘邦在同年称帝于定陶，建汉，史称汉高祖。

战事刚停，朝堂却不平静。跟着打天下的这些人，从萧何、曹参，到韩信、彭越、英布，再到更多中小将领、地方豪强，都在想同一件事：自己这一路拼命，到底能拿到什么样的名分和封地。

封赏一旦拖延，猜疑就会生出来。有些将领在军中曾有独立指挥权，手下还有余部不肯解散，自然底气更足。朝中议论纷纷，甚至有“功臣聚众议封”的情况，声音越来越大。

刘邦看在眼里，心里并不踏实。他明白得很：这一批人，有的是生死兄弟，有的本就各怀心思，一旦觉得受了亏，拿起兵器也就是一句话的事。于是，他把张良叫到了面前，问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些人议论不止，我看他们眼神不安，像是心里另有打算，该怎么办？”

张良观察过朝堂上的气氛，也听得出那些窃窃私语里的火气。他没有急着回答“该封谁不该封谁”，反而问刘邦：“王上最恨谁？”这一下，把话题拐到了另一个方向。

刘邦脱口而出的，是“雍齿”。

雍齿是早年跟着刘邦混的沛县豪强之一。起兵之初，他一度帮过忙，但在局势不明朗时多次倒向对手，甚至占据刘邦的老家丰、沛一带，使刘邦父子成了别人的人质。这几桩旧账，刘邦一直记在心里，多次提起恨不得杀之而后快。

听他把名字说出来，张良顺势而下：“那就先封雍齿为侯。”

这话，把刘邦问住了。他本能地反问：“此人屡屡背我，几欲致我于死地，怎配封侯？”从感情上讲，这样的人确实不配；从“立功”的角度看，他比不上那些多次赴死沙场的将领，更没有资格排在前头。

张良解释的逻辑，却绕过了简单的“配不配”。他大意指出：陛下连最恨的人都能封侯，别人就会想——这个人尚且如此，那么自己立了实打实功勋，迟早有封，不必惊慌。反过来看，如果连雍齿都杀，谁还敢放心？哪怕立了功，也难免哪天被翻旧账。

这里的关键，是“预期”。

这些功臣真正怕的，并不是当下还没封赏，而是怕刘邦“秋后算账”，怕自己有功反成“威胁”，怕曾经的一两次犹疑被无限放大。雍齿这样的旧背叛者，一旦被封侯，等于给所有人打了一个样：连这种人都不算账，其他人便更加相信——至少在此刻，刘邦是愿意“先奖后算”的。

当天，刘邦就举行了封赏仪式。列侯之中，第一个被叫到名字的，正是雍齿，“封为什邡侯”。殿中一片错愕，功勋卓著的将领们一时都觉得不可思议。有人看向刘邦，有人看向张良，心里却在盘算另一个问题：既然雍齿能封，那自己更不会被漏掉。

雍齿本人，恐怕也是心惊肉跳。他曾经几次倒戈，此刻忽然被赦过往，给了封号，不敢不感激，又不敢不心虚。这种心态，恰好让他不敢再轻举妄动。

紧接着，刘邦按照功劳、资历，陆续封了七个异姓王：韩信、英布、彭越、张耳等人，另外又封了一百多个列侯。短时间内，那种随时可能爆发的躁动，确实压下去了。很多人拿到封地，满脸喜色，至少表面上，对高祖的安排心服口服。

从表面看，刘邦“封了一个最恨的人”，像是心胸宽大；从实质看，是张良利用人心的微妙，替他打了一个“稳定预期”的样板。不得不说，这一招非常管用。

四、封完侯，新的算计又开始了

问题在于，封侯封王，只能解决一时。天下安定下来，新的矛盾很快冒头。

公元前201年前后，七个异姓王逐渐各自经营封地。韩信做了楚王，彭越守在梁地，英布镇南方，张耳据赵。原本，他们是刘邦的左膀右臂；战后几年，他们成了手握兵权、地广人众的诸侯王。

从政权安全的角度看，这种格局难免让皇帝心里不安。有意思的是，当年许多“异姓王”自己也不太踏实。功劳太大，距离皇权太近，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被猜忌。韩信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功高震主，岂能不危”，这份忧虑，不是事后才有。

刘邦对韩信的看法，始终复杂。一方面，非常清楚，如果没有韩信那几仗，项羽未必会败得那么惨。另一方面，他对韩信早年“要齐王”“谈条件”的记忆，一直没忘。齐王一事发生在公元前203年左右，当时韩信在北方连战连捷，自立旗号，提出要封齐王才能继续出兵支援。刘邦虽然忍着气答应，心里却留下了刺。

天下一稳，他就开始动这根刺。

公元前201年前后，刘邦以“淮阴王”的名义，把韩信从齐王改封楚王，看上去是调动，其实是削弱。楚地虽多水田，却远离中原政治中心，军队也开始被分拆。韩信不得不迁入新的王国，名义仍隆，实权已减。

到了公元前196年，吕后与萧何合谋，以“谋反”为名把韩信诱入长乐宫，予以诛杀。史书记载，韩信临刑时叹息，后悔当年没有听蒯通之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种解释固然带有后见之明，但映照在刘邦处理功臣的方式上，确实不算偏离。

彭越的遭遇，也差不多。彭越原是梁地豪强，善于发动民兵作战，对楚汉之争贡献甚大。战后封为梁王，却因一度“称病不赴征”遭到怀疑，被夺爵流放。吕后又乘机构陷，将其处死，夷其三族。这件事的时间，约在公元前196年前后，与韩信被杀相前后。

英布则是“南越之英布”，曾立下赫赫战功，被封淮南王。公元前195年左右，他因为多次被征发兵力、徭役沉重，与朝廷关系恶化，最终起兵反汉。刘邦亲自南征，虽重伤却最终平定。英布败走，死于途中。

有意思的是，对这些“曾经的猛将”，刘邦和朝廷采取的是逐步削权、审时下手的方式；而对于早年就投降、两面摇摆的人，却有一条不同的“标准”。

在战场上被俘的敌将，尤其是那些打一半被围、兵尽粮绝才不得不降的人，刘邦很多时候选择留活路，封个小侯，安置在边地。一方面显示宽仁，另一方面，这些人已经削去了原有势力，难以再起风浪。

而主动投降、见风使舵的，刘邦却格外防备。理由很现实：今天能主动背主，明天也可能反咬自己。他宁愿接纳一个被逼降的猛将，也不愿过多容留多次换主人的人。雍齿本应属于后者，却成了特例。

雍齿之所以能“善终”，更多是因为他被封侯这件事，已经成为当年稳定军心的象征。一旦事后翻脸，把他斩了，就等于把那场封侯大会的“信号”推翻，功臣们难免心头一紧，怀疑刘邦翻旧账的能力无远弗届。为了维护这个信号的权威，雍齿反而被保留了下来，反倒平平安安活过了刘邦，走完一生。

从起兵、争天下，到封赏、剪权，刘邦每一步看起来都有些“无情”，但站在权力的角度，又都能找到清晰的逻辑。张良那句“先封最恨的人”，不光是一句奇谋，更像是一块镜子，把那时代统治者对于“人心”“功劳”“安全感”的复杂计较，照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