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愿为良臣而非忠臣、沽名的思想和联络士族的举措令其身后难安

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刚刚平息，李世民刚刚斩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此时，他的部下便将魏征（580年——643年2月11日）五花大绑地押送到李世民面前。

李世民坐在椅上，目光锐利，语气严厉地问道：“汝离间我兄弟，何也？”周围的侍卫们紧张地注视着魏征，不禁为他捏了一把冷汗。结果，魏征不仅没有求饶，反而倔强地抬起头，直言道：“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

话音刚落，周围顿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认定魏征已经注定死路一条。毕竟，要不是魏征不断挑拨，李建成又怎会产生针对李世民的念头，李世民也不至于被迫弑兄杀弟。此时正是让魏征充当替罪羊的最佳时机。没想到，李世民一挥手，不仅没有惩处魏征，反而将他晋升为詹事府主簿，从此一帆风顺，官运亨通。

从太子李建成到秦王李世民麾下，魏征的“易主”过程不过用了一句话的功夫。而正是因为这句话，魏征不仅成功保全了性命，替换了君主，还逐渐步入了丞相之位。

魏征既是隋唐时期的杰出人物，也以频繁“跳槽”著称。

魏征最初是武阳郡丞元宝藏麾下的一名小官员。由于元宝藏响应了瓦岗寨的起义，魏征也随之成为李密的文学参军，专门为李密撰写奏疏。后来，王世充战胜了李密，李密为保性命投降李唐家族，魏征也因此归附于李渊。武德元年（618年），魏征毛遂自荐前往安抚山东，但不料被窦建德俘虏，最终成为窦建德的起居舍人。直到三年后，李世民击败窦建德，魏征才得以重返李唐，成为太子李建成的洗马。可以说，李建成已经是魏征的第五位上司。

魏征

魏征对太子李建成倾注了全力。他早已察觉到李世民不同凡响，凭借卓越的军功，李世民可能会威胁到李建成的太子之位。因此，魏征便提议李建成主动请求出征，以此来立下战功：“及刘黑闼重反，王珪、魏征谓建成曰：‘殿下但以地居嫡长，爰践元良，功绩既无可称，仁声又未遐布。而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今黑闼率破亡之余，众不盈万，加以粮运限绝，疮痍未瘳，若大军一临，可不战而擒也。愿请讨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结山东英俊。’建成从其计，遂请讨刘黑闼，擒之而旋。”在取得战功之后，魏征开始认为李世民礼贤下士、权势过于强大，于是建议李建成尽早将李世民调离京城：“征见太宗勋业日隆，每劝建成早为之所。”然而，这一次，太子李建成并未听从劝告，他认为弟弟李世民对自己极为尊敬，性格温和，无害可言。正是因为没有采纳魏征的忠告，才导致了后来的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刚刚结束，魏征心头既急又愤，令他急切的是，自己尽心尽力辅佐了多年的李建成突然死去，更令他愤怒的是，李建成最终死于李世民之手。果然，这一切验证了他早先的猜测。

在魏征看来，李世民当时连亲兄弟都能亲手处决，自己不过是一个“挑拨离间”的太子洗马，必定毫无生还之望。因此，当魏征被押解到李世民面前时，他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

没想到，正是这一句话，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李世民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觉得魏征直言不讳，性格坦诚，从此对他更加赏识。

玄武门之变发生后，李世民即位，朝廷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剧变。那些曾随秦王李世民征战沙场的人纷纷得到升迁和重用，尤其是那些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臣子，更是得到显著的奖励。

魏征

魏征堪称加官进爵中的一股“独特之流”。他原本是李建成的人，但却也得到了李世民的提拔，从谏议大夫升至钜鹿县男，再到尚书左丞，职务几乎等同于丞相。而在朝堂之上，其他人的谏言往往需要顾及李世民的脸色，然而魏征却毫不畏惧，敢说出任何刺耳的话。

《贞观政要》里记载：“贞观十二年，太宗东巡狩，将入洛，次于显仁宫，宫苑官司多被责罚。侍中魏征进言曰：‘陛下今幸洛州，为是旧征行处，庶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民未蒙德惠，官司苑监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又以不为献食。此则不思止足，志在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先命在下多作献食，献食不多，则有威罚。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载籍所闻，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当战战栗栗，每事省约，参踪前列，昭训子孙，奈何今日欲在人之下？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为不足，万倍于此，亦不足也。’太宗大惊曰：‘非公，朕不闻此言。自今已后，庶几无如此事。’”

将李世民的行为与隋炀帝相提并论，这无疑是在赤裸裸地讽刺他吧？任何一位君王，若听到如此比喻，不仅定会愤怒，甚至可能会立刻将说话者满门抄斩。然而，当谈到魏征时，李世民的反应却是：“非公，朕不闻此言。自今已后，庶几无如此事。”由此可见李世民对魏征的宽容态度。

翻阅史书中有关魏征的记载，超过70%的内容都在描述他如何直言进谏李世民以及这些直谏是如何被采纳的。这对君臣，创造了传世佳话，成为一代帝王与臣子间的典范。

直到魏征去世时，李世民为了让魏征能够放心离世，特地亲自带着年仅11岁的公主和太子李承乾一同前往魏府。

李世民见到魏征后，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最宠爱的小女儿许配给了魏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魏家未来的荣华富贵：“十七年，疾甚。征家初无正寝，帝命辍小殿材为营构，五日毕，并赐素褥布被，以从其尚。令中郎将宿其第，动静辄以闻，药膳赐遗无算，中使者缀道。帝亲问疾，屏左右，语终日乃还。后复与太子臻至征第，征加朝服，拖带。帝悲懑，拊之流涕，问所欲。对曰：‘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帝将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时主亦从，帝曰：‘公强视新妇！’征不能谢。是夕，帝梦征若平生，及旦，薨。帝临哭，为之恸，罢朝五日。太子举哀西华堂。诏内外百官朝集使皆赴丧，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给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陪葬昭陵。将葬，其妻裴辞曰：‘征素俭约，今假一品礼，仪物褒大，非征志。’见许，乃用素车，白布幨帷，无涂车、刍灵。帝登苑西楼，望哭尽哀。晋王奉诏致祭。帝作文于碑，遂书之。又赐家封户九百。”

李世民

李世民一向注重任人唯贤，最看重的是凭才干选人，最厌恶通过姻亲关系或世袭来延续爵位与荣华。然而，对于魏征，李世民却破格例外。

魏征去世后，李世民悲痛万分，情难自禁，忍不住放声痛哭：“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征亡后，朕遣人至宅，就其书函得表一纸，始立表草，字皆难识，唯前有数行，稍可分辩，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乱。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者唯见其恶，爱者唯见其善。爱憎之间，所宜详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可以兴矣。’其遗表如此，然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书之于笏，知而必谏也。”

如果魏征的历史仅止步于此，他无疑会被视为一生辉煌、光荣退休的典范。然而，魏征去世不到一年，太子李承乾便发动了叛乱，事件中涉及了两人——侯君集和杜正伦。李世民一眼便认出，这两人正是魏征临终时推荐给自己，作为宰相接班人的人选。

一个人的行为若相似，或许可以视作巧合，但偏偏魏征只推荐了两个人，而这两人恰巧都涉及造反之事，这使得李世民不由得怀疑，魏征是否也暗中支持太子。此时，李世民又得知一件事，原来魏征曾将自己的谏言呈给史官褚遂良查看。

两件事接连发生，李世民在愤怒之下，做出了两项重大决定。第一件事：命令废除魏家与公主之间的婚约。这意味着李世民向世人宣告，不再干预魏家，可以任意欺压。直言不讳的魏征在世时树敌众多。如果没有李世民的庇护，魏家恐怕早已被彻底排挤，连残余都不剩。第二件事：推倒魏征的墓碑。古人极为看重死后的尊严，推倒墓碑和挖掘坟墓可以说是同等的侮辱，这象征着李世民希望魏征死后也无法得到安宁。“征卒后，正伦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诛，太宗始疑征阿党。征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

魏征

谁能料到，一位贤明的相国竟会遭遇如此悲惨的结局。

表面上看，似乎是太子谋反，结果不幸牵连了其他人。然而，其中另有隐情。首先，魏征并不愿意仅仅做一个忠臣，而更倾向于做一位良臣。作为良臣，他便可能存在“不忠心”的情况。

魏征曾与李世民讨论过关于良臣与忠臣的区别：“或有言征阿党亲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案验无状，彦博奏曰：‘征为人臣，须存形迹，不能远避嫌疑，遂招此谤。虽情在无私，亦有可责。’帝令彦博让征，且曰：‘自今后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征入奏曰：‘臣闻君臣协契，义同一体。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之兴丧，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征再拜曰：‘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帝曰：‘忠、良有异乎？’征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帝深纳其言，赐绢五百匹。”

魏征的这番解释表面上显得非常合情合理，似乎是在追求与李世民的共同利益。然而，有一点他却忽视了。这番共赢的言辞，建立在魏征与李世民之间深厚信任的基础之上。一旦信任出现裂痕，李世民便会开始怀疑，魏征将个人利益置于首位，那么他口中的“良臣”究竟忠诚于谁？是忠于李建成，还是忠于大唐？

魏征去世后，信任逐渐出现了裂痕，而魏征又无法亲自辩解，导致局面难以挽回，最终只能等待李世民自己觉醒。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辽东之役，高丽、靺鞨犯阵，李勣等力战破之。军还，怅然曰：‘魏征若在，吾有此行邪！’即召其家到行在，赐劳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复立碑，恩礼加焉。”

其次，魏征触碰了李世民的底线，干涉了史官的职务。自古以来，历史编纂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几乎无人敢违背，那就是当代不能记述当代，隔代才能修史。史官作为历史的记录者，始终是最不能干预的群体。魏征居然将自己的谏言交给史官审阅，这无疑是极为越权的行为，等同于直接挑战了李世民的底线。

魏征‍

第三，魏征似乎存在联合东西两大文武势力的嫌疑。魏征推荐的两位人物，侯君集与杜正伦，一位来自山东贵族，另一位则属于关陇集团，东有侯君集，西有杜正伦，恰好分别代表了朝中两大重要势力。魏征推荐了这两个人，表明他与他们之间至少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魏征很可能与山东贵族以及关陇集团之间存在着深厚的联系。

对于帝王而言，他最为期望的局面是各大集团之间互相制约，而非联合。因此，在魏征有可能联合这两个集团的情况下，压制他无疑是最为明智的决策。压制他，实际上是在敲山震虎，目的是警告这两个集团：如果敢联合，结果将和魏征一样。

即便魏征与侯君集、杜正伦之间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存在关联，墓碑也注定会被推倒。如果魏征当时还活着，结局可能会更为悲惨。

帝王之道，向来复杂深奥，难以揣测。魏征身后的悲剧表面上似乎是一次偶然的牵连，实际上却可能是长期积累的信任裂痕最终爆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