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的“人脉网”有多强大#
整件事要从一封信说起。 2008年,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警察已经查了爱泼斯坦三年,他们手里证据很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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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年6月30号,他的律师团给联邦检察官写了封长信。信里没怎么谈证据,倒是列了一份名单。名单上全是爱泼斯坦能请来的专家证人,个个来自哈佛、斯坦福这些名校。律师在信里说,这些专家可以证明,爱泼斯坦的行为不算“贩卖”,他只是“对按摩治疗有不同寻常的兴趣”。 更关键的是信的最后。律师暗示,如果这案子真的走上漫长又公开的审判程序,可能会“波及很多无辜的人”。那些只是和爱泼斯坦有过社交来往的名流,都会被卷进舆论里。
检察官亚历山大·阿科斯塔收到了信。没过多久,他决定和爱泼斯坦做一笔交易。爱泼斯坦只需要对两项州级的嫖娼轻罪认罪,在县监狱待13个月,而且每周能有六天外出工作。交换条件是,联邦法院不起诉他,还保证不通知他的受害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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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协议后来被锁进了抽屉。一位调查过这案子的警官后来在备忘录里写:“我们被耍了。司法系统被操纵了。” 要搞懂这操纵怎么开始的,得退回更早以前。 爱泼斯坦第一份重要工作在华尔街投行贝尔斯登。他得到这工作本身就很特别。他之前在纽约一所精英私立学校教书,学生里包括贝尔斯登CEO艾伦·格林伯格的儿子。虽然爱泼斯坦连大学文凭都没有,格林伯格还是录用了他。爱泼斯坦对数字很在行,很快成了合伙人。
但真正的转折点在他离开贝尔斯登之后。他遇到了莱斯利·韦克斯纳,也就是“维多利亚的秘密”的老板。韦克斯纳后来成了他最大的客户,不仅把巨额财富交给他管,还给了他极大的法律授权,甚至能用自己的信用卡。通过服务韦克斯纳这样的超级富豪,爱泼斯坦得到了两样东西:很多钱,和一张进入顶级圈子的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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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有系统地编织自己的关系网。 他的方法很直接。买豪宅,然后把它们变成沙龙。他在纽约上东区有曼哈顿最大的私宅,在棕榈滩有海边别墅,在新墨西哥州有牧场,在美属维尔京群岛还有私人岛屿。这些地方不是自己用的,是用来请客的。请谁,都精心设计过。
最早来的客人常常是科学家和学者,因为爱泼斯坦想得到智力上的认可。他出钱资助他们的研究,请他们来吃晚饭,聊弦理论或者人工智能。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收过他好多回捐款,负责人伊藤穰一和他来往很多。一位去过晚宴的教授回忆说:“气氛很学术,他看起来像个慷慨的学问家。”这层知识分子外衣,帮他吸引了第二批客人:商界大佬和科技新贵。
微软的比尔·盖茨去过他在纽约的宅子,后来在邮件里写:“他的生活方式很特别,不过我能欣赏。”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格伦·杜宾夫妇是他的老熟人和邻居。通过他们,第三类,也是最核心的客人,被顺理成章地吸引来了:政客和那些搞权力运作的人。 权力喜欢私密。爱泼斯坦很懂这一点。他的岛叫“小圣詹姆斯”,上面没有酒店,只有几栋别墅。去那儿得坐他的私人飞机,飞机代号“萝莉航班”。飞机上的乘客名单读起来像一份国际权力名录:记录显示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坐过不止一次;英国安德鲁王子是他的朋友;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也是常客。在岛上,没有记者,没有摄像头,只有沙滩、泳池和绝对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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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曾为爱泼斯坦开过飞机的飞行员后来作证说,他载过克林顿,但特勤局的人没跟着。克林顿的发言人后来澄清说特勤局“每次确实都随行”,但也承认他们对具体行程一无所知。这种脱离常规监督的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吸引力。
爱泼斯坦从不直接要求什么。他只提供场地和服务。一位访客说:“他像个完美的管家,总能提前想到你需要什么,然后让它出现。”但有些“出现”的东西,开始让少数访客觉得不对劲。一个在岛上干过活的承包商回忆,他老看见非常年轻的女孩在泳池边晃,穿着比基尼,和那些年纪大的男客人显得很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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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跟爱泼斯坦的管理人员提了这事,得到的回答是:“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这些女孩是哪来的?调查记者朱莉·K·布朗花了好几年追踪答案。她找到一位核心受害者,在法庭文件里叫“简·多伊”。多伊第一次见到爱泼斯坦时还是个初中生,住在佛罗里达一个小镇。她的朋友跟她说:“有个有钱人想找按摩的,给钱很多。”她去了爱泼斯坦在棕榈滩的豪宅。第一次按摩完,爱泼斯坦给了她300美元,问她有什么梦想。她说想上大学。爱泼斯坦说:“我能帮你。”接下来几个月,他确实帮了。他给她钱交学费,买衣服,听她说青春期的烦恼。然后,要求变了。
他要她“按摩”更久,碰不同的地方。他说这是“治疗”的一部分。他还让她带别的朋友来,“分享这个机会”。他会问:“你那个金头发的朋友呢?她多大了?”多伊后来在证词里说:“我感觉自己好像被选中了,可同时又像被利用了。
但等我需要钱买课本时,我还能去找谁?”爱泼斯坦的招募网络就是这样转起来的。他让一个女孩去招下一个,通常用钱和承诺当诱饵。他的长期伴侣吉斯莱恩·麦克斯韦尔在这里面起了关键作用。麦克斯韦尔是英国报业大亨罗伯特·麦克斯韦尔的女儿,她用自己的社会地位让女孩们觉得安全。她会带女孩们逛街,邀请她们参加看起来很高端的聚会,然后把她们介绍给爱泼斯坦。一位受害者记得麦克斯韦尔对她说过:“杰弗里喜欢帮助年轻女孩,他是个慈善家。” 这套系统运行了很多年,外面光鲜,里面烂了。它的崩塌,始于一次勇敢的报警。
2005年,一个女孩的父母发现女儿从爱泼斯坦那儿拿到大量现金,他们报了警。棕榈滩警察局派了一名侦探去查。侦探扮成一个父亲,带着自己未成年的“女儿”去接触爱泼斯坦的员工,对方当场就提出了性交易的要求。证据链齐了。
可当案子交到州检察官那里时,阻力来了。爱泼斯坦请了全明星律师团,里面有哈佛法学院教授艾伦·德肖维茨、前独立检察官肯尼思·斯塔尔,还有后来的特朗普政府劳工部长亚历山大·阿科斯塔(当时他是私人律师)。他们和检察官办公室谈了几个月。最后,就是那份秘密的“非起诉协议”。负责这案子的侦探又气又无奈,直接把案件材料寄给了联邦调查局。FBI展开了调查,但最终,当时的联邦检察官阿科斯塔批准了那份协议。
2019年,阿科斯塔在舆论压力下辞职,他说:“当时我被告知要‘放下这个案子’,这是上级的决定。爱泼斯坦属于情报界,他‘高于我的工资等级’。”至于这个“上级”到底是谁,他从来没说清楚。 协议没能永远盖住真相。
2018年,朱莉·K·布朗在《迈阿密先驱报》上发了调查报道《杰弗里·爱泼斯坦的堕落》,第一次详细揭开了那份秘密协议和几十个受害者的故事。报道像炸弹一样,全国都关注了。受害者们看到报道,发现自己不是一个人,她们联合起来提起了诉讼。舆论压力让司法部没法再无视这个案子。
2019年7月,爱泼斯坦在纽约新泽西机场的私人飞机跑道上被抓了。这次是联邦级别的性贩运罪指控,最高能判45年。他被关在曼哈顿大都会惩教中心,那是个以管理严出名的联邦监狱。监狱记录显示,爱泼斯坦被抓后告诉狱警和心理医生,他担心有人想杀他。
7月23号,他被发现牢房里脖子上有伤,被列为自杀监视对象。但六天后,不知为什么,自杀监视取消了。
8月9号晚上,他被移回一间没室友的牢房。第二天早上六点半,狱警发现他死在牢里,官方结论是上吊自杀。但是,监控摄像头在那段时间“坏了”,值班狱警睡着了,还伪造了巡查记录。他的死留下好多疑问:为什么取消自杀监视?谁决定的?监控为什么偏偏那时候失灵?监狱长被调了职,两个狱警被起诉,可爱泼斯坦再也没法指认任何人了。 他死了,可他那张网引起的震动还没完。
2021年,吉斯莱恩·麦克斯韦尔受审时,她的律师想把所有错都推到爱泼斯坦身上,说她只是另一个“被操纵的受害者”。检察官在法庭上念了一封邮件,是麦克斯韦尔发给爱泼斯坦一个员工的:“请给**的3号房间送点水果。另外,她是不是也到了该‘受教育’的年纪了?”法庭里一下子特别安静。麦克斯韦尔最后被判有罪。
同时,一场全球范围的“名单”猜谜开始了。每次法庭文件解封,都像撕开一道口子。邮件显示,爱泼斯坦和哈佛前校长、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长期通信;他给当时的美联储理事杰里米·斯坦写过推荐信;他给前缅因州参议员、北爱尔兰和平进程调停人乔治·米切尔安排过“按摩服务”。英国安德鲁王子在一起民事案件里被一名受害者指控性侵,虽然他付了一大笔和解金了结了案子,但被剥夺了所有军衔和王室头衔,成了王室的边缘人。
比尔·盖茨多次和爱泼斯坦见面,讨论慈善基金的事,这事后来影响了他的婚姻和公众形象。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伊藤穰一因为隐瞒捐款来源辞职了。 最持久的冲击发生在政治层面。爱泼斯坦的名字成了党派斗争的工具。
特朗普任内,他的司法部长威廉·巴尔负责调查爱泼斯坦的死因,结论虽然是自杀,但质疑没停过。拜登任内,共和党人不断要求公开所有关联人员名单,想把克林顿这些人拖下水。2025年,美国国会甚至通过了一项专门的法案,强制要求公开所有与爱泼斯坦案有关的非机密文件。每次一公开,就引发一轮新的辞职和调查。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拆了乔治·米切尔的雕像;世界经济论坛审查其CEO和爱泼斯坦的关系;英国首相办公室调查其内阁成员和爱泼斯坦的往来。这张网像块扔进水里的石头,激起的波纹越扩越大,碰到了世界各地那些以前看上去很牢固的机构声誉。
这故事里没有英雄。只有受害者、作恶的人、沉默的人,和投机的人。它讲明白一个残酷的道理:当钱和权结合起来,够多的时候,能暂时造出一个凌驾于普通法律和道德之上的系统。这个系统提供隐秘,提供享乐,提供交易,把沉默当货币。但它的基础很脆弱,建立在受害者的恐惧和同谋者的侥幸上。一旦沉默被打破,恐惧变成勇气,整个结构就从里面开始烂掉。爱泼斯坦的岛现在荒着,他的豪宅换了主人,飞机被拍卖了。
但那些邮件、名单和证词,永远留在司法档案和新闻报道里。它们像一座没声音的纪念碑,纪念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机制——一种把人当工具、把权力绝对化、最后反过来咬所有参与者的机制。每当有新名字在解封文件里出现,大家就又一次意识到,那张网可能从来就没真的消失,它只是换了样子,藏在下一个由财富和隐私造成的阴影里。而打破它,永远需要第一个敢报警的父亲,第一个愿意站出来的受害者,和第一个追着不放的记者。
故事的核心就在这儿:系统性的恶,从一个个体的合谋开始,也终结于一个个体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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