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母语是什么？一段被反复误解的语言史

“香港人的母语是什么？”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认为不需要讨论的问题。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发布的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在全港人口中，约90.6%的人以粤语广州话为惯用语言，如果算上能流利使用广州话的人口，比例更超过95%。相比之下，以英语或普通话为“惯用语言”的比例，分别仅占2.4%和2.3%。

▲香港2021人口调查报告——語言使用情況

换言之，粤语广州话，毫无疑问是今天香港社会最主要、最常用的语言。但奇怪的是，这个看似很稳固的“常识”，在近几年，却开始被一再质疑。

2018年，香港教育局在网页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指“粤语并非香港人的母语，只是方言。”这句话迅速引发了一场关于香港人语言身份的争论。许多人都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直指核心的问题：如果粤语不是香港人的母语，那么香港人的母语，到底是什么？

▲2018年香港“母语争议”

到了2023年，一位在内地网络颇具影响力的博主卢克文，又提出了一个更具冲击力的说法。他声称：香港原本是讲普通话的，只是在英国殖民香港之后，为了切断与祖国大陆的文化联系，才在五六十年代“强推粤语”。

▲卢克文关于香港人母语的观点

由于他的说法在内地传播范围很广，也经常被反复引用，久而久之，开始有人真的把它当成了一种历史事实。

但真相是这样吗？香港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粤语的？粤语，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香港最具代表性的语言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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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香港语言格局的起点，我们必须把时间拨回到1841年开埠之前。在那个时候，香港还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以农业和渔业为主的华南沿海社会。这里没有统一的行政中心，人们的生活围绕着宗族和村落展开。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语言只需要在熟人之间使用。

▲香港开埠初期（1856年）

也正因为如此，关于开埠前香港究竟“讲什么话”，并没有一个系统、直接的统计记录。

而在1911年的官方普查数据，就记录了清末民初时期香港的语言格局。数据显示，当时约有81%的居民被归类为使用“本地话”。在新界乡郊，这里的“本地话”，主要指属于“莞宝片”的围头话；但在港岛和九龙市区，来自省城、南番顺一带的移民，已经把粤语广州话带进了城市。这种城乡差异，说明广州话最初是作为一种城市语言，从维多利亚港的码头和商号开始，逐步向乡间扩散的。

▲1920年代英属香港中环皇后大道

围头话和广州话虽然同属广义上的粤语，但在声调和说话习惯上有一定的差异，更接近东莞话。

讲围头话的，是最早一批在香港扎根的原住民家族。自宋代起，邓、彭、侯、文、廖等大族就在这里定居。他们凭借“先来后到”的优势，占据了元朗、上水一带最肥沃的平原地区，掌握着土地的所有权，构成了当时新界社会的核心。直到现在，新界仍然有不少人会讲围头话。

▲屏山邓氏宗祠

与此同时，香港还有另一股重要的人口力量，占比大约15%，讲的是客家话。

这些客家人，多数是在清初“迁海复界”之后，从梅州、惠州一带迁入。由于优质土地早已被本地人占据，他们只能在山地和丘陵地区开荒定居。直到20世纪中叶，新界仍有不少乡村以客家话作为主要交流语言。

▲新界客家妇女

因此，在开埠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香港社会仍然是以传统农业为主，其日常生活主要使用围头话与客家话；而广州话则更多出现在港岛和九龙的城市空间。换言之，在城市社会形成之前，香港并不存在一门能够覆盖全社会的通用语。

那广州话作为一种原本并不属于香港本地的语言，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反客为主”，成为这座城市最核心的语言的？答案其实并不复杂。决定性因素并不是政治操作，而是两个在历史中反复出现的社会规律：一个是慕强心理，另一个就是资本流向。

1850年代，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及广东中西部地区持续多年的土客械斗，内地不少地区陷入动荡。相比之下，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因为局势相对稳定，逐渐成为理想的避风港。

正是在这一段时期，大批来自广州、佛山一带的商人、手工业者和资本拥有者南下香港，他们携带资金、技术与商业网络，迅速在港岛中环、上环一带立足，进入航运、金融与转口贸易领域，并很快掌握了香港华人社会的经济命脉。到了清末民初，广州话已经在华南的商贸圈中具备很高的社会地位。

在当时的社会评价体系中，语言本身就是阶层的标志。讲围头话、客家话，往往意味着乡村、土地与农业；而讲“省城话”——也就是广州话，则意味着商业、财富，以及通向更广阔世界的机会。

原本占据土地优势的本地人，为了进入城市谋生、实现向上流动，开始主动学习这种更具社会价值的语言。广州话并不是被命令推广的，而是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被一代又一代人主动选择的。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细节，可以进一步印证：广州话的上位，更多源自效率与市场，而非文化操控。

在19世纪中后期，被派驻香港的英国人，往往倾向于学习粤语广州话，而不是北京官话。原因并不复杂，英国人很清楚，他们所培养的买办和翻译，如果不会讲广州话，在华南几乎毫无用处。

▲梅含理爵士与下属于港督政府留影（1913年）

英国人之所以这样选择，并不是出于文化隔离的企图，而是因为当时香港的经济结构，几乎完全依赖与广州的转口贸易。对殖民政府而言，广州话，就是整个珠三角地区最有效的通行语言。掌握了广州话，就等于打通了整个华南市场。

如果英国人真的是想切断香港人与内地的文化联系，他们最有效的方式，反而应该是绕开广州，而不是长期依赖广州话。从世界殖民史的经验来看，殖民政权一旦试图重塑文化认同，往往会以自身语言取代本地语言，而不是主动扩大本地语言的社会空间，印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911年英国国王乔治五世被加冕为“印度皇帝”

二战结束后，香港的语言史进入了一个最为复杂、也最具变数的阶段。很多人并不知道，香港确实是曾经存在过一个国语差点成为主流的历史窗口期。

1945年之后，随着内地局势剧烈变化，大批来自江浙沪一带的移民涌入香港。他们带来的不仅是资金和技术，还有上海话，以及以国语为代表的北方通用语言。当时的北角、跑马地一带，被称为“小上海”，街头巷尾，吴侬软语随处可闻。

▲北角月园游乐场

更重要的是，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代上海移民，在香港的文化与娱乐产业中占据了极其关键的位置。邵氏影业、电懋影业等公司的核心管理层，几乎清一色来自上海。在那个阶段，国语片被视为“大制作、高档次”的象征，而粤语片则因为制作周期短、成本低，被称为“七日鲜”。

▲邵氏影业

在当时，如果只从文化产业与教育体系来看，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或国语，反而比讲粤语，更容易进入社会上层。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在一些早期香港电影作品中，感受到那种若隐若现的上海情结。

与此同时，另一股力量也在影响着香港语言的走向。 上世纪40年代末，国共内战结束后，大批与国民党有关的粤系军人、眷属及相关人士进入香港，其中大部分人长期聚居于调景岭等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仍然坚持岭南文化传统，主要使用广州话，并保留了较为浓厚的宗族与地方文化意识。在特定社区和民间层面，这些人也构成了粤语持续使用的一股重要补充力量。

▲1950年难民迁移到调景岭的报道

因此，到了1950年代的香港，语言生态并不是单一的：新界农村仍然以围头话和客家话为主；城市市井阶层普遍使用广州话；文化精英和娱乐产业，上海话和国语占据着显著位置。

如果历史真的沿着这个轨迹自然发展下去，香港，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国语通用、粤语方言化”的状态。但接下来发生的变化，就彻底改变了这个走向。

1967年，香港爆发了六七暴动。对港英政府而言，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在事件平息之后，政府内部开始反思：单纯依靠殖民权威和高压手段，已经不足以维持长期稳定，必须在文化层面进行更有效的社会整合。在这个背景之下，“本土化治理”开始成为一个重要方向。而语言，正是最直接、也最具穿透力的治理工具之一。

▲电台广播剧录音（1963年）

几乎在同一时期，传媒技术发生了决定性变化。广播和电视迅速普及，成为市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传媒必须在多种语言之间作出选择，而这个选择，看似是文化问题，本质上是效率问题。

围头话受众过于局限，无法承载城市规模的信息传播；上海话和国语更多绑定精英阶层，随着第一代移民老去，覆盖面不断收缩；而英语，则始终停留在行政与精英领域，无法进入基层社会。

在所有选项中，能够同时覆盖最多人群、又具备成熟的表达能力的，只有粤语广州话。而粤语相对于围头话、客家话、上海话等，还有一种优势，就是经过上百年的整理和发展，变得更具标准化而且可以书面化的特点。

早在鸦片战争之后，粤语就已经有了成体系的读音字典和教学书籍。而到了清末民初，广州地区的文人和报人，就已经开始尝试“我手写我口”。粤剧剧本、报纸副刊、白话文章逐渐成形。这意味着，广州话不仅能“说”，也能“写”，而且写出来的内容可以被复制、传播与教学。

▲粤语相关教学书籍

这种可书写、可传播的特性，是一种语言进入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关键门槛。围头话和客家话长期依附于村落和宗族生活，缺乏统一规范；上海话虽然在都市中广泛使用，但书写系统始终未能定型。在这一点上，除了国语和英语，广州话几乎没有直接对手。

于是，它也成为了香港的广播、电视、流行音乐与广告的共同语言。随着电视的普及，粤语电视剧进入千家万户。1973年，楚原导演的粤语片《七十二家房客》打破票房纪录，击败了李小龙的国语片《龙争虎斗》，标志着粤语正式夺回电影市场的主导地位。

▲《七十二家房客》电影海报

随后，许冠文电影的成功，让粤语喜剧成为主流商业类型。许冠杰则以欧美流行曲为参照，开启了粤语流行歌的创作潮流，并逐渐取代国语歌，成为主流。而随着《狮子山下》等歌曲的广泛传唱，粤语更是开始承载一种新的城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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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刻起，语言不再只是用来交流的工具，而是用来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在这一轮传媒与文化浪潮的推动下，其他语言渐渐退出公共空间。围头话和客家话退回乡村与家庭；上海话与国语，就淡出了主流娱乐与日常生活领域。到了1980年代，“粤语等于香港”的认知，已经基本定型。

此时的粤语广州话，已经不再只是广东省城的一种地方话，而是一种与现代性、商业社会、都市生活紧密相连的语言标识。

▲港式广州话词典

当然，语言的演变从来不会停在某一个终点。由于香港长期处于中西交汇的位置，一种带有本地特征的“港式粤语”，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

它大量吸收英文词汇，在语法和语感上更趋简化；同时，随着生活节奏加快，语速变快，也出现了所谓的“懒音”现象。这种变化，在1970年代之后，引发了一场持续多年的语言文化讨论。

学者何文汇曾以宋代的《大宋重修广韵》为参照，发起“粤语正音运动”，试图矫正港人的发音，恢复更为古典、规范的读音。这个主张随即引发了大量争议，也被不少人批评为“矫枉过正”、“过于理想化”。

但无论如何，这场讨论本身，正说明了一件事：粤语在香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高度自我意识的成熟语言系统。只有当一种语言真正处于主流地位，大众才会开始争论它该不该规范、该如何规范。

▲讨论“粤语正音”的相关报道

回顾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香港语言格局的演变，从来不是什么阴谋论式的“强推”，而是一连串社会选择叠加而成的结果。

开埠初期的语言分布，源于以农业社会为主的社会结构；战后短暂的多语并存，是移民潮带来的历史窗口；而粤语最终取得主导地位，则是工业社会与商业文明，对效率、标准化与传播能力的自然选择。

作为华南中心城市的语言，广州话在商业效率上胜过围头话，在传播能力上超越客家话，在社会覆盖面上压倒上海话与国语，最终成为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最后，我想问问大家：在你的家族里，最早是讲什么话的？是围头话、客家话、潮汕话、台山话，还是其他方言？又是从哪一代开始，把粤语广州话当成主要语言的？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家族的语言故事，让我们一起拼凑出这段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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