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启锐等：聚落考古理念下堌堆遗址的勘探方法

#记录我的2026#黄泛区广泛分布的堌堆遗址因为埋藏较深，遗址及遗物暴露不充分，单凭区域系统调查方法难以搞清宏观聚落形态。从鲁西南地区堌堆遗址“小组一组一群”的空间分布模式出发，采用特殊的勘探方法，可以利用堌堆遗址的埋藏特点，快速确定遗址面积并发现周边“小组”遗址点。这种勘探方式是基于聚落考古理念的，注重遗址整体的把握和聚落“小组”的辨别，放弃了具体遗迹的辨认，是探索黄泛区宏观聚落形态的新方法。

通常而言，对一个区域进行宏观聚落形态的研究，是以区域系统调查为基础。通过全覆盖式调查采集遗物、确定遗址，并通过遗物散布的大小来确认遗址面积、等级，最后以遗址空间分布结合年代序列来研究区域宏观聚落形态历时性演变。但是，这种调查对地理地貌有一个基本要求，即地貌条件允许采集品暴露于地表并易于被发现。黄泛区由于淤积层深厚，地表遗物可视性较差，难以用常规方法进行区域系统调查。从黄泛区广泛分布的堌堆遗址埋藏特点及分布模式出发，可以采用聚落考古理念指导下的勘探方法作为有效补充，为区域聚落形态研究提供新可能。

一、堌堆遗址的埋藏特点

堌堆遗址是一类特殊的遗址类型，主要分布于冀、鲁、豫、皖、苏五省交界地区。外部形态一般为高大的台基状，但本体大部分淤埋于地下，故而仅地表可见遗址范围很不准确。这类遗址通常文化堆积厚，延续时间长，一般都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往往还有商、东周、汉代等多个时期的文化堆积，有的现代仍作为学校、寺庙等加以利用。堌堆遗址开展考古工作受限较多，主要不利因素为埋藏深，且地下水位高，发掘往往难以清理至生土，遗址最早期堆积及基底的生土面形态无法一窥究竟。

图一 李堌堆遗址勘探柱状剖面图

通过既往勘探及发掘工作，堌堆遗址主要有以下埋藏特点。首先，堌堆遗址平面形状一般为长椭圆形，少量为近圆形，剖面形态一般为中部高，四周成缓坡状向下渐深。以单县李堌堆遗址为例（图一），文化层顶部深度距地表0.3~5.3米，自中心向四周渐低；底部深度为3.5~5.3米，地下文化层厚度0~5米，自中心向四周渐薄。成武高堌堆文化层顶部深度距地表0.3~6.3米，自中心向四周渐低；底部深度为2.5~6.3米，地下文化层厚度0~6米，自中心向四周渐薄（图二）。同样，孙大园堌堆的剖面，经过发掘相对更加准确。遗址顶部海拔为37.3米，四周渐低，生土面同样中部较高，海拔为31.57米，至遗址边缘处海拔为29.15米。以上三个遗址，孙大园堌堆为东南一西北向长椭圆形，高堌堆及李堌堆为近圆形。堌堆的平面形状，与堌堆遗址依托的地形地貌密切相关，比如众多方向相似的长椭圆形堌堆可能是处于古河道的沙洲或砂质河槽地，这对于在勘探中把握堌堆遗址的形状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另外有少数堌堆的堆积形态较为特殊，为四周高中部低洼，这种类型的代表为十里铺北遗址，在目前经过勘探的鲁西南堌堆遗址中是唯一一例，这种形态与皖北、苏北地区的墩台类遗址类似。

阁二 高堌堆勘探土样柱状剖面图

其次，以孙大园堌堆（图三）、李堌堆、高堌堆为例，堌堆遗址周边一般分布有青灰色湖沼相堆积。这种堆积一般认为是遗址外的自然堆积，本质上是河湖相沉积，部分区域叠压堌堆遗址边坡，底部的高程一般较遗址底部生土顶面高程低至少1~2米。需要指出的是，堌堆周边青灰土虽然分布广泛，但平面分布并不连续，李堌堆东侧即有大片区域没有发现青灰土。不同钻芯里，青灰土层顶面、底面的深度也不尽相同，表明这些湿地出现和结束的年代可能不完全一致。因此，尽管四周普遍存在青灰土，但并不意味堌堆当时呈现出一种“湖心岛”的状态。相反，这些湿地应当是以斑块化的模式镶嵌在堌堆周边的景观中，随着气温、降水等各种变量的影响，面积动态变化。

图三 孙大园堌堆周边湖沼相堆积分布

二、堰堆遗址的空间分布模式

堌堆遗址除了本体埋藏较深，周围湖沼相堆积普遍外，在空间分布上有较为显著的特点，即成“群组”分布，这一理论最早由张学海先生提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鲁西南地区先后进行两次系统的文物普查，基本掌握了地面有迹可寻的遗址。其中的绝大部分史前和商周遗址，都成群地集中分布于古大野泽、菏泽以南地区。据其分布状况约可分为五群，每个群包括约20处遗址。从龙山文化遗存的角度，“群”之下又可分组，如第一群可分为东、西两组，第四群可分为东、西两组等（图四）。虽然后来又有更多遗址发现，但总体框架依然合理。成群分布的堌堆遗址在空间尺度上是比较大的，群分布在东西长20~45千米，南北宽15~25千米的空间范围内，而组与组之间距离在10千米左右。

图四 鲁西南地区先秦遗址群分布图

近年来的工作细化了这一理论，在比组更小空间尺度上，也存在多个遗址密集分布的现象，暂可称之“小组”。据调查，以定陶十里铺北遗址为中心，半径1.2千米范围内，周围环以官堌堆、仿山、何楼、程庄、十里铺、高河6处堌堆遗址，形成了北辛文化晚期至夏商周时期连续发展的堌堆遗址“小组”。十里铺北遗址面积大（约9万平方米）、等级高，发现有岳石文化延续至商代的城址，应是此“小组”的中心，同时也是“组”的中心。青邱堌堆遗址小组也是如此，其与冤句故城、龙王庙、八亩台、曹堌堆、窦堌堆、岭子等遗址邻近分布，相互之间最远不足4.5千米。孙大园堌堆遗址则是与侯庄堌堆、长堌堆、大桑庄形成群组，其中大桑庄遗址距离其他堌堆距离约2千米，而三个堌堆遗址之间距离不足1千米。这样，不仅在大的空间尺度上存在“群一组”结构，而且在“组”的内部还有更小空间范围的聚落小组，从而形成了“群一组一小组”的三级层次。

“群一组一小组”三个层级的聚落形态中，群无疑是以城址为中心，一个“群”也可能包括几组城址，对应规模较大的政治实体。而组是群的次一级组成单位，由不同小组构成，组中存在面积较大，等级较高的聚落作为次中心聚落。而小组则构成最基本的聚落分布单元。三级聚落形态，和“都邑聚”三重结构的范围类似。小范围内聚落小组是组一群的基础，从考古调查及勘探中辨认小组及其中心遗址是构建鲁西南地区宏观聚落形态的重要环节。

需要说明的是，自战国时期开始，鲁西南地区开始出现大型平地城址，如成阳故城、昌邑故城、冤句故城等，此时的地貌环境及聚落形态与之前相比已发生变化，至少堌堆遗址不再承担居住功能。至于在战国时期以前，是否存在大型平地遗址（城址）还存在争议。根据荆志淳等在商丘地区的地质考古勘探，该地区的古土壤自更新世末至全新世中期一直发育，显示这里至汉代前后均具有稳定的地貌条件。换言之，商丘在汉代以前具备营建平地大型聚落的条件。因此，堌堆遗址无法代表所在区域的聚落形态原貌，是“一种扭曲的反映”。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发现大型平地聚落的时间段，正好对应了堌堆遗址由居址向墓地的转换，这之间有密切联系。从堌堆遗址周边普遍存在的湿地景观看，汉代之前在平地起建聚落面临的水患威胁较大，资源和财富难以积累。除非有较好的先天地貌条件加成，比如存在面积较大的自然高台地或缓坡区域，如此方可支撑大型平地聚落的发展。

三、常规勘探方法的局限性

鲁西南地区面临的区域聚落形态研究困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深埋的堌堆遗址发现难，部分堌堆遗址是不露出地表的，导致空间分布不清；二是已知堌堆遗址的面积不准确，导致不能划分遗址等级，进而影响下一步研究。我们认为，这种困境可以通过“特殊”的勘探手段弥补。为与一般勘探方法区别，首先介绍常规勘探方法在黄泛区的局限性。

图五 孙大园堌堆堆积示意图

近年来，随着装备和技术的升级进步，在“考古前置”和“大遗址勘探”的带动下，鲁西南地区的勘探工作开展得比以往更加广泛和细致。做过勘探工作的堌堆遗址主要有成武大台、小台、高堌堆、定陶十里铺北、曹县梁堌堆、牡丹区长堌堆、孙大园堌堆、坡刘堌堆、青邱堌堆、单县李堌堆等。堌堆遗址勘探工作面临的困难与发掘遇到的问题如出一辙，即堌堆遗址堆积厚，地上部分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本体大部淤埋于地表之下。以牡丹区孙大园堌堆为例（图五），遗址不高出现地表，最高点埋深约0.5米，完全被历史时期淤积覆盖。通过不间断地降低发掘区地下水水位才得以发掘至遗址底部，生土面距地表5.7~8.1米。由于地下水位基本在距地表5米左右，一旦超过这一深度，土层含水便会析出，所以如果没有人为降低地下水位工作的介人，便无法发掘到底。若进行勘探，用洛阳铲铲探的通行方法，探至遗址底部生土，每个孔的深度最浅也将近6米，深的区域要8米左右，遗址外围的湖沼相堆积则更深。据我们的经验，勘探深度在6米以上，需要两人配合钻探，每天能完成6~8个探孔。单个探孔所耗费的时间及人工，与平地遗址相比成倍增加。

其次，堌堆遗址遗迹的辨认非常困难。堌堆遗址的延续时间很长，在汉代（最晚到战国）以前，均以居住址使用，汉代以后逐渐成为墓地、寺庙等。人类长时期在遗址上活动，使得地层关系及遗迹现象异常复杂，仅凭勘探难以辨认清楚。以安邱堌堆为例，发掘报告中T13共划分11大层，有的大层又划分亚层。而且，这仅是发掘深度3米多的情况下（发掘至地下水位线停止），如果能发掘到生土（4米以上），肯定要划分出更多的层次。有学者将堌堆遗址的特点归纳为“高、大、黑、白、厚、长”，其中的黑指的是堌堆遗址文化堆积普遍发黑，土色相近，在发掘时也不易区分，更不用说通过钻探仔细勘探遗迹现象。较为明显的砖椁、石椁墓葬、沟等是能够辨认的，但除此之外，灰坑、房址、土坑墓等的分辨难度极大。另外，也要考虑地下水位对勘探的影响，堌堆遗址的部分本体在地下水位之下，不容易带土，带土则出一摊烂泥，也会给地层及遗迹的辨认带来极大不便。因此，对堌堆遗址而言，无论是普探还是重点勘探，常规的勘探方法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

四、聚落考古视角下堌堆遗址的勘探方法

针对堌堆遗址的埋藏、分布特点和常规勘探方法的局限性，应该优化勘探方法，使之更具针对性、更加高效。我们认为，对堌堆遗址的勘探重点在于坚持聚落考古的理念，注重遗址整体的把握，注重聚落“小组”的辨别，应该放弃对具体遗迹的辨认，如此可取得较好的工作效果。

对堌堆遗址整体的把握分为以下几点。一是对遗址面积的划定。面积对于遗址等级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尤其在堌堆遗址分布区宏观聚落形态不甚明了的情况下，遗址面积对于识别中心聚落及划分遗址等级非常重要，因此准确的遗址面积是堌堆遗址勘探的第一目标。从目前资料看，堌堆遗址的面积数据不甚准确。以往的遗址面积是通过“二普”“三普”调查进行登记的。以单县李堌堆遗址为例，根据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遗址南北长220米，东西宽150米，总面积33000平方米。经过勘探后，遗址总体呈近圆形，南北长约73米，东西宽约76米，总面积约为4677平方米，仅为原面积的14.2%。成武记河寺遗址登记面积为2800平方米，但经过勘探后，实际面积逾9万平方米，扩大了32倍多。

确定遗址的面积，可以使用勘探的通行方法，即对遗址进行“井”或“米”字形剖面勘探，但与一般勘探不同的是堌堆遗址勘探在剖面勘探时探孔不必每个都打到底，因为如前文所述，这样会耗费大量的人力及时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结果不会理想。在确定遗址面积时，只要探孔确定探到文化堆积，处在遗址范围内即可，然后向外延伸直至确定遗址准确范围。需要说明的是，堌堆遗址外围通常都分布有湖沼相堆积，这种堆积与遗址边缘的地层极为相似，其中也有碎陶片及炭屑等包含物。区分两者的方法，一是对土样仔细辨别，二是可以通过其开孔深度区分。遗址内堆积是呈缓坡状由中心向四周延伸的，而湖沼相堆积的成因是湿地、洼塘等自然景观不断淤积形成，其顶面大致呈水平状。因此在土样不易分辨时，通过其开口深度变化也能较为准确划定遗址范围（图六）。

二是对堌堆遗址群组分布的特性进行针对性探查。“群一组一小组”的分布，尤其是“小组”的辨认是聚落考古理念下堌堆遗址勘探的一个重要方向，对于面积较大的堌堆遗址，其周围肯定有其他小型遗址存在。或者说，面积较小的堌堆遗址，可能附属于附近较大的遗址（或小组）。从孙大园堌堆、十里铺北、青邱堌堆的三个小组看，遗址之间距离多在2千米的范围内。在勘探堌堆遗址时，不能局限于单个遗址，应该从“群一组一小组”的角度寻找更多遗址及其分布状况。具体在田野工作中，可使用调查加勘探的方法。勘探时，可以在遗址之外2千米范围内，以间距30~50米布排孔进行勘探，每个探孔深度探至2米深度即可（堌堆遗址顶部一般不会淤埋很深），以此来发现新遗址，如需做进一步工作，可按照堆遗址勘探的相关方法进行。

三是对遗址时代的把握。主要通过采集遗物、探孔遗物来辨别，尤其依赖前者。一般而言，堌堆遗址会有高出现代地表的高台部分，受到后期破坏的影响，在地表采集到遗物及标本是比较容易的，通过标本可以大致判定遗址的时代。当然探孔中可以带出部分陶片，但根据勘探若干堌堆的经验，堌堆遗址的地层中遗物含量相对较少，除非探到垃圾集中填埋区域，否则很难取得较好的标本。

四是对遗址地层堆积状况的把握。前文提到，堌堆遗址的地层及遗址现象异常复杂，为了更好地了解某一区域内堌堆遗址的整体状况，可以暂时放弃对遗址具体现象的把握。而对于遗址地层堆积，可以通过部分探至生土的深孔来了解。堌堆遗址分层较多，通过勘探将每一层分辨清楚很困难，可以把堆积状况分为几个大的层次，比如汉代以后、商周及新石器时代等，如能划分更细则更好。

五是对堌堆遗址外围湖沼相堆积进行勘探。这种较为特殊的现象，有助于了解堌堆遗址的形成机制和复原堌堆外围景观。湖沼相堆积一般分布在遗址外围，范围及深度不一。在勘定遗址面积时可以通过剖面探孔向外延伸来确定。由于湖沼相堆积普遍较深，这部分工作可以采用钻机来完成，尤其有取样需求的，使用钻机可以明显提高效率。

五、结语

目前，鲁西南地区“群一组一小组”聚落分布模式已初露端倪，现有遗址已大致反映出鲁西南地区古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因此，要进一步深化区域聚落形态研究，对于堌堆遗址的分布区域而言，最欠缺的是准确的遗址面积，只有通过遗址面积大小方能大致确定遗址等级，进而识别具有不同层级中心性质的遗址，进而构建出区域宏观聚落形态。

聚落考古理念下的堌堆遗址勘探的方法是区别于常规勘探方法的，主要着眼于遗址的整体信息特别是遗址面积的把握，对具体遗址细节可暂时忽略，辅以大遗迹、湖沼相堆积专项勘探，能以更高的效率达到更好的效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单个遗址勘探中，向外围数公里内发散探寻，从而构建遗址“小组”，是堌堆遗址勘探的重要方向，对鲁西南地区聚落形态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堌堆遗址是冀鲁豫皖苏交界地区分布广泛的遗址类型，从地域上讲是夏商时期夷夏东西交汇地带，搞清这一区域的宏观聚落形态对于研究区域文明化进程及中原一海岱地区文化的碰撞交融有重要意义。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一任务，或者至少对宏观聚落形态有初步把握，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只有发展一种能快速摸清堌堆整体状况的方法，验证和完善三级聚落分布模式，才能完成既定的学术目标。基于此，我们提出上述堌堆遗址勘探方法，实际是介于调查与勘探之间的一种折中方式，也是在聚落考古视角下黄泛区最合适的方法。

本文原刊于《东方考古》第25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