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丨美国为何病得这么重

How America Got So Sick

The health of a nation reflects the health of a democracy.

By Vann R. Newkirk II

本文刊登于2026 年 3 月《大西洋月刊》印刷版，标题为“How America Got So Sick.”作者：范恩·R·纽柯克二世（Vann R. Newkirk II）是《大西洋月刊》的高级编辑。

插图：Tyler Comrie

168年冬，著名的希腊医生盖伦（Galen）抵达亚得里亚海北岸的意大利城市阿奎莱亚。这座城市自作为罗马殖民地建立以来不断扩张，但在长达200年的“罗马和平”时期，其防御工事却日渐荒废。一年前，一支武装的日耳曼部落越过多多瑙河，迫使罗马共治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与卢修斯·维鲁斯（Lucius Verus）紧急奔赴此地，征召两个军团、重建城防，意图以此为基地反击入侵者。

然而，盖伦被召来并非为了抵御外敌，而是应对另一种无形的入侵者——一场瘟疫。很可能是天花的早期变种，随军队传入阿奎莱亚，并迅速席卷全城。两位皇帝仓皇逃离，但维鲁斯在返回罗马途中染病身亡。盖伦竭力遏制疫情蔓延，却无力回天，城中多数居民最终丧命。

他们只是安东尼瘟疫（又称“盖伦瘟疫”）众多受害者中的一小部分。这场瘟疫在整个罗马帝国夺去了至少100万人的生命，或许堪称世界历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大流行病。它如幽灵般缠绕着帝国，直至180年奥勒留去世、“罗马和平”终结。关于这场大流行的细节——确切病原体、真实死亡人数——至今仍存争议，可能永远无法完全厘清。但有研究指出，安东尼瘟疫是加速罗马漫长衰落的恶性循环之一环：粮食短缺、内部人口迁徙与过度拥挤早已预示帝国权力的松动，并为疾病创造了温床；而疫情本身又引发恐慌、滋生不信任，进一步削弱了民众对市政与宗教权威的信心。

人们常言“每日思罗马”，政治评论员早在美国宪法诞生之前，就已忧心忡忡地将罗马的覆灭与美国潜在的崩溃相提并论。然而，鉴于近期种种事态，罗马的前车之鉴确实值得深思。衡量一个社会活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便是其保护公民免受疾病侵袭的能力——二者往往同步变化：一方衰退，另一方亦随之削弱。

传染病或许尚不至于立即威胁美国存亡。但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曾推动人类全球预期寿命与生活质量取得非凡进步的美国公共卫生体系，如今正摇摇欲坠。这个国家已大幅丧失抵御微生物侵入其政治肌体的能力，预期寿命等关键健康指标的进步正在放缓，甚至出现倒退。

将这一切归咎于特朗普总统及其现任卫生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固然诱人——他们联手瓦解了美国的全球卫生组织、削减公共卫生经费、煽动疫苗怀疑论，并着手拆解儿童免疫接种项目。但所谓“让美国再次健康”（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美国公民信任与社群精神长期退潮中的又一步。正是这种信任与精神，曾支撑起美国抗击疾病的集体努力。若此退潮持续，那么公共卫生时代——这一长达百年的、前所未有的流行病安全期，作为诸多其他突破性成就之基石——终将落幕。而这一终结，对共和国及其未来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2025年1月，得克萨斯州西部一家医院开始报告儿童感染麻疹病例。最初疫情集中于一个门诺派社区，该群体近几十年疫苗接种率一直偏低。但很快疫情蔓延至全州乃至其他州；截至当年年底，报告病例已超1800例。截至本文撰写之时，疫情仍在持续，美国面临被世界卫生组织撤销“麻疹消除国”地位的风险。

2025年8月8日，就在麻疹疫情持续占据头条之际，一名叫帕特里克·约瑟夫·怀特（Patrick Joseph White）的男子闯入亚特兰大东北部一家CVS药房，用步枪向街对面的美国疾控中心（CDC）总部倾泻数百发子弹。据佐治亚州调查人员称，怀特当时已有自杀倾向，并坚信新冠疫苗是旨在毒害他和其他美国人的阴谋的一部分。

这些事件不过是众多征兆中的两例，表明保护民众健康的系统已然崩坏。尽管拥有诸多优势，新冠疫情在美国造成的每百万人口确诊死亡数却高于任何其他西方国家，且死亡率恢复速度也落后于他国。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低于其他高收入国家，且差距还在扩大。

美国的独特性使比较变得困难。该国在枪支暴力死亡和药物过量致死方面远超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这两项主要死因在此已被普遍视为“做美国人”的代价。但即便剔除这些特殊因素，其他多项健康指标同样指向错误方向：食源性疾病似乎呈上升趋势，包括频繁暴发的诺如病毒；供水与排污系统老化加剧了军团菌病的暴发；近年破伤风、百日咳和甲型肝炎病例也显著增加。

造成这些转变的因素众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州及地方卫生部门预算削减、细菌耐药性增强等。然而，所有疫情暴发，乃至枪支与阿片类药物致死事件背后，都存在一个共同主题：美国人相互责任感的持续衰退。若将全体国民比作一个单一人体，其免疫系统便依赖于每个细胞间的协同行动与共同目标。一旦这种协同停止，身体便会死亡。

1946年，即美国公共卫生署创立传染病中心（后更名为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之年，美国新生儿预期寿命约为66岁。疟疾在南方肆虐，发热性疾病、结核病、梅毒和脊髓灰质炎每年夺走数万美国人生命。1946年出生的每千名婴儿中，就有34名预计活不过一岁，其中许多死于传染病。彼时美国虽正迈向现代化，但民众所面临的风险与今日截然不同。

CDC早期使命很大程度上承袭自二战期间美军控制士兵传染病的军事行动。战争规模之巨，迫使美国本土建立起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若士兵在部署前就在国内感染疟疾，那么在太平洋前线喷洒灭蚊药便毫无意义。针对军营周边疫情的响应必须足够迅速且覆盖范围广，以应对士兵驾车跨越军事辖区的情况。CDC接手后，将这种“跨地域、跨社区协调”的模式推广至平民。

同年，流感疫苗开始面向公众；在美国支持下，国际组织启动了全球结核病根除计划。CDC积极推动大规模疫苗接种，建立了国家级疾病监测系统，并向资金紧张的县级卫生部门和州级机构共享情报。战时号召民众节约资源、志愿参战的宣传策略，也顺利转化为推动疫苗接种与卫生防疫的动员。

1946年前，征服疾病之难，堪比登月，近乎科幻。但自1950年以来，全球预期寿命每十年增长四年。天花已被根除，脊髓灰质炎与疟疾病例大幅下降。过去80年间，人类健康所取得的进步，或许超过了此前30万年的总和。

在国内，几代美国人成长于没有疟疾、黄热病或伤寒的大陆；痢疾等疾病已成为医学上的罕见案例。麻疹与脊髓灰质炎——曾是儿童时期的常规梦魇——被数百万剂疫苗击退。预期寿命增加了十余年，至2023年已达78岁。这是一场公共卫生革命，其意义不亚于过去几个世纪中的农业、工业或信息革命。

其他伟大革命常被视为技术进步的产物——犁、蒸汽动力、化肥、互联网。诚然，疫苗、抗生素及其他药物的研发在人类健康进步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早在1940年代之前，天花等疾病的疫苗已存在至少半个世纪，却未能实现广泛免疫。真正的公共卫生革命，首先且首要的是人们看待自身及彼此关系方式的根本转变。

流行病学催生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病原体既不尊重个体，也不承认边界。面对不断进化的病菌，仅靠个人接种疫苗或其他预防措施无法确保绝对安全——唯有彻底根除才能做到。而人们逐渐认识到，根除只能通过地方与全球合作实现。

在美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伦理始终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公共卫生却成功开辟出一片广阔的协作空间。1940年代前，美国报告的天花病例数量相较于其他工业化国家仍相对较高；1949年，美国实现了彻底根除。随着公共卫生体系的强化，洗手、掩口咳嗽、不在室内吸烟、接受检测等行为成为常态——不仅为自身利益，更为周围人的福祉。父母们排长队为孩子接种疫苗，富有进取心的医生深入乡村诊所，为最后一批未接种的孤立群体提供服务。

这并非说美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曾臻完美。部分由于种族隔离的历史遗留问题，美国从未建立全民医保制度，至今仍维持着一个碎片化的医疗体系，阶级与种族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患者能否获得医疗服务。许多边缘群体虽渴望接受疾病筛查或疫苗接种，却因无力支付费用或无人为其提供服务而无法实现。

然而，有时正是这些群体坚持要求美国践行公共卫生原则，才使体系更接近理想状态。与学校、图书馆、教堂等机构一样，公共卫生体系帮助传播了“公共福祉”的理念，常常逆历史惯性而行，以遏制美国个人主义的过度膨胀。这项工作始终需要民众投入精力与努力，也因此始终脆弱——因为这些精力与努力随时可能消散。

大量证据表明，这正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根据健康政策组织KFF的数据，2025年夏，仅有83%的家长为孩子按时接种疫苗，较四年前的90%有所下降。国家免疫规划涵盖的多种疾病病例正在激增。结核病病例达到十余年来最高水平，脑膜炎球菌病也在上升。麻疹病例更是连续多年呈上升趋势，2025年之前便已如此。

过去50年，美国人对医疗体系的信任度持续下降，对政府、科学及专业知识的整体信任亦然。新冠疫情放大了这些趋势，造就了我们如今所处的世界。公共卫生机构自身也难辞其咎：它们经常发布令人困惑甚至相互矛盾的建议。社交媒体上阴谋论迅速滋生，戴口罩等措施也沦为党派极化议题。盖洛普民调显示，目前仅有勉强过半（51%）的美国人支持政府强制接种疫苗，远低于1991年的81%和2019年的62%。信任度下滑主要发生在保守派群体中，研究表明，政治意识形态或许是预测疫苗拒绝行为的最大因素。

医学本身仍在前进，并取得了一些真正卓越的成果：美国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急剧下降，随着GLP-1类药物的进步，这一数字或将进一步降低；得益于更好的癌症筛查工具，生存率不断提高，针对多种疾病的“奇迹药物”也已上市。但此类个性化医疗代价高昂，无法从整体上保护我们免受传染病威胁。

与此同时，随着曾导致数十万人死亡的病毒逐渐淡出公众记忆，它们似乎不再那么可怕。由于某些疾病几近根除，迄今为止拒绝接种疫苗的小部分人群并未面临真实风险。在此背景下，CDC等曾被视为政府能力典范的机构，反而成了自身成功的牺牲品——在怀疑论者眼中，显得迟钝或无关紧要。

这便是特朗普与肯尼迪去年接手的体系：脆弱且失去了公众信任的光环。肯尼迪大幅削减机构预算，并在关键的疫苗咨询委员会中安插疫苗怀疑论者；今年1月，他宣布了一套新的儿童疫苗接种建议，将轮状病毒、流感和甲型肝炎疫苗排除在外，这意味着现在大多数患者若无医生咨询便无法接种这些疫苗。

肯尼迪对公共卫生的最大威胁在于其所象征的意义。“让美国再次健康”运动贬低专业知识，过度强调个人承诺与自由，并拥抱伪科学。这种立场与特朗普阵营的阴谋论倾向交织，将CDC等曾经备受信赖的机构变成了攻击目标。8月CDC总部枪击案发生后，数百名现任及前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员工点名肯尼迪，称其言论助长了帕特里克·约瑟夫·怀特之流的极端思想——他们特别提到肯尼迪此前曾暗示CDC隐瞒了新冠疫苗风险信息。

幸存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如今主要因其斯多葛哲学而闻名。他的哲学强调履行责任，并非期待赞誉或其他物质回报，而是因为责任本身即是实现人性的方式。他在《沉思录》中留下箴言：“履行你的职责——无论瑟瑟发抖还是温暖如春，无论昏昏欲睡还是神采奕奕，无论恶名加身还是赞誉满堂，无论垂死挣扎还是手头另有要务。”

我们难以对两千年前的人物进行心理分析，但很容易相信，这一训诫或许源于他抗击瘟疫的经历。面对盖伦笔下“永恒的瘟疫”，马可不得不动员民众、随机应变：征召罪犯补充兵员，下令挖掘集体墓穴。他深知，国家的维系不仅依靠军队或领土，更依赖于看不见的共同牺牲与义务之网。最终，最重要的防御工事，是那些能抵御无形入侵者的屏障。

若美利坚合众国终将分崩离析，未来的尸检报告或许不会过多关注麻疹或轮状病毒疫苗接种率。但能否抵御日常病原体的侵扰，却是衡量国家应对更大、更具毒性威胁能力的良好指标。我们最古老的敌人——细菌与病毒——始终在城门外徘徊，静待艰难时刻的到来。其中，必有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病原体。

总体而言，公共卫生的凋敝或许并非预示未来末日，而是唤回了一个过去的美国——在那里，生命更廉价、更短暂；健康是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属；瘟疫定期扫荡乡野与城市贫民窟。如今推动这一滑坡的，并非信息匮乏或尖端医学缺失，而是共享现实的基本准则已然破碎，随之而去的，是我们为共同事业采取行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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