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选结束不到48小时，高市被“告上”法庭，选票真相彻底曝光

日本众议院选举于2026年2月8日刚刚结束，2月9日，全国多处律师团体一起向高等法院提出诉讼，理由是大选存在选票不等值、涉嫌违宪的问题。按照程序，该类案件由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到2027年3月为止，最高人民法院会统一裁定。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一年半的时间里，日本的政治节奏会被“选举有效性之争”所牵制。

律师团主要的证据就是“票值差距”太大了，本次众议院选举最大差距达到2.10倍。有的选区需要46万人才能选出一名议员，有的选区只需要22万人就可以；两类选区都包含各自都道府县的首府，人口相差悬殊而议席相同，选票的权重很不公正。

日本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2021年曾经通过减少人口少的都道府县议席、增加人口多的地区的议席来把差距暂时缩小到2.08倍，但是之后又反弹到了2.10倍。最高法院于2025年就2024年大选作出判决，认为2.10倍“违宪但可接受”。被质疑的是，既违宪，为何能容忍？本次集体诉讼的目的就是希望司法界能够画出一条更为清晰的分界线。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史诗级”的政治结果：自民党获得了316个议席，超过了三分之二的修宪门槛。高市早苗领导下的自民党可能会加快推动有争议的日程，比如放宽致命武器出口限制、重新考虑非核三原则。

支持律师团的一方认为“一票等值”是民主的底线，即使要重新选举也要纠正偏差；反对的一方认为划区要考虑到地区平衡，日本一些偏远地区人口较少，如果单纯按照人口来分配议席，地方利益容易被湮没，完全消除差距也不现实，关键是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

市场也很快做出了反应，选举结果公布之后，日元贬值，2月10日16时，日元对人民币汇率为0.04444，期间有小幅波动，但整体呈下行趋势。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出现波动，国际机构在减少对日本国债的投资，担心政治不稳定会影响到金融市场。

市场紧张的原因是高市早苗提倡的“责任型积极财政”，即扩大开支、降低税率，但是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占到了GDP的240%，位居各国之首，缺乏明确的资金来源的扩张被拿来和英国“特拉斯冲击”相提并论，甚至被称为“高市冲击”。评级以及资金流向的不确定加大了金融市场波动的风险。

如果最高法院最后宣布选举无效，重选就不可避免了，政局会进入“持续摇摆”的状态，既定的政策和预算是否能按时实施都成了问题；如果选举被认定为有效，律师团这次暂时停止行动，但是票值不平等的争议仍然存在，自民党可能会利用自己的优势来推动修宪等计划。社会成本很大，这也是产生焦虑的原因之一。

这既不是单纯的法律纠纷，也不是单纯的制度体检，如果选举的技术细节不够扎实，那么民众的信任就会流失。日本大概两倍左右地来回移动，说明调整的力度不够；减少人口少的地区议席数量属于“粗剪法”，短期内有效果，长期内会反弹。

更合理的途径是使席位分配随着人口的变化而变化，并且保证偏远地区的基本发言权。因此，在票值差距没有修平的情况下推进“大动作”，就难免会遇到“程序不正义”的质疑，即便从法律上不能判其无效，但在舆论上仍会有“合法性赤字”的存在，给任何执政团队带来实质性的压力。

对外界的这场博弈，影响的范围并不止于国内，日本制度稳定、公正被视作区域安全的定心丸，如果自民党加快了修宪、扩军的步伐，周边国家的安全焦虑就会升高，市场的日本政治风险定价也会随之变化。亚洲金融资金对于不确定性的敏感度很高，日元以及日债的价格变动将会重新影响跨境资金流动。

制度纠偏要去做并且要落到实处，司法要给出明确标尺、立法要拿出可以落实的方案、行政要耐心化解地方焦虑。违宪但是容忍只是把问题往后推，最后推到社会信任的墙上去。执政者如果能够在窗口期内主动修复票值差距机制，即使提供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和路径，社会焦虑也会随之降低，这不是输赢的问题，而是制度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