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弘俶带着两浙十三州地图走进汴京那年,阿俊才23岁。他穿的是吴越世子礼服,腰带还系得齐整,可刚踏进崇政殿门槛,就听见身后宫门“哐当”一声落了锁——不是关殿门,是关他们父子的命门。没人明说,但连送茶的小黄门都绕着他们走,仿佛多站半步,就沾上亡国气运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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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平那时已经30岁,在杭州当过两年通判,管过盐运,查过仓廪,也悄悄把父亲暗中拨给他的三百亲兵遣散回乡。他没去汴京。宋廷压根没点他名。理由很轻飘:“非正出,未预朝仪。”——就因为是养子,连“软禁资格”都没有。可恰恰是这“不配被盯上”的身份,让他活成了钱家唯一手握实权的人。后来知越州、知明州,又提点两浙路刑狱,军政一把抓。你翻《宋史·宗室传》找不到他名字,但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七里写着:淳化四年,钱惟治领越州驻泊都监,节制厢军三千七百人,兼理海防、盐课、捕盗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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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俊倒是“正经”得很。嫡长子,七岁开蒙,九郎亲自挑的老师一个没留——“断浪”那号人物,连皇子老师都不敢当,更别说教个早晚要丢江山的世子。他倒也不争气?真说不上。史料只记“放荡无检”,可放荡到哪去?喝花酒?赌钱?还是半夜翻墙出宫?没有。只有零星几笔:他爱听南曲,常把教坊新谱的《望江南》拿去改词;曾亲手铸过一尊铜鹤,鹤喙衔铃,风过即鸣,后来随车运进汴京,半道铃铛全锈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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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岁那年父亲钱弘俶卒于汴京宅邸。停灵七日,阿俊没哭出声,只是把那尊铜鹤摆在灵前,一夜没合眼。两年后,他36岁,暴卒。《宋会要辑稿》帝系二里就七个字:“开宝九年,钱惟濬薨,赠中书令。”连死因都没写。倒是民间笔记《涑水记闻》里提了一嘴:“世子素有心悸之症,汴京水土寒烈,药石难继。”
阿平活到了66岁。死前一天还在审一份状子,告的是余姚县令强征渔户修海塘。他批了“照旧例,减役三成”,搁下笔,喝了半盏茶,人就歪在紫檀榻上没再醒。谥号没争,追赠太师也没吵——宋廷这次倒痛快,乾兴元年正月颁的诏,连“特”字都懒得加。
你琢磨这事,挺没道理的。同一个爹,同一片吴越水土长大的孩子,一个活成影子,一个活成柱子。遗传?权谋?操心这些,不如想想那尊铜鹤:它到底有没有响过第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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