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晓明
农历马年将至,两匹来自新疆的“天马”引起了考古学界和文博爱好者的关注。2月8日在京举行的2025年新疆考古工作汇报会上,公布了新疆吐鲁番巴达木东墓群考古发现成果。其中编号为20号的墓中出土了迄今最完整的唐代彩绘木棺座,12只带翼瑞兽色彩艳丽,包含两匹“天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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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阔的天山南北,得益于特殊的气候与地理环境,一批又一批珍贵的马文化遗存得以保存——它们不只是冰冷的器物,更是一部镌刻在皮革、金属与骨骼上的游牧史诗。从阿尔泰山的冰雪牧场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洲城邦,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极为丰富的马具遗存:完整的辔头、精巧的马鞍、改变历史的马镫,甚至还有系在马鞍上的皮囊、干粮与工具。
辔头的智慧
一套完整的辔头,是骑手与马沟通的首要工具,其设计与制作凝聚着古人对动物行为与操控力学的理解。在吐鲁番洋海墓地,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套罕见的骨制辔头:马衔由羊胫骨精心打磨而成,表面光滑,两端钻有孔洞;马镳则以坚韧的兽角或骨头制成,上穿三孔,用于固定皮条。然而,骨角材质终究不耐长期磨蚀,这套辔头或许并非日常所用,更可能是为逝者准备的冥器,象征着骑手在彼岸世界仍拥有心爱的坐骑。这种葬俗也反映了马在当地人精神信仰中的地位——它不仅是生产工具,更是灵魂的伴侣。
与此相对的,是金属马衔的广泛使用与工艺演进。在察吾呼沟、群巴克等早期铁器时代墓地,青铜铸造的马衔精致而实用:衔体由两节通过精巧的圆环套接,可以灵活转动,避免因僵直而过度伤害马匹口腔;两端设计成方孔或凹字形孔,用于穿系皮条与缰绳,体现了标准化与功能性考量。而随着冶铁技术的普及,铁衔开始大量出现。铁器时代的铁衔,形制上延续了青铜衔的基本智慧——两根铁杆套合,外端留环,简单高效,但铁的硬度和韧性使得马衔更为耐用,也间接推动了骑兵装备的升级与战争形式的演变。从青铜到铁,材料的升级不仅是技术的进步,也意味着控马能力的强化与活动范围的扩张。
马镳的演变同样令人着迷,其形制与孔数的变化,是驾驭技术不断精细化的直接证据。哈密五堡墓地出土的木镳呈长方体形,三孔等距排列,可能对应着较为复杂的缰绳系缚方式;而较晚的鄯善苏巴什墓地木镳则更为精致,只在靠近两端处各设一孔。这种穿孔数量的减少与位置变化,实则反映了系缚方式的简化与改进,可能使得操控更为直接灵敏。骨镳则是最为常见的类型,在和静县察吾呼沟墓地,考古学家根据形状和穿孔差异将其分为立方柱体、两端尖及一端尖似锥等不同类型,不同的骨镳可能适用于不同马种或不同骑乘需求,展现了因地制宜的造物智慧。
更令人惊叹的是保存完好的皮质络头。在盐湖南山唐代墓葬的殉马坑中,一整套皮络头完好如初:额带、颊带、鼻带、咽带,脉络分明,皮革的质地与缝合痕迹清晰可辨。皮革带上还装饰着大量镀金的铜泡、扣饰。这种装饰不仅是审美表达,更是社会地位与财富的象征。络头上不同部位的带饰可能还具有实际功能,比如鼻带上的金属饰片在晃动时可反射阳光,既能驱赶蚊蝇,也能在行进中形成独特的视觉标识。整套络头的设计与制作,堪称是功能性与仪式性、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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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的演变
新疆出土的马鞍,清晰展现了从简到繁、从软到硬的演进之路,也映射出骑术从代步到战斗、从日常到礼仪的多元化发展。
最早的鞍,或许只是垫子。鄯善苏巴什墓地出土的鞍具,以多层皮革和厚实毛毡缝制而成,四角附有皮绳,形如坐垫,与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垫式马鞍一脉相承。这种软鞍主要功能是分散压力、增加骑乘舒适度,适用于长距离行走,但缺乏稳定性,难以支持复杂的马上动作。
而木鞍框架的出现,则是骑乘技术的一次重大飞跃。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的木鞍分为两型:一型以细木棍编结成框架,外包皮革,内填芦苇或羊毛,兼具一定弹性与支撑力;另一型则全用木板制作,鞍桥呈优雅的高弓形,能够将骑手牢牢“卡”在马背上,为双手解放出来使用武器奠定了基础。有趣的是,这些马鞍上还拴挂着琳琅满目的随行物品:粗毛绳、皮水囊、毛布口袋,甚至还有一只风干的山羊小腿——这分明是一位骑手远征时携带的家当,瞬间将我们带入到那个跋涉于绿洲与荒漠之间的行旅场景,马鞍不仅是骑具,更是一个移动的生活与生存平台。
和田地区山普拉墓地出土的一具马鞍则以柔韧的植物茎秆编结成芯,外包软皮,属于典型的“软鞍”。其独特之处在于鞍袱——它使用彩色裁绒毛毯制成,纹样艳丽,质地柔软。这很可能属于某位西域城邦的贵族或富商,他不仅需要马鞍实用,更追求舒适与美观,毛毯上的纹饰或许还带有部落或家族的标志。这种软鞍适合礼仪、巡游等非剧烈骑乘活动,体现了马上生活的阶层分化与场景多样性。
更壮观的仪式性场景出现在哈拉和卓的竖穴墓中:一副马鞍被郑重地放置在木棺盖上。这与阿尔泰山北麓著名的巴泽雷克“冰墓”葬俗如出一辙——逝者身旁,战马与鞍具同时陪葬。这种将鞍具置于棺上的做法,或许象征着死者灵魂乘马升天或去往另一个世界。
克里雅河喀拉墩遗址采集的马鞍木桥,则揭示了绿洲地区的马具使用特点。这个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遗址,约在汉晋时期(学界对其废弃时间有不同观点,但多认为在公元3-5世纪左右)因环境变化而逐渐衰落,其出土的马鞍部件证明即使在以农耕为主的绿洲,马仍然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军事装备和身份象征。绿洲城邦虽不像草原部族那样人人擅骑,但马匹对于维护交通、传递信息、展示权威同样不可或缺。
革命性的发明:马镫
马镫被誉为马具中“改变历史的发明”,它虽然结构简单,却极大提升了骑手的稳定性与操控力,使骑兵战斗力得到质的飞跃。新疆多处墓地出土的马镫,为研究其早期形态提供了珍贵资料。
特克斯县恰甫其海墓地出土的铁马镫,保留了直柄、宽踏板的特征。宽达8.2厘米的踏板,更有利于脚部的稳定与受力,尤其适合长途骑行或负重行进,也便于穿着厚重靴具的骑手使用。这种宽踏板设计,是马镫走向实用化的重要一步。
而盐湖南山墓葬的发现提供了不同时代的对比样本:一号墓葬(时代可能为北朝至隋唐时期)出土的是无柄的壶形镫;二号墓葬(唐代)所出则为典型的直柄铁镫。两件马镫虽已锈蚀,却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双脚踩踏其上、人马合一的稳定感。值得注意的是,二号墓的马镫出土于殉马坑中,仍系在马鞍两侧,这为学者复原整套马具的装配与使用方式提供了近乎“定格”的现场。这种“鞍镫共存”的埋藏状态,表明至迟在唐代,马镫已成为新疆地区骑乘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尼勒克县加勒克斯卡茵特墓地的一座墓葬中,逝者的头骨旁端正地放置着一副铁马镫。这一葬仪意味着,对于这位骑手而言,马镫不仅是工具,更是身份与灵魂的寄托,将马镫置于头侧,或许有护佑灵魂或象征来世继续骑乘的深意。
和静县小山口水电站墓群曾报道出土了木马镫,虽详情未公布,但木质马镫的存在提示我们:在马镫使用的早期阶段,不同材质可能同时被使用。木镫轻便易制,可能用于日常或作为练习之用,而铁镫则用于正式骑乘或战斗。马镫的普及并非一蹴而就,其材质、形制的多样化,正反映了这一重要工具在传播与适应过程中的生动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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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策之声:马鞭的细节
新疆出土的马鞭,材质各异,形制多样,却透露出手作的温度与对马匹习性的把握。洋海墓地的皮鞭保存极为完好:方木为杆,一端用皮条捆扎固定着双股皮辫编成的鞭梢,鞭长近一米。这种双梢设计,可能为了增加鞭击的准确性与力度控制,体现了高超的驯马理念。
且末扎滚鲁克墓地的鞭子则更富装饰性与仪式感:选用当地特有的柽柳枝削成的鞭杆,质地坚韧且轻便,配上红、黄、酱三色羊毛精心编成的彩色鞭梢。这或许并非日常役用之具,而是仪式、庆典或随葬的珍品。在游牧文化中,精美的马鞭有时也是权力法器或身份标志。
苏巴什墓地的木鞭杆则凸显了实用主义精神:细木棍一端钻有小孔,穿系皮绳即成鞭。其中一件鞭杆长达51.2厘米、直径仅1.2厘米,这种细长设计可能用于精准地点触马身特定部位,传达细微指令,适用于训练有素的战马或赛马。不同的长度、粗细与鞭梢材质,对应着驱策、引导、训练等不同用途。
马鞭的多样性,反映了马匹使用场景的丰富与社会角色的多元。在广袤的新疆,马既是冲锋陷阵的战争工具,也是管理畜群的牧业助手,还是商旅长途的忠实伙伴,更是竞技、礼仪与社交中的重要元素。不同的使用场景与文化需求,催生了形态、功能各异的马鞭设计。一根马鞭,往往能折射出主人的身份、职业乃至族群文化特征。
马具背后的文化图景
当我们把这些分散的马具重新组合起来,一幅生动而宏大的马上生活图景便浮现眼前。早期铁器时代,无论天山南北的沙漠绿洲还是高山草原,马和骑士的身影已然成为常态,并逐渐形成了一套与自然环境、生业方式相适应的马文化体系。
沿天山和阿尔泰山地带的马具,往往与殉马习俗相伴出现。洋海、察吾呼沟、苏巴什等墓地,马具多出土于墓葬,且常与弓箭、刀剑等武器共出,这表明马不仅是财产,更是战士的荣誉象征。大规模的殉马(如整匹马或马头)意味着社会上层对军事资源的掌控,也反映了通过马匹进行身份展示与来世观念的丧葬文化。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绿洲遗址,如喀拉墩、扎滚鲁克等地,马具的出土环境则有所不同。这些地区虽然也有马具发现,但更多与陶器、木器、纺织品等日常用品共存,且少见大规模的殉马现象。这说明在绿洲城邦,马的功能更侧重于交通、运输、通信与礼仪展示。
马具的制作工艺与风格,也揭示了跨区域技术传播与文化互动的复杂路径。青铜马衔的形制在新疆各地表现出高度一致性,这可能意味着相关铸造技术曾沿着早期交通路线快速传播,形成了广泛的技术交流。而马镳的材质多样性(骨、木、角)与形制的地方性差异,则提示我们:在新技术普及的过程中,本地的材料选择与制作传统可能长期延续,并与外来技术融合,形成混合特色。
马具的装饰艺术,则是审美观念、信仰体系与社会结构的直观表达。镀金的铜构件不仅为了炫目,也可能具有辟邪护身的象征意义;彩色毛编织物上的几何纹样,或许承载着族群标识或宇宙观念;雕刻有动物纹饰的木鞭杆,可能联系着图腾崇拜。这些装饰元素使实用的马具升华为文化的载体,在每一次骑行与展示中,传递着超越实用价值的信息。
(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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