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参加同事的婚礼，我一眼相中了伴娘，她红脸：你也太直白了

1991年，我二十五岁，在县物资局跑业务，一个月挣一百八，不算少，却也攒不下什么。阿江跟我同一年进的单位，坐我对桌，整天愁眉苦脸地打算盘，我总笑他是会计的命，他反嘴说我是野马的命——成天骑着辆二八大杠，满县城窜着谈生意、催货款。

阿江结婚那天是十一月十六，我记得格外清楚，因为头天夜里下了场冷雨，清晨起来，满地梧桐叶湿漉漉地贴在水门汀上，踩上去咯吱作响，带着初冬的凉意。我翻出自己最体面的藏青色中山装，熨了两遍，领口还是有点皱，算了，反正也不是我结婚，体面过得去就好。

婚礼在物资局斜对面的春风饭店办，就八桌，没请太多人，都是亲戚和单位同事。我帮着阿江在门口迎宾，寒风里呵出的白气一团团消散，新郎倌紧张得直搓手，手心都冒了汗。我递了根烟给他，打趣道：“你抖什么？新娘子又不是今天才认得，都处九个月了。”

他接了烟攥在手心里，没点，忽然没头没脑地说：“李亮，我觉得跟做梦一样。”我没接话，那时候我还不懂，人这辈子，能有几次这样像梦一样、满心都是欢喜与忐忑的时刻。

新娘子姓周，叫周梅，是纺织厂的女工，圆脸盘，一笑就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性子爽朗得很。阿江跟她是相亲认识的，处了九个月，吵过三回架，每一回都是我当和事佬。有一次他气哭了周梅，还是我骑了十二里路的自行车，专程送道歉信过去，回来就骂他：“你这臭脾气，能找着周梅这样的姑娘，真是老天爷瞎了眼。”他就嘿嘿笑，不还嘴，眼里满是宠溺。

吉时一到，新娘入场，大家伙儿都站起来鼓掌，我也跟着拍，眼睛却不自觉地往新娘身后瞟——那儿安安静静站着个姑娘，穿一件乳白色开衫，里头露出浅灰色衬衫领子，长发披到肩上，别着一枚深蓝色发卡，垂着眼睛，嘴角含着一点淡淡的笑，像冬日窗玻璃上结的第一片霜花，干净又温柔。

我凑到阿江耳边问：“那伴娘是谁？”“王雪，纺织厂的会计，跟周梅一个宿舍。”他压低声音，挤眉弄眼地补了句，“怎么，有想法？”我没说话，只是目光又落回那个身影上，挪不开了。

婚礼仪式顺顺当当走完，开席了。我坐的那桌离主桌近，隔着两桌人，能清清楚楚看见王雪的侧脸。她话不多，偶尔低头吃饭，偶尔帮周梅理理裙摆、擦擦嘴角，安安静静的，与周围的喧闹格格不入。有一回她抬眼，目光正正撞上我的，我一愣，没躲，她也愣了一下，眼底闪过一丝慌乱，却也没躲，就那样对视了两秒，才轻轻移开视线。

很快就到了敬酒环节。阿江两口子一桌桌转过来，王雪跟在后面，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搁着酒瓶和酒杯，动作轻柔又利落。轮到我这桌时，阿江已经喝高了，脸红得像猪肝，搂着我肩膀非要跟我干一杯。我站起来端起酒杯，眼睛却越过他，直直看着身后的王雪。

“我叫李亮。”我开口，声音比预想中更稳，“物资局的，跑业务，跟阿江坐对桌。”周围几个人立马笑起来，打趣说李亮你这是自我介绍，还是查户口啊？我没理他们，就那样看着她，等着她的回应。

她轻轻抬眼，脸颊微微泛红，低头抿了一下嘴唇，再抬起来时，耳根已经染上了绯色：“我知道你。”她的声音很轻，“阿江说过。”“他说我什么？”我追问，心里竟有几分忐忑。她顿了顿，小声说：“说你……是野马。”

这回轮到我笑了，阿江在旁边拍着桌子嚷嚷：“好啊王雪，你出卖我！”她没辩解，只是微微别过脸，嘴角弯起一个浅浅的弧度，眼里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人声嘈杂，酒杯碰撞的声音此起彼伏，她端着托盘站在灯光里，光线从她身后打过来，勾出一道细细的银边，显得格外温柔。

“王雪。”我又开口，语气不自觉地放软，“这名字好听。”她猛地抬起眼睛，眼底有嗔怪，有意外，还有一点藏不住的羞涩，轻声说：“你也太直白了。”声音轻得几乎被周围的喧哗盖过去，但我听清了，一字一句，都刻进了心里。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复回放着那几秒钟的画面——她站在灯光里，脸微微红着，眼神躲闪，轻声说“你也太直白了”。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怦怦直跳。

第二天上班，阿江请了婚假，没来单位，对桌空荡荡的，我老走神，拨算盘拨错了三回，做账也漏了两项。科长拍着我桌子问：“李亮，你魂儿丢哪儿了？”我随口扯了句：“没丢，丢家里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魂，早就落在了春风饭店那个穿乳白色开衫的姑娘身上。

下了班，我没回家，骑着我的二八大杠，径直去了纺织厂。纺织厂大门朝东，门口有个传达室，老大爷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我支好车，走进传达室，有点拘谨地说：“大爷，我找个人。”“找谁？”“王雪，财务科的。”

老大爷摘下老花镜，上下打量我一眼，语气带着点审视：“你是她什么人？”我顿了一下，硬着头皮说：“朋友。”他哼了一声，拿起电话摇了摇，说了两句，放下电话让我等着。大概五分钟后，走廊那头走过来一个人，正是王雪。

她今天穿了一件藏青色呢子外套，头发还是披着，那枚深蓝色发卡换成了米色的，更显温婉。她看见我，脚步明显顿了一下，眼里闪过一丝惊讶：“你怎么来了？”我站在传达室门口，手里还捏着车钥匙，来之前打了半天的腹稿，什么“路过”“办业务顺便”，这会儿全忘了，脑子一片空白。

“我……”我支支吾吾半天，才挤出一句，“我昨天忘了问你，你下班一般几点。”她没说话，就那样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嘴角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笑意。“五点半。”她轻声说。我低头看了看表，五点四十，比她下班晚了十分钟。

“那你，”我鼓起勇气抬头，“吃饭了吗？”她弯起嘴角，没有回答，转身就往厂里走。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懊恼得想抽自己一巴掌，怎么这么没用。可走了五六步，她忽然停下脚步，侧过脸，笑着说：“你骑车的吧？载我去东风饭店，那儿的小笼包不错。”

我心里一喜，快步跟上去，步子迈得太急，差点绊一跤。那是我第一次载王雪，我的二八大杠后座绑了块海绵垫，是去年我妈给缝的，说以后带姑娘，不能硌着人家。我以前总觉得多余，那天，却头一回觉出这块海绵垫的好来。

她侧坐在后座，手轻轻扶着座垫边缘，没有揽我的腰。初冬的风刮在脸上有点冷，我把车速放得很慢，慢到旁边一个老伯蹬着三轮车都超了我们，还回头好奇地看了一眼。我不在乎，只觉得，这样慢慢骑着车，载着喜欢的姑娘，连风都是温柔的。

东风饭店在城东，两层小楼，一楼卖小笼包和馄饨，味道很地道。我们拣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她要了一客鲜肉小笼包，我点了一客荠菜的。等包子的时候，她把手放在桌上，十指交叉，指甲修得很短，干干净净的，透着一股秀气。

“你跑业务，都跑哪儿？”她先开了口，打破了沉默。“县里都跑，有时候去市里，最远跑过上海。”我说。“上海？”她眼睛亮了一下，语气里带着一丝向往，“我没去过。”“下回带你去。”我脱口而出，说完才觉得太冒失，我们才第二次见面，这话显得太过唐突。

她没接腔，只是低头拆一次性筷子，用筷子尖轻轻戳着桌面，脸颊又微微红了。小笼包很快上来了，热腾腾地冒着气，她夹起一个，咬了一小口，立马被烫到了，轻轻呵着气，眉头微微皱起，样子可爱又娇憨。我赶紧把自己那碟醋推过去，轻声说：“沾点，凉得快。”她看了我一眼，眼里带着笑意，沾了点醋，慢慢吃完了那个包子。

从那以后，我们常常去东风饭店。有时候吃小笼包，有时候吃阳春面，最奢侈的一回，我们叫了两个炒菜，一荤一素。她总抢着付钱，我不让，她就认真地看着我说：“李亮，我不喜欢总让人请，我们各付各的，或者轮流请，这样才自在。”我看着她认真的样子，没再争执，心里却暖暖的——她不是那种娇纵贪心的姑娘，这份通透，更让我心动。

那个冬天过得很快。我跑业务的时候，会特意绕到纺织厂门口，有时候能碰见她下班，就载她去吃饭，或者就在厂门口站一会儿，说几句话；有时候碰不见，就站在门口，看一会儿纺织厂的大门，再默默离开。她话不多，但我说的每一句话，她都认真听着；她说的每一句话，我也都记在心里。

她说她老家在临县，父母都是老师，从小就教她踏实做人；她说她初中毕业读了财会中专，分到纺织厂四年了，虽然工作安稳，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她说她喜欢下雨天，因为雨声能盖过一切喧嚣，世界会变得很安静，能让人静下心来想事情。我说我喜欢晴天，晴天跑业务方便，不用风吹雨淋。她笑了，说：“你这人真没意思。”但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弯弯的，没有一点真的责怪。

腊月里，我出了一趟远门，去温州追一笔货款，住了七天。那时候没有手机，联系不便，我只托阿江给她带了个口信，说我公出，归期不定。等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是腊月二十三，小年了。我没回家，直接骑车去了纺织厂，传达室的老大爷都认得我了，摆摆手就让我进去了。

财务科在二楼，我爬上楼，走廊里静悄悄的，只有算盘珠子碰撞的细细碎碎的声音。她的办公室门虚掩着，我轻轻推开一条缝，就看见她坐在窗边的桌子前，低头拨算盘，穿一件枣红色的毛衣，头发用发卡别到耳后，露出白皙的脖颈。冬日下午的阳光斜斜地打进来，落在她的肩头，细细的灰尘在光柱里缓慢浮动，画面安静又美好，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舍不得打扰。

大概是感觉到了动静，她抬起头，看见我站在门口，风尘仆仆，手里还拎着行李包，眼里闪过一丝惊喜，随即又染上了一丝委屈。“我回来了。”我轻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愧疚。她看着我，没说话，过了很久——也许只有几秒钟——她低下头，继续拨算盘，珠子碰撞的声音，似乎比刚才更轻了。

“温州冷吗？”她没抬头，声音很轻。“还好，就是老下雨。”“带伞了吗？”“带了。”她嗯了一声，又拨了两下算盘，然后放下算盘，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窗玻璃上起了一层薄雾，她用指尖，轻轻画了一个圈。

“阿江说你去七天，”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我数了，是八天。”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说不出话来。我知道，她不是真的在数天数，她是在担心我，是在等我。“第八天早上回来的，”我说，“夜里的车，到站天刚亮。”她没有转身，只是轻轻“嗯”了一声。

“以后，”她忽然开口，声音带着一丝坚定，“别托人带话了。”我把行李包放在地上，心里一暖，也一酸，点点头说：“好。”她转过身来，脸上带着一点笑，眼眶却是红的，轻声说：“你这个人，真是……”她没有说下去，但我懂，懂她的担心，懂她的委屈，也懂她藏在心底的欢喜。

那天晚上，我们还是在东风饭店吃的饭，她要了一碗馄饨，我要了一碗面。窗外飘起了细雪，一片一片落在玻璃上，很快就化了，留下一道道水痕。送她回宿舍的路上，雪下大了，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露出半张脸，眉眼弯弯的。我推着车，她走在我旁边，两个人的脚步踩在雪地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格外清晰。

到了她宿舍楼下，她站住了，转过身看着我，轻声叫了一句：“李亮。”“嗯。”我应着，心跳不由得加快。“你那天说，带我去上海，”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尖，雪花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有一片停在她的睫毛上，还没等落下就化了，“还作数吗？”

我看着她，心里一片滚烫，语气无比坚定：“作数。只要你想去，什么时候都作数，我一定带你去。”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得眉眼弯弯，眼里闪着光，像落了星星。然后，她转身跑进楼里，跑了几步，还回头看了我一眼，挥了挥手。

我在雪地里站了很久，直到雪花落满了肩头，浑身发冷，心里却暖得发烫。我知道，这个冬天，我不再是孤身一人，我有了牵挂，有了期待，有了想要拼尽全力去守护的人。

年后，单位分了一批福利房，阿江两口子搬了进去，请我们去暖房。周梅烧了一桌子好菜，王雪也来了，穿着一件浅粉色的毛衣，显得格外温柔。吃饭的时候，周梅忽然打趣我：“哎，李亮，你怎么还不找对象？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保证跟我一样靠谱。”

阿江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下，挤眉弄眼的，我没理他，放下筷子，目光落在王雪身上，语气平静却坚定：“不用了。”“怎么，眼光太高啊？”周梅追问。我笑了笑，看着王雪，一字一句地说：“有了。”

周梅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笑着追问道：“谁呀？哪儿的？我们认不认识？快给我们说说。”阿江咳嗽一声，打圆场说：“那个，菜凉了，我去热热。”王雪抬起头，对上我的目光，脸颊慢慢红了，从脸颊一直红到耳根，低着头，专心致志地扒拉碗里的米饭，耳朵却竖得高高的，显然也在等我的回答。

“她脸皮薄，”我看着王雪，语气放软，“等成了，再正式介绍给你们认识，免得吓着她。”周梅笑了，眼神暧昧地在我和王雪之间来回瞟，没再追问。那天晚上，我送王雪回宿舍，走到半路，她忽然停下了脚步。

“李亮。”“嗯。”“你怎么知道，”她低着头，看着地面，声音很轻，“我一定愿意？”夜风很轻，带着早春那种将化未化的凉意，路灯光昏黄，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显得格外单薄。

我站在她面前，想了想，坦诚地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但我想试一试，我不想错过你。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也要拼尽全力去争取。”她没说话，过了一会儿，轻轻叹了口气，轻声说：“你这人，真是……”还是没有说下去，但我能感觉到，她的语气里，没有拒绝，只有温柔。

她往前走了一步，离我很近，近到我能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洗发膏香味，是蜂花的，很朴素，却很好闻，我认得那个味道。“我等你这句话，”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却字字清晰，“等了一个冬天。”

那一刻，我所有的忐忑和不安，都烟消云散，只剩下满心的欢喜和感动。我伸出手，轻轻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软，微微发凉，却没有躲开，反而轻轻回握了我一下。早春的夜风依旧微凉，但我们的手，却越握越紧，暖得能驱散所有的寒意。

那年春天，出了件大事——物资局要改制了。风声传了小半年，四月终于落地，单位拆分，人员分流，我们这批年轻的业务员，首当其冲。科长找我谈话，给了我两个去向：一是留在县里，去新组建的物资公司，工资降一档，胜在安稳，还是铁饭碗；二是去局里刚成立的三产，说是三产，其实就一个执照、两间办公室，从头做起，自负盈亏，能不能活下去，全看自己的本事。

我几乎没有犹豫，就选了第二个。阿江得知后，骂我疯了，好好的铁饭碗不要，非要去捧个泥饭碗，说不定干不了多久就倒闭，到时候连饭都吃不上。我没多解释，那几天，王雪正好出差去市里开培训会，不在县里，我没法跟她商量，也不想让她跟着担心，我想等一切安顿好，再慢慢告诉她。

等她出差回来，我已经把所有手续都办完了，彻底离开了物资局，成了那个“泥饭碗”三产的一员。那天我去车站接她，她下车看见我站在出站口，笑着朝我走过来，可走近了，看见我脸上的神色，脚步又停住了，轻声问：“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换工作了，”我深吸一口气，坦诚地说，“不在物资局了。局里成立了个建材经营部，我去那边了。没有底薪，拿提成，跑得好就多挣点，跑不好……就没钱。”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怕看到她的惊讶和失望，怕她觉得我太冲动，太不靠谱。

可她没有我想象中的惊讶，也没有失望，只是平静地看着我，轻声问：“跑不好呢？”“跑不好，就没钱吃饭，说不定经营部也会倒闭。”我声音低沉地说。她沉默了几秒，然后把手里的行李包递给我，语气平静却坚定：“那你就多跑跑，好好干，我相信你。”

我抬起头，看着她，眼里满是惊讶和感动，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说不出话来。“你不怪我？”我轻声问，“怪我没跟你商量，就擅自做了决定？”她脚步慢下来，侧过脸看我，嘴角带着一点笑：“你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就好，我又不是你什么人，有什么好怪你的。”

我站住了，她也站住了，没回头，但我看见她的耳朵红了。“你是我什么人？”我鼓起勇气，轻声问。她没回答，过了一会儿，小声说：“走不走？饿死了，我想吃东风饭店的小笼包。”我笑了，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牵着她的手，往东风饭店的方向走去。

那天晚上，我们在东风饭店吃了最后一顿饭——不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顿，是那家饭店的最后一天营业。老板要回老家过年，店面盘出去了，说明年再来，这里就会变成一家理发店了。我们还是点了两客小笼包，一客鲜肉，一客荠菜，跟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

包子还是那个味道，醋还是那个醋，可她吃得很慢，像在细细品味，又像在告别。“李亮，”她放下筷子，轻声说，“你那个建材经营部，缺不缺会计？”我抬起头，看着她，眼里满是惊讶：“你怎么问这个？”“我们厂里，”她垂着眼睛，轻声说，“效益越来越差，可能要裁一批人，我大概也在其中。”

那个晚上，我们说了很多话。她说纺织厂的效益一年不如一年，去年的年终奖只发了一半，今年恐怕更差，裁人是迟早的事；她说她不怕吃苦，不怕累，就怕没有方向，怕自己的本事没地方用；她说她念中专的时候，学过工业会计，也学过商业会计，建材行业的账目，给她一点时间，她就能摸透，就能做好。

“我跟你商量了吗？”她抬起头，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笑着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拿主意，就像你当初换工作一样。”我看着她，忽然想起去年十一月那个晚上，她站在春风饭店的灯影里，红着脸说“你也太直白了”。快一年了，这个温柔又勇敢的姑娘，一直都在我身边，默默支持着我。

“王雪，”我轻声说，语气里带着一丝愧疚，“经营部很小，就两间办公室，连我在内一共三个人，条件很差。工资是我给你开的，从我的提成里匀，可能比你现在在纺织厂的工资还低。”她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而且刚起步，什么都不稳定，说倒闭就倒闭，”我继续说，“说不定干半年就散伙，到时候，我连你这点工资都给不了。”她还是没说话，眼里却没有一丝犹豫。“但是，”我看着她的眼睛，语气无比坚定，“有我一口饭吃，就绝不会让你饿着；我一定会好好干，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一定会带你去上海。”

她低下头，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一滴水珠落在桌面上，不是醋，也不是小笼包的汤汁，是眼泪。我慌了神，赶紧翻口袋找手帕，手足无措地说：“对不起，我是不是太自私了，不该让你跟着我吃苦……”她没有抬头，声音闷闷的：“你这人真是……”

我等着她说下去，可她没说，只是伸手，把我面前那碟醋挪过去，沾了一个小笼包，慢慢吃完了。吃完后，她抬起头，脸上还带着泪痕，却笑着说：“以后，我就跟着你干了，你可不能反悔。”我用力点点头，握住她的手，紧紧的，再也不想松开。

七月，王雪从纺织厂办了离职手续，没有丝毫留恋；八月，她正式到建材经营部报到，没有正式编制，没有劳保，没有福利，工资少得可怜，却干得格外认真。阿江说我们俩都疯了，放着安稳的工作不干，非要去闯一条未知数的路。他没说错，那两年，我们确实疯了，疯了一样努力，疯了一样想要把经营部做起来。

经营部刚起步，人手少，什么活都得干。我整天在外跑业务，风吹日晒，有时候为了一个订单，要跑好几趟，甚至要在人家门口等半天；她留在店里，记账、开票、跑税务、催货款，有时候人手不够，还得帮着搬货、理货，累得腰酸背痛，却从来没抱怨过一句。

有一回，市里来了个大订单，要得特别急，我们俩连夜在仓库理货，她穿着宽大的工作服，蹲在地上点数量，头发散了也不管，拿手背一抹额头的汗，脸上沾了一道黑灰，像个小花猫。我看着她，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这辈子，就是她了，我一定要好好努力，绝不能辜负她的信任和陪伴。

那时候，我们顾不上说情话，顾不上谈未来，眼里只有经营部，只有我们共同的目标。慢慢地，经营部从三个人变成了五个人，又从五个人变成了十个人；我们换了两次办公室，从两间狭小的屋子，变成了四间宽敞的办公室，从四楼搬到了一楼，门口挂了块白底红字的招牌，逢集的时候，来问价、订货的人，能排到马路上。

1992年冬天，我们还清了第一笔贷款，没有庆祝，只是在东风饭店的旧址——那家新开的理发店里，剪了个头发，算是给自己一个鼓励；1993年春天，我们签下了第一个年合同，那一刻，我们俩站在办公室里，看着那份合同，相视而笑，所有的辛苦和委屈，都烟消云散；1993年秋天，建材经营部正式更名为“光明建材公司”，我是经理，她是财务主管，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阵地”。

挂牌那天晚上，公司的员工闹着要庆祝，我们去饭店吃了顿饭，喝了很多酒。阿江也来了，搂着我肩膀，一脸愧疚地说：“李亮，你小子行啊，当年我以为你疯了，原来疯的是我，是我鼠目寸光，没看清你的本事。”王雪坐在桌对面，没怎么喝酒，笑眯眯地看着我们闹，眼里满是骄傲和欢喜。

散席后，我送她回宿舍，她没让我骑车，说想走走，醒醒酒。秋天的夜晚有点凉，路旁的梧桐树开始落叶，踩上去沙沙作响。她穿着一件乳白色的开衫——不是当年那件，那件早就穿旧了，这是新的，样子差不多，她说她格外喜欢这个款式，干净又舒服。

“李亮，”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记得，怎么会不记得，”我说，“阿江结婚，你是伴娘，穿一件乳白色开衫，别着一枚深蓝色发卡，站在周梅身后，安安静静的。”

“那天，你跟我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她又问。我想了想，笑着说：“我说我叫李亮，物资局的，跟阿江坐对桌；我说你名字好听；你说我太直白，还说阿江说我是野马。”她轻轻笑了一声，眼里满是怀念。“还有呢？”她追问。

我站住了，她也站住了，站在路灯下，侧着脸看我，灯光落在她的发顶，泛着一圈淡淡的晕。“你说，‘你也太直白了’，”我说，“然后，你就端着托盘，跟阿江去下一桌敬酒了。”她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那天晚上，周梅问我，觉得你怎么样。”

我等着她说下去，心跳不由得加快。“我说，太直白了，才第一次见面，就说这种话，有点冒失，”她的声音很轻，“周梅问我，那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你怎么说？”我急切地问，心里有几分忐忑。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里闪着光，轻声说：“我没说。”夜很静，远处隐约传来货车的轰鸣，风吹过梧桐树叶，沙沙作响。她站在我面前，离我很近，近到我能闻见她头发上熟悉的蜂花香，这么多年，从来都没变过。

“李亮，”她看着我的眼睛，语气无比坚定，“我现在可以说了。”我屏住呼吸，看着她，等着她的答案。“我喜欢，”她说，一字一句，清晰而坚定，“从第一次见面，你直白地说我名字好听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了。”

那一刻，所有的思念、牵挂、欢喜和感动，都化作了一个吻。我轻轻伸出手，揽住她的腰，低头，吻住了她的唇，她没有躲开，轻轻闭上眼，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衣角。这个吻，迟到了两年，却包含了我们所有的深情和坚守。

1994年春天，我们在物资局的老礼堂办了婚礼。阿江是司仪，周梅是证婚人，王雪没要伴娘，笑着说：“当了那么多次伴娘，总算轮到自己当新娘了，不用别人陪，我自己就很好。”

她穿了一件乳白色的婚纱，不是租的，是她自己画了样子，请以前纺织厂的老同事帮忙做的，简单又好看。头发披着，别着一枚深蓝色的发卡，跟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敬酒的时候，她端着酒杯，站在我身边，脸红红的，像当年那个羞涩的小姑娘。

“李亮，”她低声叫我，“你这人真是……”我等着她说下去，她笑了，眼眶里闪着泪光，轻声说：“太直白了，可我喜欢。”礼堂里人声鼎沸，酒杯碰撞的声音、欢声笑语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格外热闹。我低头，吻了吻她的额角，轻声说：“谢谢你，谢谢你当年愿意当阿江的伴娘，谢谢你愿意等我，谢谢你愿意跟着我吃苦，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她靠在我肩头，轻轻点点头，眼里的泪水落了下来，却是幸福的泪水。窗外，是1994年的春天，梧桐发了新叶，日光温软，微风不燥。礼堂里，挤满了我们的朋友、同事和亲人，吵吵嚷嚷，热热闹闹，像这世上最平常的一场婚礼。

可只有我知道，这场平常的婚礼，藏着我们两年的并肩打拼，藏着无数个日夜的辛苦付出，藏着一份从初见时就生根发芽的深情，藏着一个直白的告白，和一段相守一生的约定。

后来，我们真的去了上海，不是特意去旅游，是去谈一笔大订单，忙完工作，我带着她逛了外滩，看了东方明珠，她笑得像个孩子，眼里满是欢喜。再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的孩子，光明建材公司也越做越大，从一个小小的经营部，变成了县里有名的建材企业。

每次想起1991年那个初冬，想起阿江的婚礼，想起那个穿乳白色开衫、别着深蓝色发卡的姑娘，想起我直白的告白，想起我们一起吃苦打拼的日子，我都觉得，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在阿江的婚礼上，遇见了王雪，就是当年，我足够直白，没有错过她。

原来，最好的爱情，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初见时的一眼心动，是低谷时的并肩同行，是平淡中的彼此坚守，是哪怕历经风雨，也始终相信对方，始终不离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