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明朝有47万精锐部队，为何最后还是惨败给努尔哈赤？

明朝万历年间。那时候的大明，表面上还是个庞然大物，但实际上里头已经出了不少问题。万历皇帝不怎么上朝，天天在宫里待着，奏折堆成山也不怎么批，朝廷里的大臣们拉帮结派，斗得你死我活，这就是历史上说的“党争”。

国家大事没人真正操心，边疆防务就更别提了。尤其是辽东那块地方，本来就是防御蒙古和女真的前线，结果军队人数严重不足，军饷也经常拖欠，士兵们连饭都吃不饱，更别说打仗了。我读到一些明朝官员的报告，说辽东的军队缺额严重，马匹瘦弱，武器装备也老旧不堪，这样的军队，战斗力能强到哪儿去呢？

就在明朝内部折腾的时候，辽东外头的女真部落里，出了个厉害人物——努尔哈赤。他从带着父亲留下的十三副铠甲起家，几十年时间里，硬是把建州女真各部给统一了，接着又收拾了海西女真的大部分力量。

他不光会打仗，还特别有组织能力，创建了八旗制度，把平时生产、战时打仗结合得紧紧的，让女真人从一个比较松散的部落联盟，变成了一个高度军事化的集团。他对内清除异己，连自己亲弟弟和儿子都不手软，确保了权力高度集中。

到了1616年，他觉得翅膀硬了，正式称汗，建立了后金政权，摆明了要跟明朝分庭抗礼。

明朝这边呢，对努尔哈赤的崛起，一开始是有点轻视，后来是有点担忧，但更多的是一种麻木和拖延。朝廷里吵来吵去，也没拿出个切实有效的办法来遏制他。

直到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公开起兵反明，攻下了抚顺、清河等地，明朝才真正慌了神。万历皇帝赶紧派兵部侍郎杨镐去辽东当总指挥，准备集结大军，一次性把后金这个“边患”给铲平了。

杨镐这个人，历史上评价不高。他制定的作战计划，现在看来问题很大。明朝从全国各地调兵，再加上朝鲜和叶赫部的援军，东拼西凑了大概二十万左右的兵力（对外号称四十七万，吓唬人的成分居多）。杨镐把这二十万人分成了四路大军：西路由杜松率领，从抚顺出击；北路由马林率领，从开原出发；南路由李如柏率领，从清河推进；东路由刘铤率领，从宽甸北上，还带着朝鲜军队。这四路大军的最终目标，是后金的首都赫图阿拉，计划在三月十五号左右合围，一举端掉努尔哈赤的老巢。

这个“分进合击”的计划，听起来挺美，四面围攻，让敌人首尾不能相顾。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明朝地域辽阔，各路军队来自不同地方，协调起来极其困难。当时通讯基本靠吼，传令兵跑断腿，各路将领之间互不统属，谁都不服谁。而且辽东地形复杂，山路崎岖，又是寒冬刚过，道路泥泞，行军速度根本快不起来。

更要命的是，杨镐似乎特别着急，朝廷催得紧，军饷粮食也耗不起，他定了出兵日期，哪怕天气恶劣也不怎么推迟，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意思。

反观努尔哈赤这边，情报工作做得相当到位。他早就通过哨探和内应，把明军的动向摸得一清二楚。他知道明军分四路来，也知道各路明军出发的时间和大概路线。

面对兵力远多于自己的明军，努尔哈赤没有分兵去堵四个口子，而是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又精明的决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他把有限的兵力，大约六万八旗精锐，全部集中起来，攥成一个拳头，决定利用内线作战的优势，趁着明军各路还没汇合，把他们一个一个敲掉。

大战的序幕，是从西路军杜松这里拉开的。杜松是个猛将，但性格急躁，求功心切。他带着三月初一就急吼吼地渡过了浑河，想抢头功。努尔哈赤早就盯上他了。后金军在浑河上游偷偷筑了坝，等杜松一部分军队过河后，突然掘开堤坝，河水猛涨，一下子把杜松的军队切成了两半，一部分在河东，一部分在河西。杜松自己带着主力在萨尔浒山扎营，又分兵去进攻后金防守的吉林崖，兵力进一步分散。这就给了努尔哈赤绝佳的机会。

三月初二，努尔哈赤亲率主力猛攻萨尔浒的明军大营。当时正好起了大雾，能见度很低。明军为了看清目标，点燃火把照明，这下反而暴露了自己。后金军从暗处向明处射箭，明军死伤惨重。随后，八旗铁骑发起冲锋，攻破了明军的营垒。另一边，进攻吉林崖的明军也被后金守军和援军击溃。主将杜松、王宣、赵梦麟全部战死，西路军近三万人几乎全军覆没。这是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努尔哈赤解决掉杜松后，马不停蹄，立刻挥师北上，去找马林的北路明军。马林这人比较谨慎，或者说有点怯懦。他走到尚间崖，听说杜松全军覆没的消息，吓得不敢再前进，赶紧把军队分成三个部分，扎下营寨，挖壕沟、布战车，摆出一副死守的架势。他想的是互为犄角，互相支援。但在机动性极强的八旗军面前，这种静态防御等于坐以待毙。

三月初三，努尔哈赤的大军到了。他先派兵吃掉了马林外围的一个营寨，然后集中力量猛攻马林的主营。马林一开始还想主动出击，但军队刚出营，就被冲杀上来的后金骑兵打得晕头转向。后金军越战越勇，明军则士气崩溃，很快就溃不成军了。马林只带着少数亲兵狼狈逃跑，北路明军也基本报销了。短短两天，明朝两路主力就被敲掉了。

现在，压力来到了东路刘铤和南路李如柏这边。刘铤是明末有名的悍将，外号“刘大刀”，打仗非常勇猛。他带着军队和朝鲜兵，从东路走，那边山路特别难走，所以进军速度最慢。他根本还不知道西、北两路已经惨败的消息。努尔哈赤在西、北两路获胜后，迅速抽调主力，南下迎击刘铤。他知道刘铤勇猛，硬拼可能损失大，于是玩了一招阴的。

他派了一些投降的汉人士兵，穿着明军的衣服，拿着从杜松那里缴获的令箭，跑到刘铤军前假传消息，说杜松将军已经快到赫图阿拉了，请刘将军速速前进合围。刘铤一看令箭，信以为真，怕功劳被杜松抢了，于是命令部队轻装急进，结果一头钻进了努尔哈赤在阿布达里岗设好的埋伏圈。

三月初四，刘铤的军队在险峻的山路上遭到后金军的伏击，部队被分割，无法展开。刘铤奋力厮杀，但最终还是战死沙场。他带来的明朝军队和朝鲜军队大部被歼，朝鲜主帅见大势已去，率部投降。东路明军，也完了。

四路大军，三路灰飞烟灭。就剩下南路李如柏这一路了。李如柏是辽东名将李成梁的儿子，但本事比他爹差远了，而且为人懦弱。他带着兵磨磨蹭蹭往前走，还没接敌，就接到了杨镐从沈阳发来的紧急撤退命令。原来杨镐得知三路兵败，魂都吓飞了，赶紧让李如柏撤回来保命。

李如柏撤军的时候，后金的巡逻哨兵在山上看见，就吹起号角，大声喊叫制造声势。李如柏的军队以为后金主力杀过来了，吓得丢盔弃甲，自相践踏，又白白损失了不少人。李如柏算是捡回一条命，但回去之后也没落好，最终在舆论压力下自杀了。

从三月初一到三月初五，短短五天时间，一场决定东亚未来两百年格局的战略决战，就这样落幕了。明朝方面，文武官员死了三百多人，士兵阵亡四万五千多，损失马匹器械无数。而后金的损失，相对要小得多。

这场仗打完之后，明朝在辽东的精锐几乎一扫而空，整个辽东的防御体系完全崩溃。后金则通过缴获大量的武器、粮草和人口，实力大增，从战略防御彻底转向战略进攻。

不久之后，努尔哈赤就乘胜攻下了开原、铁岭，灭了叶赫部，完全统一了女真，辽东的主动权，从此牢牢掌握在后金手里。

我常常在想，萨尔浒之战，明朝输得到底有多冤？表面上看，是输在杨镐的指挥失误，输在杜松的冒进，输在马林的怯懦，输在刘铤的受骗，输在李如柏的无能。这些都没错，但这些将领的表现，又何尝不是明朝整个国家机器腐朽僵化的缩影呢？

一个皇帝几十年不上朝理政，朝廷里的大臣忙着党同伐异，而不是治国安邦。国家的财政被挥霍和贪墨弄得千疮百孔，以至于支撑一场关键战役都显得捉襟见肘，拼命催促速战。军队系统腐败，吃空饷严重，装备训练废弛，士兵没有斗志。各路军队来自山南海北，将领之间毫无默契，甚至互相拆台。这样一支军队，人数再多，也不过是一盘散沙，一群乌合之众。

而后金那边，正处在一个新兴政权最具活力的上升期。努尔哈赤个人能力超群，眼光毒辣，意志坚定。他打造的八旗制度，组织严密，令行禁止，上下一心。他们是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战，士气高昂。在战略上，他们情报准确，决策果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把内线作战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在战术上，他们灵活机动，善于利用天气和地形，并且不择手段（比如诈降、筑坝淹敌）。

所以，这场战役的胜负，早在开战之前，其实就已经由双方的政治状态、社会凝聚力和军事制度的优劣所决定了。萨尔浒之战，不是简单的损失了几万军队，丢掉了辽东主动权那么简单。它明确再说，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明帝国，已经病入膏肓，再也无力有效维护自己的边疆，震慑四方的挑战者了。

从此，明朝在东北亚的战略态势，从攻势转为守势，并且是摇摇欲坠的守势。而后金（后来的清朝）则由此获得了巨大的信心和资本，一步步从一个地方政权，走向问鼎中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