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州为何从“天下中心”沦为普通地名？

“冀州”最初是一个宏大的地理概念。

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冀州被列为九州之首，范围广阔，大致包含今山西、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

（《尚书·禹贡》：“夹右碣石入于海。”《禹贡》冀州范围主要在“两河之间”，东界为碣石（今秦皇岛）。）

传说中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古冀州境内，因此它被视为“天下之中”。

自汉代设立州刺史部开始，“冀州”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高级行政区划（类似省级），其治所多次变迁，曾在高邑、邺城等地，但很长时期设在信都县。

信都，就是今天衡水市冀州区的前身，可以说，现在的冀州区是古冀州核心区域的重要延续。

如今的冀州，是河北省衡水市下辖的冀州区。

它坐落于华北平原，毗邻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之一——衡水湖。

2016年，冀州完成“撤市设区”，成为衡水市的两个市辖区之一。

尽管行政级别和范围古今变化巨大，但“冀”作为河北省的简称，正源于这片土地悠久的历史荣光。

在冀州区，至今仍保存着古老的城墙遗址，默默诉说着数千年的沧桑变迁。

一、王霸之基

顾祖禹通过严谨的时空坐标建构与历史层累叙述，清晰地勾勒出冀州作为天下形胜之要的核心地位。

《读史方舆纪要》原文赏析：

冀州，府东南二百八十里。东至山东德州二百三十里，南至广平府清河县百三十里，西至赵州百六十里，东北至河间府二百三十里。
古冀、兖二州地杜佑曰：「郡理以东，入兖州之域；以西，入冀州之域。《禹贡》故迹以洚水为界也。春秋时，晋之东阳地。战国属赵。秦属巨鹿郡。汉为信都国。景帝时曰广川国，宣帝复为信都国刘敞曰：「景帝前二年为广川国。四年为信都郡。中二年复为广川国。宣帝四年复曰信都。是也。后汉明帝更为乐成国，安帝改为安平国。晋亦曰安平国。
按《宋志》：「晋太康五年改安平国为长乐。后魏亦曰长乐郡，兼置冀州魏收《志》：「魏晋冀州皆治信都。北齐、后周因之。隋初郡废，仍曰冀州。炀帝复曰信都郡。唐仍为冀州武德六年置总管府。寻曰都督府，贞观初废。龙朔二年改曰魏州。咸亨三年复故。天宝初，亦曰信都郡。干元初，仍为冀州。宋因之亦曰信都郡安武军节度。金仍曰冀州，属河间府路。元属真定路。明仍曰冀州，以州治信都县省入编户十七里，领县四。今亦曰冀州。

端倪解析：

冀州地处南北要冲，东接山东，西连赵地，南控清河，北依河间。

顾祖禹强调“辨要害之处，审缓急之机”，此处的里程数据正是为了标识冀州在华北平原交通网中的枢纽地位，乃“四战之地”。

其位置介于京师腹地与山东、中原之间，在古代战争中既能作为屏障，又可成为前线基地或后勤中心。

他引用杜佑之言，将冀州的历史正统性追溯至夏禹时代。

从尧舜禹至汉晋，冀州长期是华夏文明的政治经济中心，是“王霸之基”。

这表明冀州并非普通郡县，而是承载着华夏文明核心区的历史记忆与政治象征意义。

特别记载了唐代在冀州置总管府、都督府，宋代设安武军节度。

这些军事建置的变迁，表明历代王朝均视冀州为控制河北、屏卫中原的战略支点。

其“安武军”的军号，更是直接点明了朝廷对其军事职能的期待。

二、价值升华

冀州的这段论述，精炼地揭示了地理条件与历史兴衰、政权更迭之间的深刻联系。

《读史方舆纪要》原文赏析：

州据河北之中，川原饶衍，控带燕齐，称为都会。光武入信都，为中兴之本。其后慕容垂得之，遂兼幽、冀。高欢始事于此，亦成僭窃之谋。岂非以东近瀛海，则资储可充，南临河济，则折冲易达，经营太行以东州其根本之地欤！

端倪解析：

顾祖禹选取三个关键历史节点，动态演示了冀州地理优势如何被成功转化为政治军事胜势。

光武中兴的基石：更始帝时，刘秀单车巡河北，在信都（冀州治所）获得关键支持，以此为基础收编军队，积聚力量，最终奠定东汉基业。

此例说明，在天下大乱、资源匮乏时，冀州的稳定与富饶能成为力量再生的核心基地。

慕容垂复国的跳板：前燕名将慕容垂投奔前秦后，能在后燕政权崩溃后迅速于冀州中山（今定州一带）重建燕国（后燕），并快速兼并幽州。

（《资治通鉴·晋纪》：“（垂）进克信都……引兵攻中山。”）

正因其有效利用了冀州“东近瀛海”（渤海）的物资补给和“南临河济”（黄河、济水）的交通之便，实现了快速扩张。

高欢霸业的起点：高欢于信都起兵（531年）时，最初拥立的是安定王元朗。

孝静帝元善见是在534年东魏正式建立、迁都邺城时拥立的。

（《魏书·齐献武王纪》：“（中兴元年）十月，奉安定王元朗为皇帝。”）

此例凸显在中央政权衰微时，冀州作为经济雄厚、位置中央的“根本之地”，足以支撑强势人物“挟天子以令诸侯”，完成权力替代。

冀州的根本价值：

冀州东部濒临渤海，不仅意味鱼盐之利，更暗示了通过运河、海运进行物资集散的潜力，保障了战略后勤的稳定。

南面紧邻黄河、济水等水系，构成了天然的军事屏障和便捷的兵力投送通道，即所谓“折冲易达”，使其在军事行动中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态势。

“经营太行以东，州其根本之地”，这是全段的结论。

顾祖禹指出，对于任何意图经营太行山以东广阔华北平原的势力而言，冀州因其综合性的地理优势（枢纽位置、经济基础、交通条件），是必须全力争夺和经营的战略根据地与权力源泉。

三、历史层累

《读史方舆纪要》中对冀州，特别是“信都废县”及周边城邑、山水、渠堤的详细记载，顾祖禹并非简单罗列地名，而是构建了一个立体而动态的军事地理体系。

《读史方舆纪要》原文赏析：

信都废县，扶柳城，辟阳城，昌成城，枣山，洚水，漳水，赵照渠，草桥，南宫县，南宫旧城，堂阳城，漳水，洚水，堂阳渠，南亭，新河县，新河废县，长芦水，枣强县，枣强旧城，广川城，煮枣城，历县城，索卢水，饮马河，滠头戍，武邑县，观津城，昌亭废县，洚水，漳水，韩家河。<详细词条内容见原书>

端倪解析：

信都自汉至明，长期作为州郡治所，其城池的屡次增修（如宋建隆二年增修，明初因而不改，成化十八年因水患修复等），本身就体现了其作为区域核心的政治与军事重要性。

顾祖禹考其沿革，意在说明此地是权力掌控与秩序重建的象征。

对洚水、漳水（亦名长芦水）等水道的流向、变迁及水患（如唐开元十五年冀州河溢，成化十八年滹沱溃溢坏城）的记载，揭示了这些河流既是交通命脉与灌溉水源，也是潜在的威胁。

而枣山等山地的记录，则暗示其在提供物产（如枣）和可能构成地理标识或微小屏障方面的作用。

赵照渠（唐刺史李兴公开凿，引水注葛荣陂）和长堤（明成化年间知州李德美所筑，长百三十里以防滹沱、漳河涨溢）的记载，表明顾祖禹高度重视人类通过水利工程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利用，将水利建设视为巩固一方、保障民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事”能动性的体现。

他指出，地理的险要并非绝对。例如，洚水、漳水既可依凭，也可能因泛滥成灾（如成化十八年水患）构成威胁。

这说明了自然条件的双面性，其利弊取决于人类如何应对和利用。

顾祖禹如此详述冀州，终极目的在于“世乱则佐折冲，时平则经邦国”。

他提醒为政者、将帅，必须深知一方水土的“疆域之盘错、山泽之薮慝，与夫耕桑水泉之利”，既要明了其战略价值，也要重视水利民生。

结语：区域兴衰

通过对《读史方舆纪要》等古籍中冀州内容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冀州绝非普通地理单元，而是华夏文明的政治“心脏”与战略“命门”。

其核心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九州之首”的奠基意义。

冀州被《禹贡》列为九州之首，不仅因尧舜禹曾建都于此，更因它地处“两河之间”（黄河与清河），是连接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的天下枢纽。

这里“川原饶衍”，兼具农耕沃土与山川险阻，成为早期文明孵化的温床。

二是“王霸之基”的战略逻辑。

从光武中兴、慕容垂复燕到高欢起兵，冀州始终是政权更迭的胜负手。

顾祖禹一针见血指出，其地位源于“东近瀛海则资储可充，南临河济则折冲易达”——既可控燕齐之脊背，又拥太行屏障与漕运之便，是经略北方的绝佳根据地。

三是“不变之体”的永恒启示。

冀州的山川形势千年未变，但其价值随人事兴衰而波动。

它提醒我们：地利的本质是动态的，唯有深刻理解地理与历史的互动规律，才能在治乱循环中把握先机。

透过冀州的千年沧桑，顾祖禹试图为后人留下的，是一部“世乱则佐折冲，时平则经邦国”的治国宝典。

1913年在民国建立后第二年，冀州直接废州改县（冀县），标志着其作为重要行政区划历史的终结。

2016年，改为衡水市下辖的“冀州区”，最终完成了从“天下中心”到普通市辖区的转变。

今日的古冀州（河北大地），仍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腹地，其“经营太行以东，根本之地”的战略价值，依然在现代格局中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