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第八条公安机关证据收集与运用的核心原则

第八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解读】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八条是关于公安机关证据收集与运用的核心原则条款，直接承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五十条（“证据裁判原则”）、第五十二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立法精神，以“重证据、重调查、不轻信口供”和“严禁非法取证”为核心，确立了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证据收集的根本准则与人权保障底线。其内涵可从性质定位、核心要素解析、价值导向、实践意义四个层面系统解读：

一、性质定位：公安机关证据规则的“生命线条款”

本条以“应当”“严禁”“不得”等强制性表述，明确了公安机关证据收集与运用的法定准则，是防范冤假错案的“源头防线”，也是“以事实为根据”（《规定》第四条）原则在证据领域的具体化。

• 与《刑诉法》的衔接：《刑诉法》第五十二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和第五十五条（“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是本条的直接立法依据，本条将其聚焦公安机关侦查环节，明确具体操作要求（如“调查研究”的方法、“不轻信口供”的补强规则），避免“原则空转”。
• 功能定位：既是“证据收集的指南”（指导民警如何合法取证），也是“非法取证的禁令”（划定取证行为的“红线”），更是“人权保障的盾牌”（通过禁止强迫自证其罪，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

本条包含两大核心原则，前者强调“证据本位”，后者强调“取证合法”，共同构成公安机关证据规则的“一体两面”：

（一）“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证据裁判原则的具象化

这是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基石，核心是“以证据为核心定案，以调查研究还原真相”，反对“口供中心主义”和“主观臆断”。

1. “重证据”：证据是定案的唯一依据

• 内涵：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建立在合法、客观、关联的证据之上，没有证据不得认定任何犯罪事实（《刑诉法》第五十五条）。
• 实践要求
• • 证据优先于口供：即使犯罪嫌疑人认罪，也需其他证据（如物证、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等）印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
  • 全面收集证据：既收集有罪证据，也收集无罪、罪轻证据（如证明嫌疑人不在场的监控录像、品格证据），避免“选择性取证”；
  • 重视客观证据：物证、书证、电子数据等“哑巴证据”稳定性强，优先于易变的口供（如杀人案中凶器上的DNA比对结果比口供更可靠）。

• 内涵：“调查研究”是“重证据”的实现路径，指公安机关需通过实地勘查、走访证人、技术鉴定、数据分析等主动侦查行为，收集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而非被动等待口供或线索。
• 实践要求
• • 现场勘查：对案发现场进行细致勘查（如提取指纹、脚印、血迹），制作勘查笔录并附照片、录像（《规定》第八章第四节“勘验、检查”）；
  • 调查访问：对证人、被害人进行个别询问（避免串供），对嫌疑人进行针对性讯问（围绕证据疑点）；
  • 技术验证：通过鉴定（如伤情鉴定、笔迹鉴定）、大数据排查（如资金流向分析）等科学方法固定证据。

• 内涵：“口供”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因其具有易变性（受情绪、压力影响）虚假可能性（可能为逃避处罚而虚假认罪或嫁祸他人），需其他证据“补强”才能作为定案依据。
• 法律依据：《刑诉法》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 实践要求
• • 对仅有口供而无其他证据的案件，不得移送起诉或定罪；
  • 对口供中的矛盾点（如作案时间、工具、动机与客观证据冲突），需通过进一步调查核实，排除合理怀疑。

这是人权保障的核心条款，通过禁止非法取证行为，确保口供等言词证据的“自愿性”与“合法性”，与《规定》第六条（接受检察院法律监督）形成“内外监督合力”。

1. “严禁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明确禁止的取证手段

• “刑讯逼供”：通过殴打、捆绑、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肉体折磨或变相肉刑，迫使嫌疑人认罪（如“车轮战”讯问、不让睡觉）；
• “威胁”：以暴力、迫害、揭发隐私、株连亲属等相胁迫（如“不说实话就抓你家人”）；
• “引诱”：以许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等利益诱导（如“认罪就放你回家”）；
• “欺骗”：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误导（如冒充律师会见、伪造证据出示）；
• “其他非法方法”：如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超期羁押期间逼供）、精神折磨（长时间强光照射、噪音干扰）等。

• 内涵：任何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无义务证明自己有罪，更不能被强迫自证其罪。这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核心原则，也是我国《刑诉法》吸收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
• 实践要求
• • 保障嫌疑人的沉默权（“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话可能成为呈堂证供”的告知义务）；
  • 不得因嫌疑人“不认罪”而加重处罚或采取更严厉的强制措施（如“认罪从宽、不认罪从严”的潜规则违法）；
  • 对“零口供”案件（嫌疑人始终不认罪），只要其他证据确实、充分，仍可定罪（如通过客观证据链锁定犯罪）。

• 证据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如刑讯逼供的口供、威胁取得的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依据（《刑诉法》第五十六条），公安机关需主动排除，检察院、法院也可依职权排除；
• 责任追究：对实施非法取证的民警，依法追究行政责任（如记过、开除）、纪律责任（如《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第七条“刑讯逼供的，给予撤职或开除处分”），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如《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刑讯逼供罪”）。

第八条的原则设定，本质是现代刑事司法“从口供到证据”转型的体现，承载三重核心价值：

1. 证据本位：以“客观真实”替代“口供真实”

反对“口供是证据之王”的传统观念，强调“事实认定需靠证据说话”，通过“重证据、重调查”确保案件质量，防范“屈打成招”导致的冤假错案（如“杜培武案”“呼格吉勒图案”均与刑讯逼供相关）。

2. 程序正义：以“合法取证”保障“实体公正”

“严禁非法取证”不仅是对人权的保护，也是对“程序正义”的坚守——非法证据即使“真实”，也因取证过程违法而丧失证据资格（如通过威胁取得的口供可能真实，但程序违法导致无效），体现“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3. 人权保障：以“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落实“尊重人格尊严”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避免将嫌疑人视为“诉讼客体”，而是作为“权利主体”对待，与《规定》第二条“尊重和保障人权”形成呼应。

四、实践意义：指导公安机关“合法取证”的行动指南

对本条的理解需落实到侦查实践，其指导意义体现在：

1. 明确“取证方向”：从“口供依赖”转向“证据多元”

公安机关需调整侦查策略：

• 优先收集客观证据：如命案中先勘查现场、寻找凶器，再讯问嫌疑人；经济犯罪中先调取银行流水、合同，再核实口供；
• 规范口供收集程序：讯问时保证2名以上侦查人员在场，告知嫌疑人权利（如聘请律师、申请回避），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其他重大犯罪案件，讯问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刑诉法》第一百二十三条），防止“暗箱操作”。

• 事前预防：加强民警法治培训（如学习《刑诉法》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案例），明确“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 事中监督：讯问时开启录音录像设备，法制部门对重大案件证据合法性进行“同步审核”；
• 事后倒查：对无罪判决、撤回起诉的案件，倒查是否存在非法取证（如“佘祥林案”后，我国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倒查机制）。

• 保障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在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允许律师会见（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等除外，需经批准），听取律师意见；
• 保障申诉控告权：嫌疑人认为受到刑讯逼供的，可向驻看守所检察官、公安机关督察部门申诉，相关部门需及时调查并反馈结果。

• “重证据轻口供”的极端化：认为“口供无用”而放弃讯问，导致关键事实（如犯罪动机、赃物去向）不清，影响案件完整度（需平衡“不轻信口供”与“合理运用口供”）；
• “隐性非法取证”：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如“车轮战”讯问不超时但连续施压、用“政策攻心”变相引诱），需通过全程录音录像、律师监督等方式识别。

第八条是公安机关证据收集的“生命线”，以“重证据、重调查、不轻信口供”确立“证据本位”原则，以“严禁非法取证、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筑牢“人权保障”底线，二者共同构成“实体真实”与“程序正义”的统一。理解本条，关键在于把握“证据是核心、合法是前提、人权是底线”——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必须围绕“合法收集证据、科学运用证据”展开，既要用证据还原真相，更要用程序守护正义，最终实现“不枉不纵”的司法目标，为刑事诉讼的“准确有效执行法律”（《规定》第五条）提供坚实的证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