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修好俄罗斯航空发动机，200万奖金变250块，我默默收下，连夜跑路，五天后所长带640万哭求我回去
周所长把卡片推过会议桌时，手指关节在橡木桌面上敲了三下。
哒。哒。哒。
声音不重，但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每一声都像小锤子砸在耳膜上。
“苏易，”周所长的声音拖得很平，像在念一份枯燥的技术报告，“安-124运输机的D-18T发动机，故障是你排除的。按所里年初修订的奖励办法，该有两百万奖金。”
会议室里坐着十七个人，全是“北疆航空技术研究院”的技术骨干。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过来，像探照灯打在脸上。
我的手指碰到卡片边缘。塑料材质，冰凉。
然后我看见卡片正面印的字——不是“技术贡献奖”，也不是“特殊奖励”，而是一行小小的宋体：“移动通信充值卡”。
面值：250元。
右下角还印着客服电话。
空气凝固了大概五秒。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还有空调出风口呼呼的风声。
我抬起脸，嘴角往上扯了扯，“谢谢所长。这数字挺实在。”
坐在对面的项目副主任刘振刚噗嗤笑出声，又赶紧捂住嘴。周所长眼角堆起皱纹，那笑容像是用尺子量过的标准，“所里今年经费紧张，你要理解。”
我叫苏易，三十岁，在北疆航空技术研究院干了六年。
说是研究院，其实是民营航空技术公司“北国航空科技”旗下的维修中心，专门接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淘汰的航空发动机翻新生意。我二十四岁硕士毕业进来，从助理工程师干到高级工程师，工资条上的数字涨过三次，但每次扣完“绩效调节金”和“设备折旧分摊”，到手总比上个月少两百块。
安-124的D-18T发动机是四个月前送来的。
俄罗斯“伏尔加货运航空”退役的运输机核心部件，故障代码乱得像被猫抓过的毛线团。院里三个技术组轮番上阵，拆了装，装了拆，最后周所长在月度总结会上拍了桌子：“谁能在季末前解决问题，项目奖金按最高档发放！”
说这话时，他的眼睛看着从莫斯科高薪请来的顾问团，压根没往我们这些本土工程师身上扫。
我碰那台发动机纯属偶然。
那是周四晚上九点半，我因为白天的涡轮叶片应力分析报告被退了第四稿，憋着气留在车间重新计算。路过二号维修台时，看见D-18T的压气机机匣又被拆开摊在地上，里面三级涡轮叶片在日光灯下泛着冷灰色的光。
鬼使神差地，我拿起强光手电照进流道——就在第七级导向器叶片背面，有一处大概拇指甲盖大小的陶瓷涂层剥落，剥落纹路呈蛛网状，和故障日志里“高空功率骤降”的记录完全吻合。
那是热障涂层在极端温差下的失效，院里所有超声探伤仪的探头都因为角度问题扫不到那个位置。
我用了周末两天，自己掏钱去材料市场买了高温陶瓷粉末和便携式等离子喷涂设备。周一凌晨两点溜进车间，趴在发动机舱里六个小时，把那片区域重新喷涂、打磨、固化。
周二上午试车，所有参数绿了。
消息传得比车间里的电铃还快。
周三下午，周所长亲自到工位找我，拍我肩膀的力道重得像是要确认我的骨头够不够硬。
“小苏啊，给院里立大功了！伏尔加那边答应追加三百万维修款，奖金你放心，按规定来，一分不会少！”
他说这话时，身上的雪松味须后水混着烟草气息，熏得我往后退了半步。
办公室里其他人都抬起头看。项目副主任刘振刚转着那支万宝龙钢笔，似笑非笑，“苏工这是要发了，得请客啊。”
那之后三周，我每天经过财务室都能听见里面计算器的按键声。但我没等到奖金通知，先等到了人力资源部的岗位调整意向书，想把我从核心研发部调到客户服务组，理由写的是“发挥综合技术能力”。
我捏着意向书去找周所长。他正和莫斯科来的顾问喝茶，紫砂壶里泡着金骏眉。
“年轻人要多岗位锻炼，”他吹开茶叶，“客服接触客户多，对将来发展有帮助。”
我看着办公桌上新摆的铜制地球仪，没说话。
真正撕破脸是三周后的季度表彰会。
内部通告里原本写着“苏易同志获特殊贡献奖，奖金两百万元”，临开会前十五分钟，行政助理小跑着到我工位，手忙脚乱地收回已经下发的会议议程。新换的版本上，我的名字挪到了“技术进步奖”下面，奖金栏空着。
我问怎么回事。小姑娘支支吾吾，“所长说……金额还在核算。”
核算的结果，就是此刻捏在我手里的这张250元话费卡。
250元，连我买那罐高温陶瓷粉末都不够——那罐粉末我花了八百七，发票现在还夹在笔记本里，财务科说“非指定采购渠道物品不予报销”。
会议室的人开始散了。
刘振刚经过我身边时，脚步慢了半拍，“其实挺好了，够充三个月的流量呢。”
他手里晃着新配的车钥匙，雷克萨斯的标。那是上周提的，市价七十多万。我认得那个钥匙扣，是D-18T项目成功后，周所长批的“团队建设经费”买的纪念品，钛合金镶蓝宝石，据说一个就要一万二。
项目组人人有份，除了我——调岗通知下来后，我被移出了项目组的微信群。
我把话费卡塞进工作证夹层。塑料封套的边角已经磨得起毛，露出里面发黄的员工信息页。照片是六年前拍的，那时候头发还厚，眼睛里有种现在自己看了都觉得陌生的光。
走出会议室时，走廊窗外的夕阳正砸在研究院那面“航空报国，技术精进”的铜字墙上，把“精”字映成暗红色。
回到四楼的工程师办公区，我的工位在最靠楼梯间的角落。
桌上堆着半人高的旧图纸，显示器边缘贴着四张便利贴，都是这周要完成的客服技术报告——调岗虽然还没正式执行，但工作已经压过来了。
隔壁工位的陈雨薇探头过来，声音压得很低，“就给了张卡？”
她是我同校师姐，早我一年进院，去年评高级工程师被刘振刚挤了名额，现在负责技术档案管理。
我没说话，按了三次开机密码才输对。
屏幕亮起来，壁纸是去年院里团建时拍的合影。周所长站在正中间，我和其他年轻工程师挤在最边上，脸被松树的影子遮掉一半。
陈雨薇递过来一罐咖啡，冰的，罐身上凝着水珠。
“财务部的小李偷偷跟我说，”她声音又往下压了压，“伏尔加那边的尾款昨天到账了，一千五百万，欧元。”
我拉开易拉罐，气泡腾起来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区里显得刺耳。
走廊那头传来周所长爽朗的笑声，夹杂着俄语和中文。是顾问团要去吃俄餐，周所长作陪。经过我工位时，谁都没往这边看。皮鞋踩在地砖上的声音整齐得像阅兵。
下班铃六点响。
我关电脑，收拾背包，把抽屉里那摞自己买的专业书——《航空发动机热力学进阶》《高温合金疲劳特性图谱》《等离子喷涂工艺全解》——一本本拿出来，塞进双肩包。
陈雨薇还没走。她盯着我的动作，“你要……？”
“资料带回家看，”我拉上背包拉链，“客服组不是要写故障分析案例么，这些用得上。”
她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桌上一盆快枯死的仙人掌推过来，“这个你要不？我养不活了。”
我接过那盆蔫头耷脑的植物，塑料花盆底还贴着超市价签：6.5元。
抱着它走出研究院大楼时，保安老孙正靠在岗亭里刷短视频，外放的声音很大，是那种“逆袭打脸”的短剧解说。
他看见我，暂停了视频，“苏工又加班啊？”
目光落在我手里的仙人掌上，愣了愣。
“嗯，”我笑了笑，“捡了盆花。”
北疆市十月的晚风已经带刀子，刮在脸上生疼。
研究院所在的新区这几年疯长，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把天空切成碎片，每片碎影里都塞满灯火。我租的房子在老城区，地铁要坐八站，出站还得走十五分钟。
通常我会在便利店买个饭团当晚饭，但今天路过时，我拐进了旁边的手机营业厅。
营业厅的小姑娘打着哈欠给我充话费。
250元，分五次到账，每次50元。
“先生要不要办套餐？现在有活动，充五百送两百。”
她指着荧光屏上的广告。
我摇头，扫码支付。电子发票发到邮箱，项目名称写着“劳务补贴”。
走出营业厅时，手机震了一下。
是院里OA系统自动推送的明日会议通知：早九点，第二会议室，客户服务部业务培训，主讲人刘振刚，参会人员包括“拟调岗人员苏易”。
我把通知划掉，点开微信。
家庭群里，母亲发了条长语音。点开是嘶嘶的电流声，勉强能听出是在问奖金发了没，“你爸的降压药又涨价了，这个月得多买两盒……”
我没听完，退出，点开朋友圈。
刷新出来的第一条是刘振刚三分钟前发的：九宫格照片，俄餐厅的红菜汤、伏特加、一群人的合影。
配文：“感谢团队，携手前行！”
照片里周所长搂着他的肩，两人脸都喝红了。
底下点赞列表很长，院里大半人的头像都在里面。
我拇指在屏幕上悬了几秒，最终没有点赞，也没有划走，就盯着那张合影看了足足两分钟。
然后关机，把手机扔进背包侧袋。
钥匙打开出租屋铁门时，锈蚀的合页发出尖啸。
二十平的单间，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墙上贴着世界航空发动机型号图谱——那是刚入职时买的，当时想着要把上面每一个型号都研究透。
现在图谱边缘已经卷曲发黄，图钉锈成了深褐色。
我放下背包，给那盆仙人掌浇了点水。水珠顺着枯萎的刺往下滚，在桌面上积成一小摊。
从床底拖出那个印着研究院logo的收纳箱，里面是这些年攒下的东西：优秀员工奖状（连续四年）、技术创新提案证书（从未被采纳）、年度体检报告（胃溃疡倾向）、还有一叠手绘的发动机结构草图，纸边都磨毛了。
我把工作证从脖子上摘下来。
塑料封套的挂绳已经磨得发白，用力一扯就断。
证件的芯片区在灯光下反着微弱的蓝光——这是进出研究院门禁的凭证，每天要在读卡器上刷至少五次。
我把证件扔进收纳箱，盖好盖子，推到床底最深处。
窗外的城市灯火流淌成河。
远处新区的地标建筑“北国大厦”顶楼亮着灯，那是我们研究院的母公司总部，周所长每个月要去汇报两次。
我盯着那点光亮看了很久，直到眼睛发酸。
然后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信纸——真正的纸，不是打印的。
研墨，提笔，写辞职报告。
用的是最标准的格式：“本人苏易，因个人职业发展需要，申请辞去在北疆航空技术研究院担任的一切职务……”
写到这里笔尖顿了顿。
墨水在纸上洇开一个小圆点。
我换行，继续写：“感谢研究院六年来的培养，尤其感谢周建国所长在工作中的指导。离职后，我将遵守保密协议，不泄露任何技术资料。工作交接事宜，可联系本人邮箱。”
签上名字和日期时，手腕出奇地稳。
落笔的力道透过纸背，在桌面上叩出轻微的响。
我把信纸折了三折，装进研究院专用的牛皮纸信封，用胶水封口。
信封正面写上“周建国所长亲启”，背面一个字也没留。
做完这些，我冲了个澡。
热水器是老式的，要提前烧四十分钟，水流忽冷忽热。
洗完出来，头发还在滴水。我拉开冰箱取了瓶啤酒——最便宜的那种，罐身上印着促销广告。
拉开拉环，泡沫涌出来沾了一手。
我对着窗外举了举罐子，无声地说：“敬两百万。”
然后一饮而尽。
啤酒涩得舌根发麻。
我把空罐捏扁，投进墙角那个已经堆满的废纸箱。
箱子里大多是泡面盒和外卖袋，最上面扔着D-18T发动机的初步检测报告副本——是我偷偷复印的，原件早交上去了。
报告扉页上，伏尔加货运航空的logo印得凸起，手指摸上去有细微的颗粒感。
我躺到床上，睁着眼看天花板。
那里有片渗水留下的污渍，形状像片扭曲的羽毛。
两年前房子漏雨，我跟房东提过。房东说“你这租金还想怎样”。后来我自己买了桶防水胶，踩着凳子抹了半天。
现在那片污渍颜色浅了些，但轮廓还在，像某种烙印。
手机在黑暗中亮了一下。
是陈雨薇发的消息：“他们下周要去莫斯科伏尔加总部做技术交流，名单上有刘振刚，没你。”
我盯着那行字，直到屏幕自动熄灭。
然后翻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套洗得发硬，有股晒过太阳的味道——那是上周休息日，我花了一下午把出租屋里所有能洗的东西都洗了，包括这床枕套。
不知道过了多久，意识开始模糊。
半梦半醒间，好像又回到那个趴在发动机舱里的凌晨。
手电光柱里，那片陶瓷涂层剥落区泛着鱼鳞似的细碎反光，等离子喷枪喷出的蓝色火焰在金属表面游走，空气里有金属烧灼的微甜气味。
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和车间通风机的低鸣缠在一起。
然后闹钟响了。
早晨六点半。
我按掉铃声，坐起身。
晨光从没拉严的窗帘缝里劈进来，在地上切出一道苍白的线。
我下床，洗漱，换上唯一那套像样的西装——深蓝色，袖口已经磨出毛边，但熨得很平整。
这是四年前参加行业技术论坛时买的，花了半个月工资。
把辞职信装进公文包。
检查了钱包：身份证、银行卡、公交卡，还有那张250元话费充值卡。
我把话费卡抽出来，塞进书架最里层那本《航空发动机原理》的扉页里。
书页合上时，灰蓝色的卡片彻底消失不见。
出门前，我给那盆仙人掌又浇了次水。
水渗进干裂的泥土，发出细微的嗞嗞声。
有一根枯萎的刺颤了颤，终究没掉下来。
地铁早高峰人挤人。
我护着公文包，在车厢摇晃中盯着对面玻璃窗上自己的倒影：三十岁，头发该理了，眼底有血丝，西装肩线塌了一边。
倒影外是飞驰而过的隧道广告牌，某家航空公司的宣传画一闪而过，空姐笑容标准得像用游标卡尺量出来的。
研究院站到了。
我随着人流挤出车厢，刷卡出闸机。
走到研究院大门前时，保安老孙正在岗亭里吃煎饼，看见我，含糊地招呼：“苏工早啊！”
“早。”我笑笑，刷工作证。
“滴——”闸机红灯亮起，报警音刺耳地响。
屏幕上跳出红色提示：“卡已失效”。
老孙放下煎饼走过来，“咦？系统故障了？”
他接过我的卡，在自己那边的读卡器上试了试，同样红灯。
“怪了……你等等，我问问行政部。”
“不用了，”我从他手里拿回卡片，“我今天是来办离职的。”
老孙愣住了。
煎饼的热气在他和我之间腾起薄薄一层雾。
几秒钟后，他“哦”了一声，手动按下开门钮，“那……那你去吧。”
伸缩门缓缓滑开。
我走进院子，皮鞋踩在水泥路上，声音比平时响。
晨雾还没散尽，研究院那栋六层的旧楼在雾里像个蹲伏的灰色巨兽。楼顶那面国旗被风吹得猎猎响，旗杆生了锈，转动时发出吱呀的呻吟。
一楼大厅的显示屏上滚动着今日公告：“热烈祝贺D-18T项目组荣获季度卓越团队奖，奖金池一百万元……”
滚动的字幕把每个人的脸映成闪烁的绿色。
我没停留，直接上四楼。
经过研发部办公区时，有几个早到的同事抬头看我。
目光碰上的瞬间，他们又迅速低下头去，假装忙手里的活。
我的工位已经被人动过了——桌上那摞图纸被挪到地上，换上了刘振刚的咖啡机和一盆茂盛的绿萝。
陈雨薇不在工位，她的电脑黑着屏。
我把辞职信放在工位桌面正中央，用那盆绿萝的花盆压住一角。
陶瓷花盆底在木桌面上磕出清脆的一声。
然后转身，走向走廊尽头的所长办公室。
门虚掩着。
里面传出周所长的声音，中气十足，正在打电话：“……放心，技术资料都整理好了，顾问团带过去绝对够分量。伏尔加那边这次要深化合作，我们……”
他看见我推门进来，顿了顿，对电话那头说，“稍等。”
捂住话筒，他挑眉看我，“小苏？这么早有事？”
我把辞职信递过去。
他接过去，没拆，只是用两根手指夹着，像夹着张无关紧要的传单。
“调岗的事想通了？”他笑，眼角皱纹堆起来，“客服组其实……”
“我辞职。”我说。
笑容僵在他脸上。
电话那头还在“喂喂”地叫，他把话筒扣回座机。
盯着我看了几秒，他拆开信封，抽出信纸。
阅读的速度很快，眼球左右移动两下就到底了。
然后他把信纸放回桌上，身体往后靠进真皮椅里，椅子发出承重的吱呀声。
“年轻人，意气用事。”
他手指敲着桌面，节奏和昨天在会议室时一模一样，“250元是少了点，但院里也有难处。你这样一走了之，对得起六年的培养吗？”
我没接话。
窗外有麻雀飞过，影子在百叶窗上划了道细痕。
他等了几秒，见我不吭声，语气软下来：“这样，你再考虑考虑。信先放我这儿，我给你三天假，出去散散心。回来咱们再谈，奖金的事……也不是不能重新申请。”
“不用了。”我说，“手续我今天办完。”
周所长脸上的肉抽了抽。
他伸手拉开抽屉，取出一枚公章，在辞职信上“同意”栏重重盖下去。
印泥是鲜红色的，渗进纸张纤维里，边缘有些晕开。
“人事部在三楼，”他把信推回来，“去吧。”
我拿起信。
纸张还有他手指的温度。
转身要走时，他叫住我：“苏易。”
我停在门口。
“出了这个门，再想回来可就难了。”
他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带着种混合了惋惜和警告的调子，“航空维修这圈子不大，有些事，传得快。”
我回头，看见他坐在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后，身后书架上摆满了奖杯和合影。
晨光从百叶窗缝隙挤进来，把他半边脸照得亮，半边脸埋在阴影里。
“我知道。”我说。
然后带上了门。
木质门扇合拢的声音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
走廊里安静极了，只有中央空调出风口的嗡鸣。
我走到楼梯口时，听见所长办公室里重新响起的电话声，洪亮，愉悦，仿佛刚才那三分钟的插曲从未发生。
人事部的流程走得很快。
交工作证、签保密协议、核对离职清单——我的个人物品已经装在昨天那个收纳箱里，陈雨薇帮我收拾好了，箱子上用马克笔写着我的名字。
负责办理的HR是个新来的小姑娘，全程不敢看我的眼睛，只是机械地递表格、盖章、录系统。
最后她递过来一张单子：“这是离职证明，还有最后一个月的工资结算，已经打到您卡上了。”
我接过。
工资条上，应发金额是九千二百元，扣掉“未完成项目绩效”“设备损耗分摊”“培训费抵扣”等等，实发三千六百元八角。
数字打印得清清楚楚。
“谢谢。”我说。
抱着纸箱走出研究院大楼时，是上午九点二十。
阳光彻底撕开了雾，把“北疆航空技术研究院”的铜字招牌照得晃眼。
保安老孙站在岗亭外，递过来一支烟，“苏工……以后去哪儿高就啊？”
我摇摇头，没接烟，“还没想好。”
他叹了口气，拍拍我肩膀，“保重。”
纸箱不重，但抱久了胳膊会酸。
我走到地铁站，在长椅上坐下，把箱子搁在旁边。
对面广告屏正在播放北国航空科技的宣传片：飞机掠过长空，工程师在洁净车间里专注作业，最后定格在一行slogan上——“匠心铸就腾飞之翼”。
背景音乐激昂，鼓点一下下敲在耳膜上。
我看了三遍。
然后起身，把纸箱扔进垃圾桶。
箱子落进去时发出空洞的响，惊飞了旁边觅食的麻雀。
手机震了。
是银行短信，显示入账三千六百元八角。
余额总计五万一千八百七十五元三角二分。
这数字我背得出来——从工作第一年就开始记账，每个月的收入、支出、余额，精确到分。
我把手机塞回口袋，走进地铁站。
闸机吞掉单程票时，发出欢快的“嘀”声。
车厢里人少了些，有空位。
我坐下，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广告灯箱，那些炫目的色彩连成模糊的色带。
到站，出站，走回出租屋。
钥匙插进锁孔时，对门的老太太正好买菜回来，看见我，愣了一下，“小苏今天不上班？”
“嗯，休年假。”我笑笑。
关上门。
屋内还保持着早晨离开时的样子，窗帘没拉开，昏暗，安静。
我脱掉西装，挂进衣柜，换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居家T恤。
然后坐到书桌前，打开电脑。
屏幕亮起，壁纸还是那张团建合影。
我移动鼠标，右键，更换壁纸。
系统自带的蓝天白云图片铺满屏幕，干净得有些不真实。
点开求职网站，登录，简历是现成的——三年前更新过一次。
鼠标在“期望薪资”栏悬停。
原本填的是“面议”，我删掉，敲入一个数字：税后年薪两百万。
敲回车。
页面刷新，弹出提示：“您的期望薪资可能高于市场平均水平，是否调整？”
我点了“否”。
然后开始筛选职位。
航空发动机研发、故障诊断专家、技术顾问……一条条看过去，职位描述大同小异，要求十年经验、海外背景、主导过重大项目。
我的简历投进去，像石子沉进海。
中午泡了碗面。
热气熏在眼镜片上，白茫茫一片。
我摘下眼镜擦，看见窗台上那盆仙人掌——今早出门前浇的水，现在泥土表面已经干了，但那根枯萎的刺还顽强地挂着。
手机又震。
这次是母亲，直接打来的电话。
我盯着屏幕上跳动的“妈”字，等它响了七八声，才接起来。
“小易啊，奖金发了吗？”
她的声音带着惯有的急切，“你爸今天去拿药，一盒要三百多，这哪吃得起……”
“发了，”我说，“下午给你们转过去。”
“多少啊？有两百万吗？你上次说……”
“没那么多，”我打断她，“但够用。先转三万，你们别省着。”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然后是她压低的声音：“是不是单位又克扣你了？我早就说，私人企业不靠谱，让你考事业单位你不听……”
“妈，”我揉着太阳穴，“我有点累，晚点再说。”
挂断电话，我打开手机银行，给家里转了三万。
转账成功的提示跳出来时，余额变成两万一千八百七十五元三角二分。
面泡好了。
我掀开盖子，蒸汽扑了一脸。
低头吃的时候，眼镜又起雾了。
这次我没擦。
辞职后的第三天，我接到了第一个面试通知。
电话是猎头打来的，声音甜得发腻：“苏先生，北疆天际航空维修中心对您的简历非常感兴趣，他们急需有D-18T发动机处理经验的高级工程师……”
她报出的年薪数字让我握紧了手机——一百万，税后。
面试安排在周五上午。
天际维修中心在新区，玻璃幕墙大楼在阳光下刺眼，大堂里摆着一台退役的涡扇发动机做装饰，抛光得能照出人影。
我提前二十分钟到，前台小姑娘让我填表。表格里“离职原因”那一栏，我顿了顿，写下“个人发展需要”。
HR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女人，翻着我简历的速度很快，纸页哗啦作响。
“你在北疆研究院六年，”她抬眼，“最后四个月参与了D-18T项目？”
“独立完成核心故障修复。”我说。
她点点头，在笔记本上记了什么。
“那你应该很熟悉周建国所长吧？”
“直接汇报关系。”
“周所长前天刚和我们总经理吃过饭。”
她微笑，放下笔，“巧了。”
我心里沉了一下。
技术面倒是顺利。
维修中心的几位工程师把我带进会议室，投影上放着D-18T的结构图。
他们问得很细，从热障涂层失效机理问到等离子喷涂的参数控制，我答得也细，甚至画了三张草图解释那个涂层剥落的发现过程。
主考官是个花白头发的老工程师，听完后沉默了几秒，说：“这个发现角度很刁钻，理论上所有探伤设备确实都扫不到。你是怎么想到的？”
“经验。”我说，“加上一点运气。”
老工程师笑了，“干咱们这行，有时候经验比仪器准。”
面试结束，HR送我出门。
等电梯时，她状似无意地说：“苏先生，我们这边需要做一下背景调查，会联系您的前雇主北疆研究院。按流程走，您理解吧？”
“理解。”
电梯门关上。
镜面轿厢里，我看见自己西装肩膀处那道细微的褶皱——这套衣服昨晚熨了三遍，但有些痕迹熨不平。
两天后，猎头再次来电，声音里的甜腻没了，换成公事公办的腔调：“苏先生，天际那边反馈说，北疆研究院提供的离职证明里提到‘工作交接存在瑕疵’，他们担心……”
“什么瑕疵？”我问。
“具体没说。但按行业惯例，这种评价会影响录用。”
她停顿了一下，“另外天际的人私下跟我说，周所长亲自给他们总经理打了电话，说您是‘因为对奖金分配不满才负气离职，缺乏团队精神’。”
电话挂断后，我把手机扔在沙发上。
它弹了一下，掉进靠垫缝隙里。
窗外在下雨，雨点砸在空调外机上，噼啪作响。
第二个面试机会来自一家叫“凌云动力”的初创公司，做小型涡轴发动机的。
面试官很年轻，穿着印有公司logo的T恤，办公室是共享工位，茶水间里堆着成箱的速溶咖啡。
“我们给不了天际那么高的薪水，”他说得很直白，“但技术总监的位置空着，您要是来，公司给您百分之五的干股。”
聊了两个半小时技术方案，他眼睛越来越亮，最后拍桌子：“苏工，您下周一能来上班吗？我们最近接了个无人机订单，卡在涡轮效率上了！”
我说明天可以。
离开时雨停了，晚霞把云烧成熔铁的颜色。
我在街边便利店买了瓶水，拧开盖子时手机震——是凌云动力的年轻老板，语气急吼吼的：“苏工，对不起啊……我们刚接到通知，资质审核那边……你们北疆研究院是不是在行业黑名单系统里标记您了？我们这种接军方订单的，不敢冒险……”
我站在便利店门口，冰柜的冷气一阵阵扑到背上。
“什么黑名单？”
“就那个航空维修行业共享的诚信档案，你们北疆研究院是理事单位，有标记权限……”
他声音越来越小，“要不您再问问周所长？可能是误会……”
通话结束。
我握着那瓶水，塑料瓶身被捏得嘎吱响。
旁边一个等公交的大爷瞥了我一眼，往旁边挪了两步。
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九点。
邮箱里躺着天际维修中心的正式拒信，措辞礼貌：“经过综合评估，您的专业能力非常出色，但现阶段与公司岗位需求匹配度略有不足……”
我把邮件删了。
电脑屏幕上，求职网站的页面还开着，搜索条件已经放宽到全国范围。
但“航空发动机”相关的职位，北疆市和周边三个省加起来也就二十来个，一半要求十年以上经验，另一半明确写着“需前雇主推荐信”。
鼠标滚轮上下滑动，屏幕的光映在脸上，忽明忽暗。
第五天下午，母亲又打来电话。
这次没问奖金，直接哭了。
“你爸住院了，”她抽泣着，“医生说血管里的斑块要是再堵，就得搭桥……手术要十二万，还不算后期康复……”
我赶到医院时，父亲正睡着。
病房里三张床，他靠窗，手上插着输液管，露出的手指发紫。
母亲坐在床边小凳上削苹果，苹果皮断断续续掉在塑料袋里。
“怎么不早说？”我问。
“早说有什么用，”母亲声音嘶哑，“你刚辞职，找工作也得时间……”
我从包里掏出银行卡，“这里面还有两万多，先交押金。”
“手术要十二万。”她重复道，刀尖在苹果上戳出一个褐色的点。
“我去借。”
“问谁借？”母亲抬起头，眼睛红肿，“亲戚们都知道你在研究院干工程师，以为你挣大钱呢。现在说辞职了，谁信？你大姨昨天还问我，小易那两百万奖金到手没，能不能先借她女儿装修……”
我走出病房，在走廊尽头的窗口站着。
戒烟四年了，今天在楼下小卖部买了一包最便宜的，点着后吸第一口，呛得咳嗽。
烟雾飘出窗外，融进灰蒙蒙的天。
手机通讯录翻到底，能开口的人不超过五个。
大学室友赵凯在深圳，电话接通时背景音嘈杂，他在工地上。
“苏易？难得啊！什么？借钱……唉不是我不帮，我这儿工程款拖八个月了，工人工资都快发不出……”
高中同学沈薇，嫁了个做建材的老板。
听我说完，她沉默了一会儿，“苏易，我老公最近资金链也紧。要不这样，我给你介绍个活儿？我表哥开汽修厂的，缺个懂发动机的师傅，一个月九千，包吃住……”
“不用了。”我说。
挂断前，她补了一句：“你也别太倔，回去跟周所长服个软。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
最后打给的是陈雨薇。
她接得很快，背景音里有键盘敲击声。
“苏易？我在加班……你等等我出去说。”
脚步声，关门声，然后安静下来，“怎么啦？”
“能借我点钱吗？八万，年底还。”
电话那头呼吸顿了顿。
“我手头只有六万，是攒着明年买车的……你急用的话，我先转你。”
“谢谢。”我说。
“别谢。”她声音压低了，“苏易，有件事你得知道。昨天刘振刚去莫斯科伏尔加总部做技术交流了，带的就是你修复D-18T的方案。我听参会的人说，伏尔加那边的技术总监特别满意，当场说要跟咱们院签长期维护协议。”
我盯着窗外的夜色，远处北国大厦的灯光彻夜不熄。
“还有，”她顿了顿，“院里最近在传，说你是偷了技术资料才修好发动机的，周所长念旧情才没追究，只让你辞职走人……”
“知道了。”我说。
“你要不澄清一下？我可以作证……”
“不用。”我掐灭烟头，“清者自清。”
“可他们……”
“雨薇，”我打断她，“钱我尽快还你。”
通话结束。
我回到病房，父亲醒了，正靠在床头喝粥。
见我进来，他把碗放下，“工作找得怎么样？”
“在谈。”我说。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叹了口气，“我这把老骨头不值十二万。老了，别折腾。”
“值。”我说。
母亲把银行卡塞回我手里，“你的钱自己留着。我跟你爸商量了，把老房子卖了。”
“不行。”我把卡按在她手心，“那房子是爷爷留下的。钱我来想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母亲声音高了，“去借高利贷？我告诉你苏易，你敢借那种钱，我宁可不做这个手术！”
邻床的病人和家属看过来。
我低下头，“我去找周建国。”
病房里突然安静。
父亲手里的勺子掉在碗里，当啷一声。
北疆航空技术研究院的大门，我半个月没踏进了。
保安老孙看见我，愣了好几秒，才从岗亭里出来。
“苏工……苏工程师，你怎么来了？”
“找周所长。”我说。
“所长他……他在开会。”
“我等。”
老孙搓着手，“要不你登记一下？现在进出门都要登记，新规定。”
我在访客本上写下名字和事由：苏易，私事。
字迹很稳，比想象中稳。
一楼大厅的显示屏换了新内容：“热烈祝贺我院与伏尔加航空达成战略合作！”
下面滚动着签约仪式的照片，周所长和刘振刚站在中间，和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握手，笑容满面。
我在休息区坐了五十分钟。
沙发还是那张棕色人造革的，扶手处破了皮，露出里面的海绵——我入职那年它就长这样。
墙上挂的行业资质证书多了三张新的，盖着俄文公章。
前台小姑娘换了个新人，不认识我，倒了杯水过来，“先生您再等等，周所长会议延长了。”
“谢谢。”我说。
她多看了我两眼，回到工位后，低头跟同事耳语。
我听见“苏易”“辞职”几个零碎的字眼，像风吹过碎纸片。
又过半小时，电梯门开了。
周所长和刘振刚并肩走出来，边走边讨论什么，手里拿着文件夹。
看见我，两人同时停步。
“小易？”周所长先开口，语气里恰到好处地混合了惊讶和关切，“你怎么来了？有事？”
我站起来，“想跟您单独聊聊。”
他看了眼手表，“我十五分钟后还有个视频会议。要不……”
“十分钟就行。”我说。
他沉吟了一下，对刘振刚说：“振刚你先去准备资料，伏尔加那边要得急。”
然后转向我，“来办公室吧。”
所长办公室的格局没变，但墙上多了幅新的书法横幅，写着“厚德载物”。
桌上那台铜制地球仪不见了，换成一尊水晶奖杯，刻着“年度最佳合作单位”。
“坐。”周所长自己先在大班椅上坐下，没给我倒茶，“最近怎么样？找到新工作了吗？”
“还没有。”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椅子比记忆中的硬。
“哎呀，现在市场不景气，慢慢来。”
他拉开抽屉，取出烟盒，递给我一支。
我摇头，他自己点上，深吸一口，“你找我是为了……”
“我父亲住院，需要手术费。”我说得很直接，“十二万。想跟院里预支我之前没发的项目奖金，或者借，我打欠条。”
烟雾从他鼻孔里飘出来。
他身体往后靠，椅子发出熟悉的吱呀声。
“小易啊，不是我不帮你。但规矩就是规矩，你离职的时候工资结清了，奖金分配也公示了，现在再补发，其他同事怎么想？”
“那两百万的奖金，按院里规定是该给我的。”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嘛。”
他弹了弹烟灰，“D-18T项目是团队成果，你只是其中一环。再说了，后来伏尔加的长期协议，是振刚带团队谈下来的，这里面的功劳怎么算？”
我看着他。
他脸上的皱纹比半个月前更深了些，但眼睛很亮，是一种掌控局面的亮。
“八万。”我说，“算我个人借的，按银行利息。”
他摇摇头，把烟按灭在水晶烟灰缸里。
“小易，我直说吧。你现在回来上班，我可以特批一笔困难补助，六万以内，不用还。岗位嘛……客户服务部还缺个副主任，虽然是平级调动，但未来发展空间大。”
空气凝固了几秒。
窗外的阳光斜射进来，照在他身后的书架上，那些奖杯和水晶摆件反射出刺眼的光斑。
“条件呢？”我问。
“写个情况说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打印好的文件，推过来，“就说之前对奖金分配有误解，经过沟通已经理解院里的决定，自愿放弃追索权利。签了字，后天就能回来上班。”
我拿起那份文件。
A4纸，宋体小四，措辞严谨，末尾留了签名处和日期栏。
标题是《关于D-18T项目奖金分配事宜的情况说明》。
看了大概两分钟，我把文件放回桌上。
“手术费我自己想办法。”我说。
周所长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
他重新靠回椅背，手指敲着桌面，一下，两下，三下。
“小易，你这个脾气啊……要吃亏的。”
我站起来，“不打扰您开会了。”
走到门口时，他叫住我：“行业黑名单系统，你知道吧？”
我握住门把的手顿了顿。
“北疆研究院是理事单位，”他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不紧不慢，“我要是提交一份‘职业操守存疑’的报告，你在这个行业，别说北疆，全国都难混下去。”
我转过身。
他正微笑着看我，那种微笑我在很多场合见过——对客户，对领导，对需要安抚的下属。
“您随意。”我说。
拉开门。
走廊里，刘振刚正拿着一叠资料走过来，看见我，脚步停了停。
我们擦肩而过时，他压低声音说：“客服的位置还给你留着，考虑考虑。”
我没应声，径直走向电梯。
电梯门合拢前，听见所长办公室里传来周建国爽朗的笑声，大概是在接那个“重要视频会议”。
走出大楼时，阳光刺得眼睛发痛。
保安老孙站在岗亭外，欲言又止。
我对他点点头，算是告别。
手机在口袋里震。
是陈雨薇转来的六万块到账通知，备注写着“不急”。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直到屏幕自动熄灭。
父亲的手术定在下周二。
我退了出租屋，搬到医院附近一家日租公寓，二十二平米，除了一张床和桌子，只剩转身的空间。
押金加一个月租金，刷掉七千。
陈雨薇的六万，加上自己剩下的两万多，勉强凑够八万五。
还差三万五。
白天我在医院陪护，晚上接些零散的设计活——帮人画机械图纸，改CAD模型，最便宜的一单四百块，画了四个通宵。
接活网站抽成百分之二十，到手的钱只够付日租房的费用和饭钱。
第四天晚上，父亲睡着了，我坐在走廊长椅上改图。
笔记本电脑发热得烫腿，走廊的灯昏暗，眼睛发酸。
护士站的小护士看我连续熬了几夜，倒了杯热水过来，“苏哥，你回去睡会儿吧，这儿我们看着。”
“谢谢。”我说，手没停。
她欲言又止，最后说：“15床的家属，就是那个戴金链子的大哥，说他认识放贷的，利息比银行低……”
“不用。”我说。
她叹口气，走了。
凌晨三点，图纸终于改完，发到客户邮箱。
关上电脑，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城市的夜光，一片模糊的亮斑。
我靠在墙上，闭上眼睛。
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画面——D-18T发动机的压气机机匣，涡轮叶片上那片陶瓷涂层剥落，蛛网状的纹路。
不对。
我猛地睁开眼。
蛛网状纹路……那种纹路只在特定温度梯度和振动频率下才会出现。
而D-18T的故障日志里，记录的是“高空功率骤降”，那是动力问题，不该产生那种纹路。
除非——那不是简单的热障涂层失效。
我打开电脑，在存满技术资料的移动硬盘里翻找。
D-18T的原始检测报告、故障代码列表、维修日志……这些是我离职前偷偷备份的，当时只是习惯性留存，没想到会用上。
文件太多，搜索关键字“纹路”“温度梯度”“涂层失效”。
凌晨四点五十分，在一个命名为“杂项”的文件夹里，找到一份扫描件。
那是伏尔加航空发来的原始故障描述邮件，俄文，夹杂着大量专业术语。
之前院里的翻译版本简略了很多，而这份原件里，有一行小字备注：
“该发动机在四年前曾因鸟击事故返厂维修，维修记录编号D18T-7746。”
鸟击事故。
我坐直身体。
鸟击通常导致叶片变形或断裂，维修时会更换整个叶轮组。
但如果是高速撞击，可能造成更深层的结构损伤——比如叶轮轴微观变形，运转时产生异常共振，长期震动导致特定区域热障涂层失效，出现蛛网状剥落。
而四年前的维修，如果是非官方渠道的廉价维修，可能只更换了可见损伤部件，没做整体动平衡校准。
我调出发动机的维修记录。
北疆研究院接手的资料里，没有四年前的维修详情，只有一句“历史维修情况不明，建议全面检测”。
但院里为了赶工期，只做了常规探伤——那些探伤设备，确实扫不到叶轮轴内部的微观变形。
所以，我补涂层修复，只是治标。
真正的问题还在那儿，像一颗定时炸弹。
心跳开始加快。
我继续翻找，在另一个文件夹里找到D-18T的性能测试数据。
修复后的试车数据一切正常，但那是地面低速试车。
如果在高空高速环境下，异常共振可能会重新出现，而且因为被我补涂层处理过，振动频率可能改变，更隐蔽，也更危险。
伏尔加航空把这台发动机用在什么机型上？邮件里没写。
但能用到D-18T的，至少是大型运输机。
如果空中出现共振失衡……
我合上电脑，掌心全是汗。
窗外天色开始发灰，黎明前的黑暗最浓。
走廊里传来早班护士的脚步声，推车轱辘压过地砖，咕噜咕噜响。
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把那份鸟击事故备注和我的分析，打包成一个加密文件，上传到云端。
设了自动发送定时——如果七天内我没有取消，文件会发到伏尔加航空的技术支持邮箱。
第二，在航空技术论坛的匿名区，发了一个技术咨询帖，标题是“关于叶轮轴微观变形导致的异常共振问题”，内容隐去了发动机型号和具体数据，只讨论技术可能性。
发帖时间是凌晨五点十分。
做完这些，天已经亮了。
我去洗手间用冷水冲了把脸，镜子里的人眼眶深陷，胡子拉碴。
回到病房，父亲醒了，正试着挪动那条输液的胳膊。
“爸，”我说，“手术费够了。”
他转过头，“你哪来的钱？”
“接了个大单。”我扶他坐起来，“画一套发动机图纸，预付四万。”
父亲盯着我的脸看，看了很久，最后说：“别干违法的事。”
“不违法。”我说，“正经技术活。”
他这才点点头，躺回去，“那就好。”
护士来查房时，我走出病房，在走廊里给陈雨薇发消息：“院里最近有没有异常？比如D-18T的后续测试？”
她过了四十分钟才回：“你怎么知道？刘振刚昨天从莫斯科回来，带了个紧急任务，说要重新核查D-18T的所有数据。研发部昨晚加班到凌晨。”
“结果呢？”
“不知道，数据封存了，只有周所长和刘振刚能看。”
我握紧手机，指尖发白。
父亲手术那天，北疆市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
手术室外的走廊冰冷，金属长椅坐久了，寒气往骨头里钻。
母亲握着我一只手，她的手在抖。
我另一只手握着手机，屏幕上是航空技术论坛的页面——那个匿名帖下面，已经有了二十几条回复。
大部分是理论探讨，但有一条来自昵称“老机务”的用户，只写了一句话：
“这个问题我见过，四年前俄罗斯有台同型号发动机，因为类似问题差点出事。你们院最近是不是接了伏尔加的活儿？”
我没回复。
刷新页面时，手指冻得有点僵。
手术进行了六个小时。
医生出来说“很成功”时，母亲腿一软，我扶住她。
父亲被推出来，还在麻醉中，脸色苍白，但呼吸平稳。
办理住院手续时，我刷了卡。
机器吐出单据，余额还剩一百二十元三角二分。
窗口里的护士抬头看了我一眼，“预存费用用完了，明天记得补缴。”
“好。”
回到病房，安顿好父亲，母亲让我回去休息。
我确实需要睡一觉——连续五天，每天睡不到三小时。
日租公寓里，暖气片嘶嘶响，但没什么热气。
我倒在床上，衣服也没脱，直接睡着了。
做了个梦。
梦见自己在拆D-18T发动机，工具却怎么也对不准螺丝。
周所长和刘振刚站在旁边看，边看边笑。
笑着笑着，他们的脸开始融化，变成两张没有五官的平面。
然后发动机突然启动，轰隆巨响，我惊醒。
窗外天黑了，雪还在下。
手机上有三个未接来电，都是陌生号码，同一个，拨了三次。
我回拨过去。
响了三声，接通。
“苏易先生吗？”是个女声，标准但略带口音的普通话，“我是德国克虏伯航空技术公司的中国区代表，我们在专业论坛上看到您的技术分析帖，非常感兴趣。请问您是否有意向加入我们的远程技术支持团队？待遇方面，我们可以提供……”
我挂断了电话。
不是因为这个机会不好。
而是因为，在她说出“待遇”两个字时，我听见电话背景音里，隐约传来机场广播的登机提示——中文播报后，接着是英文，而那个女声的口音，仔细听，不是德语口音，是北疆本地人学德语的口音。
我坐在黑暗里，听着暖气片的嘶嘶声。
雪花扑在窗玻璃上，融化成水痕，一道道流下来，像眼泪。
手机屏幕又亮了。
这次是陈雨薇的消息：
“苏易，你在哪儿？院里出事了。”
“D-18T的发动机，伏尔加那边装机试飞时出故障了，涡轮叶片断裂，紧急迫降。”
“现在伏尔加的技术总监正带人往院里赶，周所长把所有资料都锁了，研发部的人全在会议室挨骂。”
“刘振刚说，故障原因是你当初修复时埋了隐患。”
“他们可能要起诉你。”
我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四遍。
然后慢慢打字回复：
“知道了。”
发送。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地面已经白了。
远处北国大厦的轮廓在雪幕里模糊成一片光晕。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呵出的热气在玻璃上蒙了层雾。
用手指擦出一小块清晰区域，看见楼下街道上，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公寓门口，车顶落了层薄雪。
车里坐着人，没开灯，但烟头的红点明明灭灭。
我拉上窗帘，回到床边，打开电脑。
云端那个加密文件的定时发送状态显示着：倒计时5天22小时45分。
取消选项就在旁边，一个红色的按钮。
我移动鼠标，光标悬在按钮上。
然后点了“取消”。
关掉电脑。
躺回床上。
睁着眼看天花板。
黑暗里，只有暖气片的嘶嘶声，和自己的呼吸声。
雪落无声。
伏尔加航空发动机试飞故障的消息，是在父亲术后第二天传开的。
那天清晨，我正用保温壶给父亲倒小米粥，隔壁床家属举着手机凑过来，“哎，你看这新闻！”
屏幕上是一条行业快讯：“伏尔加航空货机紧急迫降，疑为发动机故障，所幸无人员伤亡。”
配图是模糊的机场跑道照片，远处停着架涂有伏尔加河标志的大型货机。
我手一抖，粥洒在床单上。
“听说就是咱们北疆这边修的发动机，”那家属压低声音，“北疆研究院，知道吧？新区那家。”
母亲接过我手里的保温壶，看了我一眼。
我没说话，拿纸巾擦床单，可那点污渍怎么都擦不干净。
上午九点，陈雨薇的消息来了：“事故调查组今天进驻院里，伏尔加来了四个人，一个技术总监三个工程师，脸色难看得很。周所长把四楼的会议室清空了，所有电脑断外网，研发部的人一个一个进去问话。”
“问什么？”我回复。
“问D-18T的所有维修细节，重点是故障诊断过程和修复方案。刘振刚咬死说是你独立操作，他没参与技术细节。”
“原始数据呢？”
“数据都被锁在所长保险柜里了。但我听说……”她停顿了几秒，“伏尔加的人要求看四年前的维修记录，院里拿不出来。”
我心里那根弦绷紧了。
父亲睡着后，我躲进楼梯间，用手机登录航空安全数据库的公开接口。
这是我在职时申请的权限，按理说离职后应该注销，但可能行政部忘了。
输入D-18T的序列号和伏尔加航空的代码，查询历史维修记录。
页面加载很慢。
楼梯间窗外是医院的后巷，几个护工在抽烟，烟头红光在昏暗里明明灭灭。
记录跳出来了。
四年前，这台发动机确实因“鸟击事故”在俄罗斯喀山的一家维修厂进行过检修。
维修报告摘要写着：“更换第七级涡轮叶片组，进行基础动平衡校准。”
维修厂的名字很陌生，“伏尔加快速维修”，不是伏尔加的官方合作方。
问题就在这里——基础动平衡校准，对于鸟击后可能产生的叶轮轴微观变形，根本检测不出来。
而更精细的全面检测，需要专门的设备和至少三周时间，费用是基础维修的六倍以上。
所以当时很可能为了省钱，只做了表面处理。
我截屏保存。
继续翻，找到了这台发动机在北疆研究院维修期间的检测日志。
日志显示，院里做过四次常规探伤，都没发现问题。
但在第五次——也就是我修复前的那次检测——操作员签名是刘振刚，备注栏写着一行小字：“振动频谱分析显示异常谐波，建议深入检测。”
建议深入检测。
但后续记录里，没有深入检测的报告。
直接跳到了我的修复记录。
也就是说，刘振刚早就发现了异常，但没继续追查。
为什么？
楼梯间的声控灯灭了。
我在黑暗里站了很久，直到楼下传来推车的声音，灯又亮起来。
手机震了一下。
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苏先生，我是伏尔加航空事故调查组的工程师，想跟您了解一些技术细节。方便电话吗？”
我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十秒，回复：“可以。但我需要你们提供一些信息作为交换。”
“什么信息？”
“四年前喀山那次维修的完整报告，以及北疆研究院在接手D-18T后，所有内部检测的原始数据。”
对方输入状态显示了几分钟，最后回过来两个字：“稍等。”
和伏尔加工程师的通话安排在当天晚上。
我走出医院，在街角的便利店买了瓶水，站在路灯下等电话。
晚上九点整，手机响了。
“苏先生，我是伏尔加航空技术总监助理，安德烈·伊万诺夫。”
对方声音沉稳，带着俄式口音的中文，“感谢您愿意沟通。”
“你们拿到我要的资料了吗？”我开门见山。
“喀山的维修报告，我们可以提供。但北疆研究院的内部数据……”
他停顿了一下，“周所长说，那些数据涉及商业机密，而且您离职时可能已经……”
“我没有带走任何数据。”我说，“但我记得关键信息。”
电话那头传来敲键盘的声音。
“请说。”
“第五轮检测时，振动频谱显示异常谐波出现在320赫兹附近，振幅是标准值的1.8倍。这个频率对应叶轮轴的三阶自然频率，如果是鸟击导致的微观变形，这个数值很吻合。”
键盘声停了。
“您确定是320赫兹？”
“确定。当时检测仪器的型号是VT-3500，序列号尾数应该是8852，那台机器有记录功能，数据应该还保存在本地硬盘里，除非被人为删除。”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我听见他用俄语对旁边的人快速说了几句，语气惊讶。
接着他又回到中文：“苏先生，您刚才说的这些，和我们在故障发动机上提取的振动特征……完全匹配。”
冷风灌进衣领，我握紧了手机。
“但北疆研究院提供给我们的报告里，”安德烈·伊万诺夫继续说，“第五轮检测的结果标注是‘一切正常’。刘振刚工程师向我们保证，所有检测都按最高标准完成。”
“他在撒谎。”我说。
“我们需要证据。”
他的声音严肃起来，“如果您能提供更具体的资料，伏尔加航空愿意支付咨询费用。同时，对于您可能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我们也可以向北疆研究院施加压力。”
“我不需要钱。”我说，“我只需要真相。”
通话结束后，我收到一封邮件。
附件是喀山维修的完整报告，足足两百五十多页。
我坐在便利店窗边的高脚椅上，用手机快速浏览。
报告细节证实了我的推测：当时为了控制成本，只更换了肉眼可见的损伤叶片，动平衡校准用的是最简易的便携式设备，精度误差允许值高达18%——而航空标准是3%以内。
更关键的是，报告末尾有一页免责声明，用很小的字体写着：“本次维修仅针对可见损伤，对于可能存在的结构内部隐性损伤，本公司不承担责任。”
签字栏里，维修厂经理的签名龙飞凤舞。
而北疆研究院在接手时，收到的资料里根本没有这一页。
我继续翻邮件。
安德烈·伊万诺夫又发来一条消息：“我们查了北疆研究院提交的交接记录，喀山方面确认，完整报告已发送。但周所长坚持说只收到摘要版。”
“邮件还在吗？”
“我们正在联系喀山调取原始邮件记录。但这需要时间。”
时间。
父亲还需要住院两周，每天的医药费像沙漏里的沙子，看得见流失。
我银行卡里的余额，已经不够支付明天的床位费。
我关掉手机，走回医院。
在住院部大厅的收费窗口，我排了十分钟队，刷卡时机器发出刺耳的提示音：“余额不足。”
窗口里的护士抬眼，“还欠四百八。明天不补缴，就要办出院了。”
“明天一定补。”我说。
回到病房，母亲正给父亲按摩手。
她没问钱的事，只是说：“刚才你舅打电话来，说他能借三万，但要六分利。”
“不要。”我说。
“那怎么办？”她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沉，“你爸这才刚做完手术……”
“我有办法。”我拿起外套，“我出去一趟。”
深夜十一点，我站在北疆航空技术研究院对面的街角。
大楼只有四层亮着灯——所长办公室、研发部、财务室，还有一楼大厅的保安岗亭。
雪停了，地面结了一层薄冰，踩上去咯吱响。
我绕到后巷，那里有个消防通道，门禁系统八个月前就坏了，一直没修。
我从包里掏出那串旧钥匙。
离职时，所有门禁卡都交了，但这把消防通道的机械钥匙，是当年维修时配的，一直没收回。
钥匙插进锁孔，转动，咔嗒一声，门开了。
走廊里一片漆黑，只有应急指示灯泛着绿光。
我摸到电闸箱，关掉了这层的监控电源——线路图我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
脚步声在空荡的走廊里回响，太响了，我脱下鞋，拎在手里。
研发部的玻璃门锁着，但门框上方的通风窗没关严。
我踩着办公椅爬上去，推开窗，挤了进去。
刘振刚的工位在靠窗的位置，桌上收拾得很干净，只有一台电脑和那盆绿萝。
电脑有密码，但我没打算开它。
我蹲下身，拉开最底下的抽屉——里面堆着杂物：过期零食、充电线、几本航空杂志，还有一台老旧的移动硬盘。
硬盘是黑色的，边角有磕碰痕迹。
我认识它，这是四年前研发部公用的备份盘，后来换了新设备，这台旧的就该报废了，但不知为什么还在。
我插上硬盘，接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开机，没有密码。
文件夹列表跳出来，按日期排序。
我找到四个月前的文件夹，点开。
里面是D-18T项目的所有原始数据：检测报告、振动频谱图、会议记录……还有一封邮件备份。
发件人：喀山伏尔加快速维修厂。
收件人：周建国。
日期：四个月前，北疆研究院接手D-18T的第三天。
主题：关于序列号D18T-88329发动机的完整维修记录。
邮件正文很短：“尊敬的周所长，随附该发动机的完整维修报告。请注意免责声明页。如有任何疑问，请随时联系。”
附件正是那份两百五十多页的报告。
周所长收到了完整报告。
但他没交给技术团队，也没告诉伏尔加。
我继续翻。
在另一个文件夹里，找到一份内部会议纪要，日期是我修复发动机后的第四天。
参会人员：周建国、刘振刚、财务总监。
纪要里写着：
“关于D-18T项目奖金的讨论……”
“周：按制度应发两百万，但项目成本已超预算。”
“刘：建议以其他形式补偿，避免团队内部不平衡。”
“财务：可计入‘特殊绩效’，分十二个月发放。”
“周：苏易近期可能离职，发放风险高。改为一次性小额补偿，附赠话费卡，金额……250元，寓意鼓励。”
“刘：同意。另，其修复方案需整理归档，作为院内技术资产。”
“周：由刘振刚负责整理并署名。”
我盯着屏幕，手指冰凉。
走廊突然传来脚步声。
我猛地合上电脑，拔掉硬盘，塞进背包。
脚步声在研发部门口停了，钥匙串叮当响——是保安老孙在巡夜。
手电光从门玻璃上扫过，我屏住呼吸，缩在办公桌底下。
门把手转动，但门锁着。
老孙嘟囔了句什么，脚步声又远了。
我数到一百，才爬出来。
把椅子挪回原位，擦掉窗台上的脚印，从通风窗翻出去，轻轻合上窗扇。
走廊的监控电源重新打开，绿光亮起。
走出消防通道时，凌晨一点半。
雪又开始下了，细碎的雪粒打在脸上，像针扎。
手机在口袋里震。
是安德烈·伊万诺夫：“苏先生，我们拿到喀山的原始邮件记录了。周所长确实收到了完整报告。另外，我们通过数据恢复，找到了北疆研究院VT-3500仪器里删除的检测记录，320赫兹异常谐波的数据还在。”
我站在雪地里，打字回复：“我也有发现。明天见面谈。”
“好。地点您定。”
“北疆市图书馆，四楼技术文献区，下午两点。”
“我们会准时到。”
第二天下午一点五十，我提前十分钟到了图书馆。
技术文献区在建筑最深处，一排排橡木书架高到天花板，空气里有旧纸张和灰尘混合的气味。
我选了最靠里的阅览桌，桌上只摆着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
背包里装着那台黑色硬盘，还有我打印出来的关键证据。
两点整，脚步声从走廊传来。
不止一个人。
安德烈·伊万诺夫走在最前面，深灰色西装，手里提着公文包。
他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金发碧眼的高个子，应该是伏尔加的技术总监；另一个，让我浑身血液瞬间凝固。
是周建国。
他穿着那件常穿的藏青色夹克，脸上带着惯有的温和笑容，看见我时，还点了点头，仿佛我们昨天刚见过面，仿佛那二百五十元的话费卡从不存在。
“苏先生，”安德烈·伊万诺夫伸出手，“感谢您抽时间。这位是我们伏尔加航空的技术总监，米哈伊尔·彼得罗夫先生。这位您应该认识，北疆研究院的周所长，他说他也想参与这次技术交流。”
我握了握安德烈的手，冰冷。
没看周建国。
四人落座。
阅览桌很宽，但空气挤得人喘不过气。
米哈伊尔·彼得罗夫开口就是流利的中文，直入主题：“苏先生，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北疆研究院在D-18T的维修过程中，存在故意隐瞒关键信息的行为。这导致了我们的飞行事故，造成近一千两百万美元的损失。”
周建国笑了，笑声在寂静的阅览区里显得突兀。
“彼得罗夫先生，这话说得太重了。北疆研究院一直是按最高标准……”
“周所长，”安德烈·伊万诺夫打断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这是喀山维修厂提供的邮件送达证明，显示您在四个月前就收到了完整报告，包括免责声明页。但您提供给我们的，只有摘要版。”
周建国脸上的笑容没变，但眼角细微地抽动了一下。
“可能是行政部疏忽了，我回头一定查。”
“还有，”米哈伊尔·彼得罗夫接着说，“VT-3500仪器里被删除的异常数据，我们已经恢复。数据显示，你们的工程师刘振刚在检测时已经发现了问题，但后续报告里没有体现。”
“那是刘工程师的个人失误。”周建国语气轻松，“年轻人嘛，经验不足，怕担责任。我已经批评他了。”
“批评？”我看着周建国，“所以删除数据、隐瞒报告、把责任推给我，都是刘振刚一个人做的？您完全不知情？”
周建国终于正视我，目光里那种掌控一切的从容慢慢裂开一条缝。
“小易，我知道你对我有怨气。但说话要讲证据。”
我从背包里取出黑色硬盘，推过桌面。
“这是研发部四年前的公用备份盘。里面有D-18T项目的所有原始数据，包括您和刘振刚、财务总监讨论奖金分配的会议纪要。”
我顿了顿，一字一句，“上面写着，您提议把两百万奖金换成二百五十元话费卡，理由是‘避免团队内部不平衡’，以及‘苏易可能离职，发放风险高’。”
周建国的脸色终于变了。
他盯着那台硬盘，像盯着一条毒蛇。
安德烈·伊万诺夫和米哈伊尔·彼得罗夫交换了一个眼神。
米哈伊尔·彼得罗夫沉声说：“周所长，如果这些证据属实，北疆研究院不仅涉嫌合同欺诈，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伏尔加的律师团……”
周建国突然抬手，制止了他的话。
他深吸一口气，再看向我时，脸上重新堆起那种熟悉的、令人作呕的笑容。
“小易啊，”他声音放得很软，“咱们师徒一场，何必闹到这一步？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回来上班，技术总监的位置给你，年薪一百二十万起步。那两百万奖金，我私人补给你，再加一倍，四百万，今天就到账。”
他身体前倾，压低声音，“伏尔加这边的损失，院里会赔偿。你手上的证据……就当从没见过。咱们还是好师徒，好同事，啊？”
阅览区死一般寂静。
旧书页的霉味混着周建国身上那股须后水味，呛得我喉咙发紧。
安德烈·伊万诺夫和米哈伊尔·彼得罗夫看着我，等我回答。
我缓缓站起身，从背包里又拿出一份文件——是父亲的手术费用清单，还有那张250元话费卡的复印件。
我把它们放在硬盘旁边。
“周所长，”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可怕，“您知道我这半个月，为了筹十二万手术费，打了多少个电话，求了多少人吗？”
周建国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您知道我被行业黑名单标记，连汽修厂的工作都找不到吗？”
他脸上的肌肉开始不受控制地跳动。
“您知道我现在银行卡里，只剩一百二十块钱吗？”
我拿起那张话费卡复印件，“而您给我的，是这张东西。”
我把复印件轻轻撕成两半，再撕，直到它变成一堆碎纸片，撒在桌面上。
“您的钱，我不稀罕。”我说，“您的职位，我更不稀罕。”
周建国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尖响。
“苏易！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以为凭这点东西就能扳倒我？我在这个行业二十八年，人脉、资源，是你这种愣头青能想象的？”
他胸口剧烈起伏，指着我的鼻子：“你今天走出这个门，我保证，别说北疆，全国航空圈子，不会有任何一家公司敢要你！你会穷困潦倒一辈子，连你爸的医药费都付不起！”
安德烈·伊万诺夫想说话，我抬手制止了他。
我看着周建国，慢慢露出一个笑容。
那笑容让他愣住了。
“周所长，”我轻声说，“您还记得，我修复D-18T时，用的高温陶瓷粉末的型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