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真寺与教门街的起源》

地理志

《清真寺与教门街的起源》

作者:狼

立于襄阳汉江大桥樊城桥头，向西俯视，即可看到一组古朴的建筑物，这便是樊城回族中信奉伊斯兰教居民做礼拜的地方——清真寺。

清真寺座落在教门街（今改称友谊街）中段，占地面积2,500平方米，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寺于何年所建，查地方志无记载，又不为人们熟知，我们特到寺内踏察，方寻得残碑四块，为探讨清真寺与教门街的起源，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线索。又数次走访了清真寺代理阿訇刘东汉、寺师傅马正义、回民老人马建荣和市宗教局的负责同志，方整理出清真寺与教门街的今昔概况。

探讨清真寺，先要了解回族的起源。回族原是外来民族，在我国历史上称回回族，也有称回回。早在唐代以前，由信奉伊斯兰教（我国则称回教）的波斯人、大食人进入中国。当时“一部分是从海道来中国经商的商人，他们活动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另一部分是从陆路来中国的军队和少数外交上的‘贡使’，他们活动于中国西北，特别是当时唐的两都（长安与洛阳）一带。”（民族研究会编《回回民族问题》第4面）但没有定居下来。直到元初才大量迁入，主要是由“回回军、回回人匠、回回军匠、回回达官贵人、回回商人、回回学术人士等。他们散在中国各地，长期居留与繁衍起来。”（民族研究会编《回回民族问题》第8面）所以说回族在我国正式定居是从元朝算起。这时的大部分回族人主要从事农、牧业，以西北的宁夏、青海、甘肃一带为最多；另一部分达官贵人、学术人士与回族商人等，则大半居住于各城市。

回族进入中国后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虽然是散居各地，但所到之处，是以清真寺为中心而聚居，在农村则自成村落，在城镇则自成区域，与汉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

唐太宗、唐高宗是唐朝的昌盛时期，襄阳、樊城已发展为中原的重镇，交通便捷，商业亦很发达，回回族人始进入，到元朝增多，随在教门街一带聚居繁衍。这也可从回民老人马吉川所藏宗谱中得到佐证。其宗谱叙：“始祖马依泽，鲁穆人，精历学。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应召入中原，历订历象，无差。世袭侯，与王处纳。同时后家陕西西安府谣阳县永安镇，生齿日繁，科甲联绵，至十一世分迁河南。十一世马乾玠，由进士出身，任何南南阳府，以宦籍家新野县，此由陕迁豫之始。”

随着回民的增加，樊城在元代始建拜殿（俗称摇窝），以供回民作礼拜。明初得以扩大，这是因为明朝对回族采取了怀柔政策：“一方面由于明朝要争取原来被压迫来中国而为元朝出力的回族去反对元朝，另一方面也由于明朝开国功臣中有不少是回回”（民族研究会编《回回民族问题》第19面），如朱元璋起用的名将常遇春、胡大海、沐英、篮玉等，便是回族。因此，朱元璋建立王朝后，为安抚部属和回族，清真寺得以扩大和发展。我市清真寺内有一残碑这样记：“樊镇清真寺，肇自明前，永乐年间，规模整□”。由此说明，清真寺在明初得到扩大和完善，当是无疑。此时，樊城清真寺又续建有大殿、卷棚殿、望月楼（系三层六角亭，即戒斋节开始的前一天晚上和开斋节的当晚，均要到此楼观月出，故名，又称望月亭。殿宇辉煌。至清乾隆时，寺更是“规模宏□，殿宇辉煌。”（清道光二十三年所刻碑记）嘉庆初，寺一度颓废。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修葺棚殿（此殿屋脊尚存记年标志）。清道光初，寺内又有一些建筑物倾圮，十七年筹备，二十一年动工，至道光二十三年竣工，立碑记之。同治初又将寺全部大修，乙丑年（同治四年，1865年）完工，同治六年立碑记之。

1938年左右，襄阳遭遇飓风袭击，清真寺内望月楼的第二、第三层被刮倒，当年由社首傅汉杰、张文涛、马骥之、定文伯等向回民捐钱，改修成一层。1966年秋，卷棚殿两侧的碑廊被拆，廊内碑刻受损散失。寺内所存建筑物由门楼、卷棚殿、大殿、拜殿、望月楼所组成，多系清道光年间所建。1982年8月，市委统战部拨出专款，重修望月楼、门楼，并将寺内其它建筑物修缮，依然恢复了古朴雅致，别具一格的特色。

寺内卷棚殿前原有两棵楸树，1948年被毁坏一棵，今存的一棵，高约20米，腰围丈余，树呈伞状，枝叶茂密，相传为清嘉庆年间所植，距今大约一百六十余年。

教门街是因历史上形成了以回民为主的居住区而得名，至迟在明初就已起用，1964年改名友谊街。东北起大同街，西南止朝阳路，长350米，宽4—5米。今街上仍住有回民数百户，其中以马、赛、刘姓居多，海、丁、傅、达姓次之。往日的条石路已为沥青路所代替，街两旁低矮破烂的小房，亦变成整齐的砖瓦房。现在汉回两族人民和睦相处，亲密无间，成为市区文明礼貌模范街，并派代表出席了一九八四年湖北省第二次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

现清真寺内尚存石刻四块，又残缺，但仍不失是了解、研究清真寺的珍贵资料，特辑录其中的三块，以供人们研究之用。

（一）

樊镇清真寺，肇自明前，永乐年间规模整，……造，焕然一新，而年深已久，正殿楼阁颓败，于……重修石基，围墙，大殿。布告过往宦商以即本坊……

（中间记捐款人）

（立碑时间剥落）

（二）

樊城清真寺，我教亲礼拜之福地也。建自明，至□国初及乾隆年规模宏厂，殿宇辉煌。遭嘉庆兵燹，复历年荒薮，功德无出，以致渐就倾圮。道光十七年，我寺公同酌 □ □ 来，乡友随意□将在樊城，住教亲按各户逐日抽取厘金，积少成多，至二十一年补修。寺后□基盖□公所公程□□□而规为初□□觉光华是序……

（中间记捐款人）

大清道光二十三年岁次癸卯 吉日

（三）

……观宫室崇隆，亦都之仰望。然创既启于先，补……耳。不幸嘉庆初年，贼匪猖獗（按：这是清王朝对农民起义的污蔑）。

军——白莲教的污蔑），焚毁殿室。我教同人踊跃……重修葺，奈工程浩大，功德无出。于□同治乙丑年公同立。

……吉录，兹当鸠工告竣，宜勒石镌名，永垂不朽，是为爵序。

（中间记捐款人）

大清同治六年岁次丁卯

作者:狼

这篇《清真寺与教门街的起源》是一篇兼具地方史志价值与民族学意义的纪实散文，它以樊城清真寺为核心，串联起回族迁徙、宗教发展与城市变迁的历史脉络，读来既有史料的厚重，又有民间的温度。

一、叙事脉络：从“物”到“史”，层层递进

文章以“物”为线索，从清真寺的建筑、碑刻，到教门街的街巷、居民，逐步铺陈出一段鲜活的历史：

1. 以建筑为锚点：从元代始建的拜殿，到明永乐年间的扩建，再到清道光、同治年间的重修，以及1982年的修复，清真寺的每一次兴废，都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政治、社会与民族关系。

2. 以碑刻为佐证：文中辑录的三块残碑，虽有残缺，却如“活化石”般印证了清真寺的历史。从“肇自明前”到“大清道光二十三年”，再到“大清同治六年”，碑文不仅记录了修缮的过程，更反映了回民社群的凝聚力与宗教生活的延续性。

3. 以街巷为载体：教门街（今友谊街）从明初形成回民聚居区，到1964年改名，再到如今成为汉回和睦的文明街，它的变迁本身就是一部民族融合的缩影。

二、内容特色：史实与传说交织，严谨与生动并存

- 史料的严谨性：作者不仅查阅了地方志，还多次走访阿訇、老人和宗教部门，甚至引用了《回回民族问题》等学术著作，对回族的起源、迁徙以及明朝的怀柔政策等进行了严谨考证，纠正了民间传说中的讹误。

- 民间的生动性：文中穿插了马吉川宗谱、望月楼观月、楸树的传说等细节，让冰冷的史料变得有血有肉。例如，宗谱中“始祖马依泽，鲁穆人，精历学”的记载，不仅丰富了回族迁徙的故事，也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视角。

- 民族关系的深度思考：文章没有停留在对历史的简单叙述，而是深刻揭示了“以清真寺为中心聚居”的民族特点，以及从“明显界限”到“和睦相处”的民族关系演变，传递出各民族共生共荣的历史必然。

三、语言风格：质朴平实，兼具纪实与文学性

文章的语言朴实无华，却极具感染力：

- 开篇“向西俯视，即可看到一组古朴的建筑物”，寥寥数笔，便勾勒出清真寺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感。

- 对碑刻的辑录，虽有残缺，但作者如实呈现，体现了对历史的敬畏。

- 结尾“现在汉回两族人民和睦相处，亲密无间，成为市区文明礼貌模范街”，则充满了对现实的肯定与对未来的期许。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不仅是对樊城清真寺与教门街的溯源，更是对一段民族历史的深情回望。它告诉我们，历史并非只存在于典籍之中，也藏在残碑断碣、街巷民居与代代相传的故事里。这些“活的历史”，正是我们理解过去、把握当下的重要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