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季汉研究中派系乱象之最：李严什么时候成了“东州派”？

互联上的三国历史圈近年非常流行地域派系论，将复杂的历史政治关系简化为以籍贯划分的派系对立，已严重影响到正常讨论。

尤其在蜀汉政治话题中所谓的“荆州派”、“东州派”、“益州派”的论述模式大行其道，现象过于泛滥，其中又以把李严塑造为“东州派”代表最为荒唐，此类观点将其与诸葛亮的矛盾演绎为派系斗争，完全陷入了《新三国》权谋思维，令许多人将诸葛亮理解为满脑子争权夺利的小人，严重偏离历史事实，不仅误解了具体人物，更将多维度的政治关系扁平化为单一的地域标签。

实则只需稍微考究李严生平及其时代背景的细致梳理，便可揭示派系论在蜀汉话题中有多少谬误。

一

李严其人与所谓“东州派代表论”的虚妄

认为李严是“东州派”代表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电视剧《新三国》影响，剧中将李严塑造为与诸葛亮对立的益州士人代表，导致观众误以为蜀汉内部存在以籍贯为界、泾渭分明的政治斗争，使后来者无不以此为基础去理解蜀汉庙堂的政治格局。然而，当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会发现李严的身份定位与行为逻辑与此类想象截然不同。

李严是南阳人，早年曾在荆州任职，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大军南下时，他才入蜀投奔刘璋。在刘璋麾下，他仅官至成都令，政治影响力相当有限。李严在刘璋麾下仅做到县令，庞统、蒋琬都曾因为担任地方小官而不得志，鲁肃因看不下去，写信于刘备为庞统鸣不平：“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诸葛亮也曾对刘备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倘若李严在刘璋处地位崇高，不可能止步于县令。

建安十八年（213年）刘备与刘璋决裂时，李严才被临时任命为护军前往绵竹抵抗刘备，李严却未采取任何激烈抵抗，而是以法国军礼向刘备请降。这段经历表明，李严在刘璋麾下资历浅薄，因此亦无尽忠义务。

李严在刘备麾下迅速得到重用，恰恰因为他是荆州同乡，参与基本法《蜀科》制定的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李严五人，除去法正外，其余四人皆与荆州有关，尽管诸葛亮、伊籍并非荆州人，却长期活动于当地学术圈子，李严能够参与制定《蜀科》，意味着进入刘备阵营核心。

诸葛亮始终将李严视为荆州集团一员，并欣赏其行政才能，他曾评价“部分如流，趋舍罔滞，正方性也”。只不过李严的确与荆州士人关系不好，同为南阳老乡的陈震评价他“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当时荆州士人主要活动于南阳、襄阳之间，诸葛亮、庞统、马良、习祯、辅匡、廖化、杨仪、魏延等等皆来自该地区。然，并没有李严跟这些人交好的记载，若非史料有所缺失，那么李严当真跟他们不熟。

李严本传写得十分明白，他为人矜持高傲，瞧不起年龄、资历跟自己相若的襄阳人辅匡，只有擅长交际的费观能跟李严结交，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才是李严与荆州士人不熟的根本原因，他早年在荆州为官，倘若进行正常交际，早已跟诸葛亮、庞统、马良等人相熟。

诸葛亮对李严实则相当容忍，即便在陈震说出李严心术不正以后，诸葛亮仍以国事为重给李严辩解，维护内部团结。建兴四年（226年），诸葛亮在给孟达的信中特意称赞李严的才能：“部分如流，趋舍罔滞，正方性也。”这种态度很可能源于同乡之谊与惜才之心。

诸葛亮处理人际关系时展现出过人器量的事情多不胜数，即使在处理李严以后，仍重用其子李丰，并写信安抚：“愿宽慰都护，勤追前阙……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李严自己也相信诸葛亮会重新启用他，直到诸葛亮逝世，他才深感绝望，深知今后执政者不会有诸葛亮一样的器量，自知复出无望。

李严最终被废，乃因私欲向前线发送伪报，致使诸葛亮大军因非战原因撤退，触及了军国大事底线，在弹劾李严的名单中包含了吴壹、吴班这两位长期被说成是“东州派”的代表人物，名单之中主要都是追随诸葛亮北伐的要员，这些人长期与诸葛亮并肩作战，同仇敌忾，因此对李严诱骗大军撤退的做法相当愤慨。

倘若只是私人矛盾，诸葛亮绝不会采取十分强硬的手段。不仅如此，诸葛亮还会亲自出手调解张裔与杨洪、岑述的矛盾，让同僚珍视彼此之间的友谊。

由此可见，蜀汉政权的矛盾跟派系斗争没有什么关系，大多是个别人物之间的纠纷，硬说李严代表蜀汉一大派系，这是连李严派系其他人物都找不到，所谓的“东州派”吴壹、吴班都倾向于诸葛亮。

二

“东州派”概念本身的脆弱性与历史实相的复杂性

所谓“东州派”源于刘焉时期，由三辅、南阳地区流民所组成的“东州兵”，但史书并未明确记载其将领与组织结构，跟李严沾边的不过是“南阳”这一关键词。许多人将庞羲、法正、孟达、吴壹、吴班归类为“东州派”，其中也只有法正、孟达在户籍可以对的上，即使退一万步说以上众人皆是“东州派”，他们与诸葛亮也无明显矛盾，甚至关系还十分好友。法正生前深得诸葛亮敬重，《三国志》记载“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吴壹、吴班常年追随诸葛亮战争，战功显赫。若“荆州派”与“东州派”果真尖锐对立，这些情况便难以解释。

现今流行“东州派”的依据又是怎么来的呢？

我猜是因为这段记载：“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

许多人常以为这段记载讲述的是刘备阵营派系情况，这实际上对刘备阵营阶段性的总结，法正、马超本非刘备旧臣，因重要性高被划分到前面，李严、董和、黄权、吴壹、费观等人曾是刘璋旧臣，也不过是基本事实，彭羕、刘巴的情况又专门做了解释，这段记载恰恰说明刘备用人不拘一格，对政治成分没有硬性要求，即使众人情况各有不同，都被刘备一并重用。

名单中的董和是南郡人，其子董允更常被视为“荆州派”代表人物，自此地域派系论出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董和入蜀时间远比李严要早，他在刘璋阵营深受重用，官至益州郡太守。倘若真存在什么代表益州利益的“东州派”，代表人物也应该是董和，而不是入蜀时间较短的李严。黄权更是巴西人，与“东州”概念没有关系。

硬是要说“东州兵”可能有什么代表人物，也应该是南阳人甘宁，此人入蜀时间更早，又确实拥有一批私兵，后因发动叛乱遭到刘璋驱逐。这种混杂现象恰好说明简单的地域归类无法反映真实的政治关系网络。

李严不仅跟“东州兵”关联薄弱，他与蜀中士人关系也不太好，犍为人杨洪曾是李严属吏，因谏言不被采纳而辞官，转投诸葛亮麾下不久，被诸葛亮举荐接替法正的蜀郡太守，与李严成为平级。

“始洪为李严功曹，严未至犍为（太守）而洪已为蜀郡（太守）。洪迎门下书佐何祗，有才策功干，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守，时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这段记载更说明一个问题，诸葛亮执政时期偏重任人唯才，杨洪、何祗作为蜀人虽然资历较低，但才干过人，很快得到诸葛亮越级拔擢，他不以资历论升迁，蜀人对他用人之器量十分钦佩。足见诸葛亮打压蜀人之说，实属无稽之谈，蜀人对诸葛亮的认可远在李严之上，总不能是被打压的益州人陈寿还要反过来吹捧诸葛亮用人公正。

还有广汉人王冲，因受到李严迫害而叛逃到曹魏。王冲在魏国还不忘跟孟达造谣诸葛亮曾建议诛杀孟达家属，好在孟达深知诸葛亮为人器量宏大，没有听信王冲所言，侧面可知诸葛亮之器量有口皆碑。

这王冲官职虽然不高，可家族在蜀地颇有影响力，与广汉李氏同为当地大族，在汉末人才辈出，号称“蜀中王朗”的王商、谏阻刘璋迎刘备的王累、夷陵之战阵亡的王甫皆出自此地。

西晋女将李秀的丈夫王载也是广汉人，通过李秀与王载的联姻，可推测王、李两家本是世交。李严逼反王冲，可能反映了他与本土大族关系并不和睦，这样的人又怎可能代表蜀人利益与诸葛亮对抗？

当然，诸葛亮跟广汉人李邈关系也不好。可是你猜为什么关系不好？

因为马谡丢了街亭，诸葛亮要将其明正典刑，李邈极力劝说诸葛亮赦免马谡，违背了诸葛亮的执法原则，因此被诸葛亮遣返蜀中，同时长史向朗亦因包庇马谡遭到诸葛亮一并遣返。也就是说李邈是为了维护荆州人马谡，才触怒了诸葛亮，跟地域派系没有一点关系。

跟诸葛亮关系密切的襄阳向朗因丢了长史一职，照样被踢出权力核心，另一位长史蒋琬才可以成为诸葛亮最没争议的接班人，这件事确实让历史发生了巨变。

按照阴谋论者的理解，这应该是诸葛亮借机打压荆州派代表人物向朗，根本说不通。李邈为马谡求情原因更是简单，两人都是诸葛亮的参军，为同僚求情实属常理之间，没有太复杂的权谋因素。

派系论者与权谋论者也往往忽略最关键一个问题，他们习惯性用自己的理论去解释一切事件，唯独把国事、公事、天下事摆在次要的位置，仿佛历史人物全是一群利欲熏心之人，眼中没有对国家大局的考量，诸葛亮终在他们眼里沦为了个权谋小人。

三

诸葛亮的用人器量

诸葛亮执政时期，常被认为在政策层面打压益州人，以维护荆州人利益，这是十分落于下乘的阴谋之论，若真如此，不可能留下：“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这段记载。

只要简单梳理诸葛亮麾下重要官吏，则不难看出何以蜀人对诸葛亮用人甚是钦佩。犍为杨洪、蜀郡张裔都是诸葛亮非常倚重的谋臣，杨洪献计于诸葛亮：“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决定了蜀汉立国数十年的国运，若非以倾国之力争夺汉中，不能够以秦岭为天险与强大的魏国对峙多年。

诸葛亮因此对杨洪颇为倚重，将曾他视为丞相长史选人之一，只不过后来选择了张裔，日后成为诸葛亮接班人的蒋琬还只是张裔的副手，待张裔逝世以后才顺位接任了长史，就是说倘若张裔比诸葛亮长寿，大概率会优先蒋琬去接班诸葛亮之位。

还有广汉李氏三龙中的李邵，此人和蒋琬一样是诸葛亮的亲信，两人曾一同告发过非议朝政的廖立。后来诸葛亮跟张裔、蒋琬谈起姜维，又以李邵、马良去跟姜维进行比较，是诸葛亮麾下具有代表性的官员之一。

诸葛亮用人核心标准侧重于才干，并利用制度约束众人，尽管张裔、蒋琬、何祗、杨仪、魏延各有性格缺点，诸葛亮仍尽可能任用其才能。

法正睚眦必报，刘巴清高孤傲，然其才干均得到诸葛亮深度认可，他们曾共同制定《蜀科》，对彼此学识十分了解。

需要理解的是在察举制背景下，诸葛亮没可能脱离任用熟人的局限，若非熟人，很难清楚其才干与个性，他所任用之人自然都是长期共事、观察的同僚、亲友居多。

因此蜀汉任命官员，以荆州人占据的比例更高，是因为诸葛亮相熟之人多为荆州人，然正如史料所载蜀人对诸葛亮不以资历任命官员感到佩服。

通过杨洪、张裔、李邵也能看出诸葛亮对蜀人任用比例不低，只不过十分不巧，三人皆先诸葛亮而逝世，接班诸葛亮的蒋琬、费祎、董允又都是荆州人，最终留下了蜀汉政权长期打压益州人的刻板印象。

其实只要了解蜀汉官僚制度，可以清楚知道杨洪、张裔资历还在蒋琬、费祎之上，自不会认为诸葛亮对益州人曾采取过政策性的打压。

陈寿对诸葛亮的执政理念早已做过全面总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其注重赏罚与公正的理念建立在维护国家法度的宏观概念之中，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格局远超围绕着地域与权谋的派系斗争。

四

政治集团的复杂性超越地域标签

真正的政治集团分析，必须综合考察阶级、学术、姻亲、举荐、个人恩怨等多重维度，这是一个动态的利益与关系网络，没可能简单到用地域进行划分。尤其是察举制背景之下，学术所建立师生关系与举用所建立的故旧关系都十分重要，东汉之所以会出现党锢，便是因为大臣麾下门生、故吏众多，这些人普遍为社会精英人群，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但这种朋党的形成十分复杂，难以通过地域进行划分，朋党之间也要考虑对方的门第、文化水平、品德等因素。比方说东海的王朗王司徒是弘农杨赐的学生，王朗之妻又是杨氏，由此王朗初期社会影响力便建立他与杨赐的关系之下，他有义务为杨赐服丧。

到了蜀汉时期，蜀中诸多官员都曾是诸葛亮故吏，导致诸葛亮逝世以后，大量官员要去为诸葛亮奔丧，刘禅不得不下令禁止，只有益州人谯周出发得早，成功赶往汉中为诸葛亮奔丧，这种故旧的关系显然超越了地域的限制。

且不谈一州之地何其辽阔，即使同郡之人也都不可能绝对相亲，甚至有可能是世仇。

比如吴郡王晟与孙坚有“升堂拜母”之谊，相当于孙策与周瑜的关系，但孙策在平定江东时却屠戮王晟全族，仅因吴夫人求情而留王晟一命。同乡可能在政治上对立——吕布袭击兖州之际，东郡人分成两派，张邈、陈宫支持吕布反曹，程昱则说服部分地方大族支持曹操，两人曾在黄河渡口对峙。

同乡相残之事在历史上不胜枚举。

王允年轻时与同郡路佛相斗多年，曾几乎当街拔剑火拼。张俭遭同乡朱并诬告“共为部党，图危社稷”，谭嗣同有一首名句：“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说的正是这个典故，连同张俭在内二十四人遭到全国通缉，张俭逃亡途中，各地百姓明知收留他会招来杀身之祸，仍冒险相助，一路上许多家族都因为收留过张俭遭到屠戮。

而朱并这份迫害名单中还有一位同乡名为刘表，因一时嫉恨便能迫害众多老乡，又如何能够简单的根据地域划分阵营？

又有天水人薛夏被本郡姜、阎、任、赵四姓迫害，逃至颍川仍被跨州追捕，幸得曹操察觉，救下了薛夏。没关系呀，天水四大家族很快迎来了报应，遭到同为雍州人的马超所屠戮。

乃至晋代，梓潼人李骧与巴西人陈寿本是好友，后关系破裂相互诋毁。乃至东晋时期，吴兴周家与钱、沈两家为敌，钱、沈两家勾结王敦灭了周家满门，被屠的周家大家并不陌生，就是除三害那周处的家族。不过周家仍有个旁支周蹇顺势起兵参与了歼灭钱、沈两家的军事行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两家后来再度复兴，仍是南朝名门望族，其中这钱家后世相当有名，是《太平年》中吴越君主钱弘俶的先辈，近代钱穆、钱钟书、钱三强为其后裔。

这些事例表明，地域相近绝不意味着利益一致，把政治集团简化为籍贯归类与人物名单，无异于盲人摸象。

五

如何理解历史上的政治集团

政治集团研究本应是严谨的学术课题，需要建立在庞杂的史料梳理基础上。仇鹿鸣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中展示的，正是这种细致入微的研究方法：不仅要考察人物的籍贯，更要分析其婚姻关系、仕宦经历、学术背景、作品言论，乃至在具体事件中的选择与立场。

当前网络上流行的派系论述，往往只是将人名按籍贯列表归类，再套上“政治集团”的学术外壳。这种做法的漏洞显而易见：说董卓是“凉州派”，但董卓生于颍川，且从未担任凉州地区的太守；说丁原是“并州派”，但丁原出任并州刺史实际不满两年半，不可能成为当地政治势力的代表，丁原也绝对不可能是并州人。

这就是需要了解历史制度的原因，东汉末年存在官员回避制度，本州本郡之人不能担任本地重要官员，因此原则上不能出现凉州人董卓担任本州太守现象，出任并州刺史的丁原也不可能是并州人，提防的正是各地方势力形成党派。

此举固然不能杜绝政治党派出现，却给地方势力结成朋党增加了阻力。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需要具体人物具体分析。

历史研究应当拒绝简化的叙事，将李严视为“东州派”代表，将国家大事低俗化为政治斗争，此类论述虽然清晰易懂，却远离事实真相。真实的历史充满具体人物的具体选择：诸葛亮对李严的态度是基于国事需要与个人过失的综合判断。

谁读过什么书，做过什么官，攀附过什么权贵，这些内容都将对理解政治集团产生偏差。

其实单单考究人物关系还只停留在表面，能够从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经济结构几大块为基础去构建“政治集团”，才能从宏观角度理解一个政权的发展，难点在于制度、文化、经济这三块单拿出来都是庞杂的研究。

我们需要了解历史人物拥有多大权力就必须得了解整个官僚系统的情况，有些人物根本毫无实权，却被说成是派系领袖，有些人物权重一时，却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小角色，这样的误解往往建立对官僚制度的无知。

细致的研究对绝大多非专研人士而言枯燥乏味，业余爱好者需要的是内容总结、提炼，又极易受互联网上流行的“伪概念”所影响，是当前“伪概念”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历史不是局限于有限文字的文学创作，而是活人们的故事，历史人物有很多事情没有被记载到史料，必须通过对当时的制度、文化、经济有足够了解，才能够以此为前提推导其行为逻辑、政治倾向。

一味滥用派系理论，言必谈士族、集团，那些人大概率都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他们对史料没有进行过详细梳理。

概念之所以被称为概念，需要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综合分析与比较，在分析的过程中认识事物的本质，由此形成概念。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去解释概念，概念的形成则往往不简单，跳过一切过程去接受一个概念，无从判断概念之真伪，知识需要系统性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