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天命」论如何塑造了君权合法性？

历代王朝都宣称自己受天命，以此证明其统治的正当性。但「天命」到底是一种信仰，还是统治者维系权力的一种工具？它在历史中真的有效吗？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节选
茅海建
鸦片战争之前，中华文明一直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并以其优越性，向外输出，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尽管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古以来，如缕不绝，但是，外来之物欲进入中国，须得经过中华文明强忍且持久的改造，化外来为内在，才能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长此以往，中国人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清王朝正是在这种历史沉淀中，发展完备了“天朝”对外体制。
在古代，依据儒家的经典，中国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的。皇帝直接统治的区域，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中的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说明当时的土地真的，其实也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人所能看到的世界，即“天下”，长久地不出于东亚地区。毫无疑问，这种“天下共主”的观念并不正确，但却客观地反映出中华文明长时期在东亚地区的无可争辩的优越，并长久地维系着大一统王朝在中国的世系相传，即所谓“国无二君”。这种情势在清朝，又具体地表现为“天朝上国”、藩属国、“化外各邦”的三重关系。
清王朝的强盛，使周边地区的各国君主，出于种种动机，纷纷臣属于中国，向清王朝纳贡，受清王朝册封。至于藩属国以外的国家，包括西方各国，清王朝一般皆视之为“化外蛮夷之邦”，在官方文书中蔑称“夷”，并在其国名上加“口”字旁，如英、法、美三国，分别称为“口英夷”、“口佛夷”、“口米夷”。根据儒家的礼仪，清王朝拒绝与这些不愿朝贡的国家作正式的官方交往;又根据儒家“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的教义，清王朝又准许这些国家通商。尽管这种通商在清初、清中叶有利于中国，也牵系着沿海数十万民众的生计，但依照“以农为本”的古训，兼之朝廷在此中获益不多，清王朝对此并不重视。在他们心目中，通商是“天朝”施于“蛮夷”的一种恩惠，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
因此，清王朝在对外关系上，自以为是居于他国之上的“天朝”，不承认与之平等的国家存在，即所谓“敌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天朝”对外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
从明代开始，中英就有了通商关系。但在“天朝”体制和观念的笼罩下，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是混沌一片。1793年、1816年，英国先后遣使马戛尔尼、阿美士德来华，清政府依照“天朝”制度，将其当作“英吉利贡使”来接待，结果不欢而散。1834年，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派律劳卑为驻华商务第一监督。负责通商事务的两广总督卢坤，未究诘其来华目的，却震怒于以“平等款式”递交文件。1838年，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投递文书，封面上无“禀”字样，两广总督邓廷桢即“原封掷还”。因此，尽管1834年之后，英国有了官方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中文称之为领事)，但清政府并不承认其官方地位，仍将其当作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来看待。
清朝傲视“四夷”的“天下”观念，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大优越和外传的历史传统，部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水平，并不低于西方。16世纪西方人初至，中国乃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17、18世纪之交，康熙大帝的文治武功，使中国进入一个新的“盛世”;即使是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仍不低于西方各国，生产总量则远远超过之。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确确实实是落后了。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英国最先进的事物，经过儒家教义的折光，顿时变为最荒谬不堪的东西。君主立宪，在皇权至上面前，有如大臣擅权;经商贸易，在农本主义面前，显为舍本求末;追逐利润，在性理名教面前，只是小人之举;女王主位、男女不辨，更是牝鸡司晨之类的“夷俗”;即便令人兴叹的西方器物(钟表、玻璃、呢羽等)，享用赏玩收藏之余，仍可斥之为“坏人心术”的“奇技淫巧”。无怪乎海通200余年，中土的官僚士子们并未折服于想法，反坚信于中华文物制度远胜于“西夷”，尽管他们在一个事实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西方“船坚炮利”。
——摘自三联书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

咸丰帝的观念为何与国际惯例格格不入呢？
茅海建
这须从当时人的观念说起。
在中国古代，依据儒家的几点，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中的这两句话，经常性的被人引用说明当时的土地找到，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观念，即“天下”的观念。由于交通等因，中国文明的圈子，主要在东亚地区，因此，中国皇帝长久地自以为是“天下共主”。
这种情势在清朝，具体表现为“天朝上国”、藩属国、“化外各邦”的三重关系。由于清王朝前期的强盛，使周边各国的君主，出于种种动机纷纷臣属于中国，受清王朝的册封，向清王朝纳贡，成为藩属国。对于藩属国以外的各国，包括英国等西方国家，清朝一概视之为“化外蛮夷之邦”，在官方文书中称为“夷”，如英、法、美三国，分别被称为“英夷”“咈夷”“咪夷”。根据传统的礼仪，清王朝拒绝与非朝贡国进行真是的官方交往，只与它们有通商关系。由此，清朝在对外关系上，自认为是“天朝”，不承认有平等国家的存在，用当时人的语言，即所谓“敌国”。清政府也没有专门办理外交事务的机构。藩属国的朝贡、册封等事宜，由执掌王朝典仪的礼部来主管。而管理蒙古、西藏等事务的理藩院，其事务扩展至俄罗斯、廓尔喀，在清朝皇帝的眼中，这些国家似乎是藩部的延伸。乾隆末年、嘉庆末年的英使马戛尔尼、阿美士德来华，清政府依其惯例，当作“贡使”来接待，结果闹得不欢而散。
这里似乎说得远了一些，但要真正了解咸丰帝的真实思想，却又是不可缺少的背景材料鸦片战争失败后，原来的中外格局已经破坏，咸丰帝的父亲道光帝仅仅做了一些修补：他以两广总督兼任管理五口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这既避免了中央朝廷直接与不肯朝贡的外国打交道时的难堪，也避免了外国与礼部或理藩院交涉时会引起的不快。而且“五口通商”的字样，也反映出道光帝力图将与西方各国本应多样化的关系，限制为“通商”一项，区域上又限制于“五口”。
时代变了，清朝面对的外部世界不同了，但统治集团的观念依旧不变。咸丰帝比起他的父祖辈，在观念上没有进步。
如果从传统的观念出发，我在前面提到的咸丰帝种种让今人不可思议的举措，都可以得到自圆其说的“合理”的解释。既然中国大皇帝“君临万国”，那么广东的团练与英法军的交战，当然可以由大皇帝所派官员出面调停。既然“天子”为“天下共主”，那么英、法等国的地位不会高于“天朝”的一个省，广东省与英、法交战，江苏省与英、发交好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就是咸丰帝轻易允诺的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也可以用传统的观念解释成为“天朝”大皇帝“怀柔远人”而施予的“恩惠”，咸丰帝也可以不因此而产生过多的痛苦。
公使驻京，则不然。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没有平等国家的概念，须分清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即使出现了群雄并立的政治格局，那也必自称“正统”，视对方为“贼”，表现出“汉贼不两立”的气派。因此，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苏秦、张仪、晏婴等使节，但办理的都是诸侯之间的外交，并且是为解决危局而临时派出的差使——中国从来没有过西方模式的“常驻使节”，当时的中国人甚至没有这种概念，因为这从根本上就违反了儒家的政治理念。如果我们再仔细从历史中寻找，又会发现，常驻在对方京城的，只有“监国”之类的太上皇或“质子”之类的抵押。而这些带兵要挟常驻北京的“夷”使，又让咸丰帝归于哪一类呢？
如果仅仅是公使驻京，咸丰帝在如此危局之下或许也会忍了，但更要人性命的是这些驻京的公使要求面见皇帝，亲递国书!这可牵涉到自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以来一直争执不休的礼仪问题。
当时的西方人认为，对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是一种污辱，表示着臣服的宗藩关系，因而坚持用西方使节见君主的三鞠躬礼。这种礼仪之争在今天很容易被看作一个小问题，但在当时的“天朝”是非常之事，是牵涉到大是大非的政治性原则问题。
中国以儒家学说立国治国。而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就是“礼”。“礼”在当时具有绝对重要的作用，其准确含义在今日已无相同的概念，它表示着上下等级秩序，是统治的标志。由于它大功能特别，以致在政府六部中专门有一个“礼”部，主持王朝的典仪。
三跪九叩的确是藩使见宗主的礼仪，但又不是藩使见宗主的专用礼仪。它是清朝唯一的正式朝礼，不用此礼，不是对中国皇帝轻慢吗？
咸丰帝或许已听说了西方臣子见君主也不过三鞠躬而已，但从心底里认定，那只是没有教化不知尊卑犯上作乱的“夷”俗。让朕面对一个鞠了三个躬便站着说话的“夷”使，这不仅仅是对朕个人的亵渎，而且是对都起床的污辱。若让此等事情发生，朕又何谈以对列祖列宗;若让此等事情录于实数，岂不遗臭万年。就是让那些饱读经书的臣子们见到此光景，朕今后还有什么威信?
中国皇帝决不能面对一个不肯跪拜的人，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那是对“礼”的破坏。“礼崩乐坏”是王朝灭亡的征兆。
根据这种思路想下去，我们还会发现，“天朝上国”的对外体制的重要内容就是对外封闭，只有关起门来才可以大胆地自吹自擂。通商口岸的增加，正是对封闭大破坏，更何况外人到内地游历，华“夷”混杂，不易控制，种种叛逆思想的传播，最容易发生“天朝”专制统治者们最为担心的里通外国，合谋图反的事件。
由此观之，咸丰帝此时并不是被个人情感所左右，他考虑的是另一种“国家利益”。只是他心中的“国家利益”与近代世界的看法，完全不能吻合。
——摘自三联书店《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一书。

鸦片战争时清军的兵力与编制
茅海建

清军如此分散驻守，原因在于其担负的职责。

清朝是靠武力镇压而建立起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军队是其支柱。但是，当时清朝没有警察，高度中央集权也不准建立地方性的内卫部队；维持社会治安，保持政治秩序就成了清军最重要最大量的日常任务。从外部环境来看，尽管清朝数次在边疆地区用兵，康熙年间还在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作战，但在“四裔宾服”之后，清军并无强大的固定的敌手。颠覆清朝的力量在内而不在外。这些决定了清军的基本职责是防民为主，内卫为主的性质。

由此，军队的分散驻防有其合理性：

一、警卫宫禁皇园陵寝，守卫各级衙门官府，看守仓库监狱，押解钱粮罪犯，协助关卡征税，查拿私盐鸦片走私，护卫驿站驿道，以及执行各级官府交付的临时性或相对长期性种种差使，都由清军执行。而要完成这些事务，显然不必强大的军团，却需要众多且分散的士兵。京营八旗、督标、抚标执行此类勤务甚多。

二、为维护城市治安，弹压盗匪，清军除在城门派兵守卫，盘查人员外，又在城内设立堆拨、栏栅，昼则巡查，夜则守更。这又需要众多且分散的士兵。各城守协、营以及驻在城市中的驻防八旗和绿营，担负此类勤务甚多。

三、也是最重要的，为了更有效地监视民众，以防造反，为了使各地方官随时可以找到一支可资利用的部队，为了克服当时都交通困难而能及时镇压，清军在各市集、要隘、道口、险峻之处，设立了大大小小的汛、塘、卡、台，拨驻兵弁。这些小部队对付遍于全国揭竿而起又时起时落的反叛，极为便利，因为绝大多数在乡村活动的反叛者和盗匪都是小股流窜、乘虚蹈隙的，清军若集中兵力往往无效，甚至找不到其踪迹。清军绿营兵的主力由此而分散。

四、强兵悍卒从来就是专制王朝的心头大患，而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对于一支兵力强于本族武装（八旗）的汉族武装（绿营），更是多加防备，其基本对策就是用兵力相对集中的八旗监视兵力分散的绿营。因此，绿营兵驻扎的分散，不仅由于军事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以上仅仅是理论上的分析，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情况如何，可以引用一些官员在鸦片战争中的议论。

1840年8月，英军抵达天津海口，直隶总督琦善奏称：“天津存城兵共止八百余名，除看守仓库监狱城池暨各项差使外，约止六百余名。其余沿海葛沽、大沽、海口等三营，葛沽止额设兵一百余名，余二营均止数十名不等 兵力较单。”查天津镇标两营，加上天津城守营、葛沽营，总兵力达2400人，与实际存营数字比较，可见出外担负勤务之多。

1841年9月，福州将军保昌等奏“省城旗绿营兵，除向例各处值班外，实存一千零四十名。”“查福州八旗驻防兵弁1960名，由福建将军通辖都绿营兵共3营（左营938名，右营938名，水师营627人），总计4463人。”“向例各处值班”兵数占四分之三以上。

1841年11月，盛京将军耆英奏称：奉天“所有葛城额兵，多则七八百名，少则三四百名，东西各路额兵一二百名不等。省城西额兵五千二百余名，其各项差徭繁多，在在需人。又边外卡伦、看守围场堆拨等项，每年共需兵九百余名，均应按季轮流派往”。耆英虽未直接点出可机动的兵数，但指明了兵丁担负的各项差徭之繁重。

清军的编制明白地说明了它利于分散“治民”，而不利于集中御外。如果用今天的眼光观之，清军不是一支纯粹都国防军，而是同时兼有警察、内卫部队、国防军三种职能。其中国防军的色彩最淡，警察的色彩最浓。退一步说，以当时的4亿人口，配备80万警察，警、民比例为1：500，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一比例也不为高。

清军布防的分散和承担的任务决定了：一、清军不可能全数用于作战，额设兵丁与可以参战的兵丁是两个不同量的概念；二、清军已束缚于各地，没有一支可机动作战的部队。也就是说，总兵力达80万这一数字，在实际操作中不具有今日应有的意义。

由此而论，真正有意义的是鸦片战争中清军可投入作战的数量。

鸦片战争的实际交战省份为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更具体一点，实际交战地点为广东的虎门、广州，福建的厦门，浙江的定海、镇海、宁波、乍浦，江苏大学吴淞、镇江。上述四省清军共约22万人，上述交战地区清军平时守兵约3万人。然而，不用说是全省，即便是交战地区，若非全境受英军攻击（如乍浦、镇江等地），守军不可能全数参战。例如前面提到的厦门，参加1841年8月厦门防御作战的清军共计5680人，但驻守当地的福建水师提标4300余人中参战者却不足2000人。

战争的到来并不能取消各地守军平时的任务，相反，局势的紧张使统治者们觉得更有必要监视民众，以防乘机生事。因此，即便在交战地区，当地清军并不能全部取消原先的汛塘哨卡，而集中其兵力；只能在这些汛塘哨卡中抽调一些兵弁 组成临时编制的部队，准备应战。抽调是鸦片战争中清军集结的唯一方法，各将军督抚从本辖区内地调兵增援海口，用的就是这一办法。

——摘自三联书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