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到孟子，儒学由此再出发——孔孟思想解读”讲座：辛亚民教授主讲《孔孟经权思想》讲录概要

近日，由孟子研究院联合山东老年大学、济宁老年大学、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推进办公室、济宁市文化传承发展中心、邹城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从孔子到孟子，儒学由此再出发——孔孟思想解读”讲座在山东老年大学进行录制，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辛亚民作了《孔孟经权思想》主题讲座。

“经权”是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核心范畴，凝聚着孔子、孟子对为人处世、道德实践的深刻思考。在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中，如何坚守原则又不失灵活，如何权衡取舍以达至善，孔孟的经权思想为我们提供了穿越千年的智慧指引。

一、“经”与“权”的本义与内涵

要想理解经权思想，首先需要厘清“经”与“权”的本义与内涵。

“经”字以“糸”为部首，本义与纺织有关。《说文解字》释为：“经，织也。”指的是织布时的纵线，与横线“纬” 相对。经线固定于织机，是织布的基准与主体，由此引申出事物的纲纪、法则、标准之意。《国语・周语下》“国无经，何以出令？”《中庸》亦有“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皆印证了“经”作为根本准则的内涵。在儒家思想中，“经”更多指向伦常规范与道德原则，是必须坚守的根本性价值。

“权”在古代指秤锤，《孟子》言“权，然后知轻重”，程颐亦云“权，秤锤也，所以秤物而知轻重者也”，用秤称重时，秤锤需根据物体轻重在秤杆上移动以寻平衡，故“权” 引申为权衡、权变之意，核心在于灵活应变以至平衡状态。

简言之，“经”代表原则性，是恒定不变的根本准则；“权”代表灵活性，是因时因地制宜的变通智慧。二者辩证统一，共同构成儒家处理复杂事务的思维模式。

二、孔子的经权思想：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

孔子虽未直接将“经”与“权”对举论述，却在言行中充分展现出经权智慧，其思想核心在于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一）“未可与权”：通权达变的崇高价值

《论语・子罕》记载孔子言：“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句话层层递进，将“权”置于“共学”“适道”“立”之后，足见在孔子心中，通权达变是超越了一般性学习与常规践行的高超智慧。能坚守原则固然可贵，但能在复杂情境中灵活运用原则，则是更高层次的智慧与境界。

（二）以“信”“忠”为例：坚守原则与灵活践行

孔子主张“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经权思想集中体现在对道德原则的践行中，以“信” 与“忠”最为典型。

在“信”的原则上，孔子首先强调其根本性：“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他将“信”视为立身之本，教导弟子“言忠信，行笃敬”，弟子子夏亦践行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曾子更是将“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作为每日三省的内容之一。但孔子所倡之“信”并非盲目固守，而是“贞而不谅”，即坚守大信，不拘泥于小信。他批评“言必信，行必果”的小人行径，认为真正的信用应符合道义，即有子所言“信近于义，言可复也”。

据《左传》记载，小邾国的射叛逃鲁国时，希望借子路的信用达成目的，子路却坚决推辞，因射的行为违背臣道，不符合道义，即便践行承诺也非真正的守信。《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师徒在蒲地被胁迫盟誓不得前往卫国，脱身之后却依旧赴卫，子贡质疑时，孔子则解释说“要盟也，神不听”，强调非正义的盟誓本就无效。这些事例皆说明，孔子的“信”以道义为内核，当所谓的盟誓与道义冲突时，坚守道义才是真正的守信。

在“忠”的原则上，孔子同样展现出灵活应对的智慧。子路、子贡皆质疑管仲没有为公子纠殉死反而辅佐齐桓公，认为他 “不仁”，孔子却极力肯定管仲的仁德：“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在孔子看来，管仲虽未固守“事主以死”的小节，却通过辅佐桓公匡正天下、拯救民众，从而实现了更大的道义价值。孔子认为道德原则具有层次性，相比拯救黎民、安定天下的大义，单纯的忠君殉节属于次要原则，不应因小失大。

（三）崇本举末：“经”的层次选择

当不同道德原则发生冲突时，孔子会根据原则的层次性与道德后果进行权衡，优先选择更高层次的原则。

《论语・子路》中，叶公告诉孔子“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认为儿子告发父亲是正直的表现。孔子却回应：“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诚实正直是“经”，但人伦情感是道德的基础，先天的血亲之爱是更高层次的德性。孔子认为，“亲亲相隐”并非违背正直，而是遵循内心真实情感的“率直”，若认可告发亲人的行为，反而会助长不孝之风，扰乱家庭与社会秩序。

类似地，陈司败认为鲁昭公娶吴孟子为妻是违背了“同姓不婚”的原则，而孔子称鲁昭公“懂礼”是偏袒。孔子知晓鲁昭公违背礼法，但如实表达会损害君臣之义，因此选择维护君臣大义，事后坦言“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这种“讳国恶，礼也”的选择，是“自贬损以行权”的智慧，既维护了核心原则，又以自我批评尊重了事实。

孔子还强调“当仁不让于师”，当仁道与尊师原则冲突时，仁道优先，因为仁是儒家最高道德准则，践行仁道本质上是对更高原则的坚守。

（四）“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原则践行的灵活方式

“经”的纯粹性不容折扣，但践行“经”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据《孔子家语》记载，曾子因锄断瓜根被父亲曾皙用大杖打昏，醒来后仍向父亲请罪，孔子严厉批评了他。孔子主张“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认为若父亲暴怒时不躲避，被打死会陷父亲于不义，反而违背孝道。这一案例表明，坚守原则并非固执盲从，而是要审时度势，根据具体情境选择合适的践行方式，避免僵化。

（五）“无可无不可”：经权思想的最高境界

孔子经权思想的最高境界是“无可无不可”。他评价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而自己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这种“无可无不可”并非八面玲珑，丧失原则，而是以“义”作为核心价值内核，即“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不墨守成规，而是根据客观条件与时机变化，采取符合道义的行动。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绝，反对凭空揣测、绝对肯定、拘泥固执与自以为是，是灵活应变的体现。表面上看，行权是对经的偏离，但本质上是为了践行更高层次的原则，故后世有“权即是经”之说。

（六）“允执其中”：行权的中道原则

权变的关键在于把握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平衡点，孔子提出“允执其中”的中道原则。“中”是治理国家、处事行事的根本原则，也是最高德行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中庸之道的实践方法是“叩其两端而竭焉”，即通过审视事物的两个极端，寻求适宜的解决方案。子贡问子张与子夏谁更强，孔子答“师也过，商也不及”，并指出“过犹不及”，强调避免极端才能达到中道。在教育中，孔子因材施教也体现出中庸之道：子路勇进，故劝其“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退缩，故鼓励其“闻斯行之”，正是对中道原则的灵活运用。

在审美领域，孔子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称赞其情感表达恰到好处；在人格修养上，他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强调文采与朴实的平衡。这些都表明，中道并非折中主义，而是以“义”为支撑，在矛盾对立中寻求最优解的辩证思维。

三、孟子对孔子经权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经权思想，并结合战国时代的社会背景与论辩风气，对其进行了深化与拓展，使经权关系的论述更加系统、具体。

（一）经权与“时”：以“时”升华经权思想

《中庸》提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措之宜”，揭示了中道与“时”的内在关联。孟子明确地以“时” 升华孔子的经权思想，认为伯夷是“圣之清者”，伊尹是“圣之任者”，柳下惠是“圣之和者”，而孔子是“集大成”的“圣之时者”。孔子之所以能集大成，关键在于善于把握“时”的流动性与动态性，根据具体时机灵活调整行事方式，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圆融统一。孟子强调“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主张在经权关系中因时制宜，不滞一隅，体现了对现实情境的高度关注。

（二）“执中有权”：经权关系的明确阐释

孟子明确提出“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强调持守中道必须具备灵活性，若僵化固守“原则”，不顾具体情境，反而会损害正道。

淳于髡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答“礼也”；淳于髡再问“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孟子直言“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他解释道，“男女授受不亲”是常规之“经”，而“嫂溺援之以手”是特殊情境下的“权”，因为“嫂溺”时，救人的大义远高于男女之防的小节。这一案例清晰阐明：经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在具体情境下，不同“经”存在层次差异，权变的目的是践行更高层次的原则，避免因固守常规而背离“善”的本质。

孟子还通过多个道德两难案例，进一步阐释经权关系：

一是武王伐纣非“弑君”：齐宣王质疑武王伐纣是“臣弑君”，孟子回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在孟子看来，纣王残害仁义，已丧失君主资格，“忠君”的“经”在此不适用，武王伐纣是践行道义的权变之举。

二是瞽瞍杀人，舜“窃负而逃”：桃应问舜为天子时，父亲瞽瞍杀人，皋陶执法，舜当如何？孟子答：“执之而已矣”“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既肯定了“杀人者受罚”的公正之“经”，又强调了“孝”的根本地位，舜的选择是在公与私的冲突中，以血亲伦理为最高原则的权变，体现了儒家 “亲亲为大”的价值取向。

三是舜封象于有庳：万章质疑舜封不仁的弟弟象为诸侯，孟子解释“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舜虽封象，却派遣官吏治理其封地，防止其暴虐百姓，既践行了兄弟亲爱之“经”，又避免了损害百姓利益，实现了原则与效果的统一。

四是舜不告而娶非不孝：万章问舜“不告而娶”违背“父母之命”，为何被称为孝？孟子答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孟子认为，“男女结合”的人伦大义高于“告父母”的具体礼节，且“不告而娶”是为了避免“无后”这一最大不孝，本质上是对孝道的成全，故“君子以为犹告也”。

这些案例表明，孟子的权变思想兼具层次性与道德效果：既区分不同“经”的层次高低，又注重道德实践的最终效果，遵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在冲突中寻求最优解。

（三）伊尹之志：权变的道德动机

孔子强调行权是高超智慧，对行权主体要求极高。孟子进一步指出，行权的动机至关重要，是区分“真行权”与“伪行权”的关键。

公孙丑问孟子，伊尹放逐太甲，后太甲悔过又复位，贤臣可否放逐君主？孟子答“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伊尹放逐太甲的动机是“使太甲悔过，自新其德”，为了国家与百姓利益；若臣子以个人私利为动机，假借行权之名放逐君主，则是篡逆之举。孟子强调行权必须以纯正的道德动机为前提，凸显了经权思想的道德性本质。

（四）权变的辩证性：对非此即彼思维的超越

孟子的经权思想具有鲜明的辩证性，反对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陈臻问孟子，在齐不受王馈金，而在宋、在薛受金，夫子必居一于此。孟子答曰皆正确：在宋，因“将行，行者必以赆”，受金是接受路费，合于义；在薛，因“闻戒，故为兵馈之”，受金是购置兵器防身，合于义；在齐，“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无正当理由受金是被收买，违背义。

这一案例表明，权变并非盲目变通，而是根据具体情境判断是否符合道义。表面相反的行为，只要符合“义”的内核，都是正确的选择。孟子强调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考察行为背后的具体条件与道义依据，超越非黑即白的刻板思维。

（五）坚守道义：不迷信教条，不盲从权威

孟子极力维护“经”的原则性，强调“规矩，方圆之至也”，但同时主张不迷信教条、不盲从权威，在具体情境中灵活践行道义。

齐王召见孟子，孟子推辞不往，有人以“君命召不俟驾” 质疑其违背礼法。孟子回应：君主应礼贤下士，以德行而非爵位召唤贤臣，商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皆如此。若君主不能以礼相待，贤臣拒绝召见并非违背礼法，而是坚守道义。

万章以孔子“闻命而趋”质疑孟子，孟子解释“孔子当仕有官职，而以其官召之也”，强调不同情境下原则的适用需具体分析。孟子主张“夫义，路也；礼，门也”，认为真正的原则践行是遵循道义，而非僵化固守条文，体现了经权思想的实践理性。

（六）“揣本”：权变的方法与标准

当多种原则冲突时，孟子提出“揣本”的权衡方法，即比较事物需建立在同一起点，避免“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的荒谬。

有人问屋庐子：“礼与食孰重？”“色与礼孰重？”并质疑“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屋庐子无法回应，孟子教导他：“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 孟子以“紾兄之臂而夺之食而得食”“逾东墙而搂其处子而得妻”为例，指出权衡取舍时，要把诸多原则放在同一起点上比较，不然会得出荒谬的结论。真正的权衡应把握核心：礼的本质是道义，食与色是基本需求，但需以符合道义的方式获取，不能因需求而违背根本原则。

孟子还提出权衡的价值标准：“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即在可选择的情境中，应优先维护更高的道德价值，避免因小失大。

（七）批判矫枉过正：权变与中庸的统一

孟子主张权变需符合中庸之道，反对苛求极端、矫枉过正。齐国的陈仲子以廉洁著称，却避兄离母，独住于陵，三日不食而食井边虫蛀之李，因食哥哥的鹅而呕吐，孟子批评其行为“蚓而后可”。

孟子虽肯定陈仲子的廉洁追求，但认为其行为脱离现实，偏离中庸之道。廉洁的本质是坚守道义，而非自我苛求、违背人伦。孟子强调，权变应是温和、理性的，不离百姓伦常日用，若脱离实际走向极端，便会背离经权思想的初衷，最终走向通权达变的对立面。

结语

孔孟的经权思想，是儒家哲学的智慧结晶，核心在于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经”是立身处世的根本准则，是不可动摇的道义内核；“权”是应对复杂现实的变通智慧，是因时因地制宜的实践方法。孔子以“无可无不可”“允执其中”奠定经权思想的基础，孟子则以“时”“执中有权”“揣本”等概念深化其内涵，通过诸多具体案例阐释了权变的原则、方法与边界。

在今天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智慧。孔孟的经权思想提醒我们：坚守道义是根本，灵活应变是智慧；权变不是背离原则，而是以更高层次的原则为指引，在复杂情境中寻求最优解。

整理：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