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兰考,你最先想到焦裕禄,但有个人和他搭伙治沙治涝,后来被判刑13年,死后却有10万人沿途跪送——这人就是张钦礼。有人可能纳闷:判过刑的人,咋能让老百姓这么记挂?今天咱就扒扒他的事儿,看看兰考人心里的秤到底准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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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他才22岁,就管考城的事儿了。那时候没车,他天天骑个破自行车扎村里,裤腿上全是泥,就想看看老乡们喝水够不够、饭够不够吃。红庙镇缺水缺得厉害,他领着大伙挖井,白天太阳晒得后背脱皮,晚上还守着工地,熬了好几个月,终于打出水了!老乡们端着碗水笑,他也跟着乐,说这水比啥都强。
1953年兰考闹旱灾,庄稼都快干死了。他带着干部往黄河边跑,筑堤引水,白天扛土块,晚上睡在堤上,眼睛里全是红血丝。就这么硬扛,粮食收成愣是没掉下来,老乡们保住了饭碗。
1957年开秋粮会议,有人瞎报亩产,他当场就怼:“地里啥情况我清楚,别瞎吹!”结果呢?被批成右倾分子,撤了职,下放到红庙公社种地。但他没闲着,公社里有个五保户老太太生病,没人管,他背着老太太走了二十里路到县医院。医生问他“你一个下放的管这闲事干啥?”他说:“我是兰考人家的孩子,咋能不管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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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焦裕禄来兰考当书记,第二天就找他聊了一宿。张钦礼把自己攒了十几年的治沙治涝经验全掏出来,两人一拍即合:先治沙,再排涝,最后改盐碱地。张钦礼主抓工程,在东坝头沙地领着群众翻土压沙,种泡桐和刺槐,还用柳条扎障挡风沙——这招后来真管用,风沙慢慢小了。
治盐碱地更费劲,他带着技术员反复试,混沙子、加有机肥、引黄河水冲洗,上百回实验才摸出门道。张君墓公社的盐碱地,他领着大伙深挖,改成了能种庄稼的良田,老乡们都乐坏了。
1964年焦裕禄走之前,拉着他的手说:“兰考的事儿还没完,你得接着干。”张钦礼点头,转身就继续推那些事儿。泡桐树慢慢长起来了,风沙少了,地里能种玉米小麦了,兰考的面貌一点点变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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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开封军分区来兰考抓人,他也被关进去了。批斗会开了上百场,手指被打断,耳朵也聋了,但他没垮。关了一年多出来,1978年又因为历史问题被抓。1979年12月24日,商丘中院判他13年徒刑,河南高院维持原判,把他送进了新安监狱。
在监狱里他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但心里还装着兰考。省下饭票买种子,托人捎给乡亲们;听说东坝头的树林坏了,他赶紧记下治理办法,传出去帮大家;东坝头四个农民带吃的走了三天去看他,没介绍信,就在监狱门口跪了一天一夜,才见着面。狱里他还帮其他犯人传经验,沙障怎么扎、土壤怎么改,写得清清楚楚,一点不含糊。
1990年他因为身体原因提前出狱,回兰考那天,上千群众去车站接他。一位老太太拉着他的手哭:“你可回来了,受苦了啊!”他笑着说:“老百姓好就行,我没啥。”回家后他低调过日子,没事就去田里转悠,看泡桐树长得咋样,提建议加固沙障、挖深渠道,还是操着兰考的心。
2004年春天他查出肝癌,在县医院住着,窗外就是当年他和焦裕禄一起种的泡桐树。5月7日凌晨,他走了,享年77岁。
消息一传开,兰考全县都难过,家家都摆上祭品祭奠他。灵车从郑州往兰考拉,郑州的老百姓自发跟了几十车送;进县城的时候,十万多民众在街道两旁跪迎,哭声一片。从医院到墓地三十里路,队伍排得长长的,没人组织,大家都跟着灵车走,纸钱撒了一路,风大也没乱飞。张庄村的路边田头,老乡们摆上清水和窝窝头,跪着祭他,说他一辈子清廉,没拿过老百姓一针一线。
墓前老百姓立了上百块石碑,刻着“焦裕禄战友、兰考好书记”。每年清明,群众都带着自家的粮食蔬菜去祭他,展览馆里还摆着他当年骑的自行车和穿的旧棉袄,那都是兰考人心里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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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钦礼这辈子就没离开过兰考,年轻时抗旱挖井,中年跟焦裕禄治三害,晚年出狱还想着兰考的发展。兰考人记着他,不是因为啥头衔,是因为他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不管是当官还是下放,不管是坐牢还是出狱,他都想着老乡们的日子咋过好。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兰考:焦裕禄精神的传承与张钦礼的故事》;《兰考县志》《张钦礼同志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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