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莉的三万元耳钉，商纣王的象牙筷子，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2022年深秋，呼和浩特的天气已经透着寒意，城区里很多人却把目光投向了一块发黄的发布会大屏。

镜头里，一位女副局长端坐在主席台上，指尖沿着发言稿缓缓移动，耳垂上那对闪着光的耳钉，被镜头无意间捕捉下来。

有人盯着屏幕，压低声音问了一句：“你看，她耳朵上那是什么？”旁边的人回道：“听说是某顶级品牌的耳钉。”

一张截图，从会议室传到手机里，又从手机传遍网络，不得不说，公众的情绪，就在这样的细节里悄然被点燃。

有意思的是，大家嘴上说的是耳钉的价格，心里惦记的却是另一件事：既然生活可以打理得这么精致，对待老百姓的床铺、冰箱里的食物，是否也能再体谅一些？

那一阵子，这位副局长在发布会上提到的“消杀标准”，和她佩戴的耳饰一起，被放到了同一个显微镜下反复审视。

在不少中年读者看来，这场风波并不陌生，只是换了一张现代面孔而已。

三千年前的商王朝，也曾在看似不起眼的一双筷子上，埋下了覆灭的伏笔。

一、象牙筷子与耳钉的“配套逻辑”

时间拨回到公元前11世纪前后，商朝末年，帝辛，也就是后世常说的纣王，还没有被写进“亡国之君”的名单时，在朝中其实是出了名的聪明能干。

《史记·殷本纪》中说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年轻时能徒手搏猛兽，反应极快，在当时的诸侯之间，算得上是一位颇有才干的君主。

这样的天资，本应成为稳固江山的助力，可惜后来走向了另一条路。

关于转折点，《韩非子·喻老》中记了一句非常简短的话：“纣为象箸而箕子怖。”

事情看起来很简单：纣王命人做了一双象牙筷子，他的叔父箕子看见以后，心里一惊，暗暗觉得不妙。

按今天的眼光看，一双筷子算什么大事？

但放在当时的氛围里，这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箕子之所以心惊，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清楚，象牙筷子不会单独存在。

象牙来自远方的巨兽，需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取得；既然用上了这样的筷子，摆在王案上的杯盘，自然也不可能再是普通陶器。

于是，犀牛角做的杯、玉石雕成的盘，便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有了这样的器皿，餐桌上再摆粗粮野菜就显得不“配套”，于是，更为珍贵的肉食、罕见的猎物，会一件件地被端上来。

饮食讲究起来，住处也要跟着升级。

茅屋草舍不配象牙筷子，高台广厦、雕梁画栋才算体面，衣服也得换成绫罗绸缎，车驾器用一并讲究起来。

从筷子，到杯盘，到饮食，再到衣装宫室，一环扣一环，这就是箕子担心的“配套效应”。

几年之后，事情果然朝他预感的方向滑去。

《韩非子·十过》中又记：“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遂以亡。”

肉园、酒池、糟丘，这些极致奢侈的画面，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个人爱好，而是整个王朝走向放纵的象征。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贵族日常用具里，筷子并不算最昂贵的那件。

正因如此，一双象牙筷子看似微不足道，却恰好暴露了生活方式正在暗暗改变。

一件“小东西”，揭开了背后更庞大的一整套排列组合。

三千年后，当公众盯住一对耳钉时，想到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二、从司马光到公职人员：俭与侈的分界线

离商纣王之世，又过去了二千多年，历史走到北宋。

北宋仁宗、英宗年间，司马光不仅是以《资治通鉴》著称的史学大家，也是一位在朝堂上以正直谨慎闻名的政治人物。

他写给儿子司马康的《训俭示康》，篇幅不长，却流传极广，其中一句话，被后人一再引用：“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这话说得并不华丽，却很扎实。

司马光认为，节俭是做人的共同美德，奢侈则是许多祸患的起点。

他接着解释，君子如果欲望少，就不容易被物质牵着走，可以比较坦然地走正路；若欲望太多，就会追逐富贵，为了满足这些欲望，不惜弯曲本心，甚至铤而走险。

这里有个容易被误解的地方。

在司马光笔下，“君子”与“小人”更多是社会身份的区分，而不是道德上的简单好坏划分。

在北宋的语境里，公卿大夫、士人官吏，大多被称作“君子”，哪怕其中也有品行不端之辈。

正因如此，他特别提醒这些身居其位的人：一旦过分沉迷于衣食住行的享受，就很难把精力放在职责应当承担的地方。

说句实在话，这个提醒放在任何朝代都不过时。

宋代的官员，收入有限，却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和资源。

如果生活方式明显超过了自己的正常收入水平，百姓心里自然会打问号。

到了近现代，公职人员“该不该讲排场”“能不能用名贵物品”，时不时都会引发议论。

问题往往不在于一件物品的绝对价格，而在于它所传递出的信号：是与身份职责相称，还是远远超出了社会心理的预期。

再往细里说，公权力与公共形象，是绑在一起的。

普通人戴什么、穿什么，大多属于个人自由，别人也许羡慕，也许无感，很少上升到原则层面。

但若是手里握着权力的人出现在公共场合，尤其是在处理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时，细节就变得敏感起来。

耳钉、领带、手表，这些看上去只是个人品味的体现，一旦置于特定场景，就多了一层象征意味。

这也是为什么，从古到今，同样是讲“俭与侈”，落在普通百姓身上是一种尺度，落在官员身上，则是另一重标准。

有意思的是，批评“奢侈”的声音，往往不会仅仅指向那件具体的物品，而是顺着这件物品，追问背后的一连串问题。

三、当耳钉走上发布会的镜头

时间回到2022年，呼和浩特正经历一段紧张的疫情防控期。

病例数一天天攀升，城市节奏被按下了暂停键，许多小区出入受限，居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十分拘束。

在这样的背景下，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负责相关工作的女副局长走上了台前。

公开资料显示，她分管的事务之一，正是当地消毒产品生产企业的审批和指导。

为了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参与生产，相关部门采用了“容缺受理”等方式，加快审核效率。

“容缺受理”这个词，听上去略显专业，说白了，就是在某些非关键材料不完备的情况下，只要核心条件符合要求，先行受理，避免流程过于拖沓。

这种做法本意在于“急事急办”，让急需的物资尽快投入市场。

然而，防控强度一旦加大，牵涉到千家万户的生活细节，执行过程的每一步，就都变得格外敏感。

那次发布会上，这位副局长宣读的内容中，有一条引起了极大关注：确诊或疑似病例所在家庭的床上用品、部分存放食物的器具、冷冻食品等，按照当时的口径，统一当作医疗废物处理。

不少还在封控中的居民听到这一规定时，心里陡然一沉。

有人算了一笔简单的帐：一家人几床被子、几件衣物，加上冰箱里囤的肉菜，一旦全部按医废处置，经济损失并不小。

更让人焦虑的，是不知道这种“清空式”的处理，会不会落在自己头上。

就在这种情绪蔓延的时候，镜头里那对闪亮的耳钉，闯入了公众视野。

有网友把截图放大，对照品牌图册，指出这疑似是某国际奢侈品牌的经典款耳饰，市场售价被不少人估算为数万元。

耳钉究竟价值几何，外界很难精确判断，毕竟同款之中也有价格差异。

然而，对于许多在封控中焦急等待的人来说，价格数字本身已经没有那么重要。

更扎眼的是反差：一边是“床上用品当医疗垃圾”的刚性要求，一边是台上发言者精致的穿戴。

情绪就是在这样的对比中被放大了。

“她不会在乎被褥要花多少钱重新置办吧？”这样的议论，在一些讨论区里出现。

严格来说，这种揣测难免带有情绪化的成分，甚至有失公允。

但不得不承认，公职人员的个人形象，与当下民情民意的敏感度叠加，往往会产生出人意料的化学反应。

事件持续发酵后，当地很快对消杀措施作出了调整。

有关部门相继提出了“五不准”等要求，其中包括：病家衣物不按医疗废物处理；家具柜门不上锁不强行开启；床品、沙发等不随意喷洒、浸泡消毒液，避免造成次生损害。

这些补充规定，从技术上看，是对防疫与日常生活之间关系的再平衡。

而在不少市民眼里，这种“回摆”，又反过来印证了此前措施确有值得商榷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城市在公布疫情信息时，长期采取较为概括的方式，具体到某一栋楼、某一个单元的风险提示，并不总是公开透明。

很多居民只能从零碎消息中揣度自己小区的风险等级。

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下，人们面对突如其来的清空式消杀，难免会有一种被“蒙在鼓里”的无力感。

偏偏这一切，恰好与那对被放大的耳钉叠合在一起。

耳钉本身没有发声，但它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象牙筷子”。

当年箕子见到的是王案上的一双筷子，今天网民盯住的是发布会里的一个细节，两者所引发的联想，却有某种相似之处。

一件并不算排在奢侈品顶端的小物件，之所以牵动人心，往往是因为公众在其中看到了“配套”的影子。

耳钉之后，会不会还有价格不低的丝巾、手表、包袋？

工作之外的生活圈子，是怎样的消费水准？

更重要的是，在处理具体事务时，是不是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带入一种“可以不在乎成本”的惯性思路？

这些问题，外人当然无法凭空下结论，但情绪已经摆在那里。

有网友说得直白：“耳钉可以不在意，床上的被子可不能说扔就扔。”

从表面看，这是一句气话，背后却点中了关键——对普通家庭而言，冰箱里的肉菜、床上的被褥，是日常积攒的小小保障，而不是可以随手抛弃的物件。

当掌握决策权的人，以一种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人们很自然会把这些决策与那种姿态联系起来。

古人讲“俭”与“侈”，落在今天，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穿衣吃饭问题，而是公共权力如何与公共感受相互对照的问题。

从纣王的象牙筷子，到司马光给儿子的家书，再到呼和浩特发布会上的一对耳钉，一条清晰的线索贯穿其间：当生活方式和权力位置绑在一起时，小小的器物往往最先暴露出不易察觉的缝隙。

历史书中的故事、古文里的劝诫、现实里的争议，彼此之间隔着千百年，却指向同一个事实——器物本身或许并不决定兴亡，却能照出一个时代在欲望与约束之间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