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副总理邹家华功勋卓著，他的两个兄妹是做什么的

1960年代初的一个冬夜，北京的风刮得很紧。城里一间旧楼的小屋里，几位年轻的编辑和学生正围着煤炉说起一个名字——邹韬奋。有人轻声感叹：“要是他还在，肯定还会劝人写文章要对得起老百姓。”那时很多人还不知道，他留下的不只是铿锵犀利的文字，还有一门人，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着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的人生。

时间再往前推二十多年，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邹家的三个孩子已经在不同方向上开始起步。大哥后来成为共和国的副总理，主管工业、能源等国家命脉；二弟在气象战线打拼到世界舞台；三妹则在一摞摞书稿间埋头校读，日子看着静，心里却始终挂着家国。三个人的路，看起来风格迥异，骨子里却有同一股不肯服输的劲。

很多人提起邹家华，想到的是“副总理”“工程师”“老工业战线干部”。但有意思的是，一旦把视线拉长，会发现这位老干部身后还有两道不太引人注意，却同样坚韧的身影。要弄明白他们仨为什么会走成这样，绕不开一个名字，也绕不开那段战火连天、颠沛流离的少年时代。

一、战火中的兄妹：一封信，三条路

1944年4月，抗日战争到了最紧张的阶段之一。日军发动豫湘桂会战，大片地区战火蔓延，难民潮不断往西涌。就在这一年春天，身在上海的邹韬奋病情恶化，已经是回天乏术的状态。因为早就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通缉名单，他在上海各家医院之间悄悄转移，只能用假名看病，生怕暴露行踪。

那时，大儿子邹嘉骅（二十出头）、二儿子邹嘉骝（后来改名邹竞蒙，十五岁上下）和小女儿邹嘉骊，还散落在不同城市求学。邹家的日子，其实早在全家被追捕、查抄那几年就已经颠倒得不像样：从上海到香港，从重庆到桂林，孩子们背着简单的书包，一边躲警探，一边挤在课堂里拿起课本。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少年，心里的那点早熟和坚硬，很难用几句空话概括。

为了把孩子们凑到身边，上海地下党冒着极大风险，从桂林一路接应邹竞蒙和嘉骊。那时候的桂林已经是后方重要城市，战云压城，时局诡谲。听说父亲病重，组织上安排人来接，兄妹俩本来可以立刻动身。但在这道岔路口，年纪不大的邹竞蒙做了一个决定——先让妹妹走，自己等拿到毕业文凭再离开。

“毕业证总要拿到手吧。”他当时这样坚持。谁都没想到，这一拖，就是命运的拐弯。1944年7月，湘桂战役全面爆发，桂林沦为前线附近的危地。他的毕业证没拿到，反而被突如其来的战火裹挟，只能随着逃难的人群一路往西。那趟从柳州到贵阳的火车，他挤在难民中间，大半程都站着，吃的是随身干粮，睡是拥挤车厢里靠着别人肩膀打盹。

到了贵阳，已经是当年的11月。也正是在那里，他得知父亲去世的噩耗。少年心里那种说不出的空落，外人很难完全体会。短短几个月，家国皆变，父亲离世，前路未卜。可路还得走，他在贵阳停留一段时间，又辗转来到重庆——那个时候的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舞台。但对一个被通缉者的遗孤来说，要在这里站住脚，并不容易。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种看似走投无路的时刻，邹家的命运被悄悄扭了一下方向。通过沈钧儒介绍，经周恩来安排，邹竞蒙被送到了陕北延安。那是他人生里的一个关键节点。从此，他从颠沛流离的少年，变成在革命队伍中成长的青年。这条线往前延伸，便是他在气象科学领域的长达几十年的探索和奉献。

同一时间，在上海和重庆之间奔走的小妹嘉骊，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记住这一切。她十四岁时送别父亲，那一段在病榻前听遗言、看大人们压抑哭声的画面，在她心里刻得极深。后来的很多选择，多少都与这一次诀别有关。

二、二弟邹竞蒙：从延安天空，到血染车厢

到了延安之后，邹竞蒙的生活，终于不再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躲避。他在自然科学院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很快接触到气象相关的知识。那个年代，气象工作对很多人来说很抽象，可在战争和建设中，它却关系到飞行、作战、农业生产等关键领域。有意思的是，年轻人的兴趣往往来得很直接：他发现自己确实愿意和风云、云图、数表打交道，愿意在看似枯燥的数据里寻找规律。

很快，组织把他调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做气象工作。抗战后期，美国派出观察组到延安，同中共方面保持联络，气象数据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还是青年的邹竞蒙而言，这一段经历既锻炼了业务能力，也拓宽了视野。战后不久，周恩来在给沈粹缜的慰问信中，专门提到这个孩子：“嘉骝在延安过得很好，他的品格和学习态度，都不负他父亲。”这句评价，既是安慰一位遗孀，也是对一个青年的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技术被寄予极高期待。气象工作从零起步，急需人才。邹竞蒙扎根这一行，几十年坚持不换赛道。在专业上，他一步步从国内业务骨干，成长为在国际气象舞台上有重要影响的人，先后连任两届世界气象组织主席，为中国气象事业赢得尊重。这些在公开资料中都可以查到，绝非溢美之词。

要说他这一生最难被人忽略的一幕，反而不是在会场上讲话，而是1999年2月那场突如其来的抢劫案。那年，他已经是声誉很高的气象专家，工作逐渐退居幕后，生活看上去平静。可就在一个普通的日子里，他在乘车途中遭遇歹徒行凶。案情细节后来在办案记录里有清楚的记载：

歹徒企图抢夺他手中的小皮包，一时之间车厢摇晃狭窄，他一把抓住对方胸前衣领，不肯松手。三名歹徒进退两难，既抢不到东西，又甩不开他，只能亮出尖刀。在那不足几平方米的驾驶舱里，一场极不对等的搏斗发生了——一边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一边是手持凶器的青年。

有人事后替他惋惜：“何必呢，把包给他们不就没事了。”但了解他的人大多明白，这种“何必”，对他来说其实不存在。他在工作岗位上一贯强调责任感，对公对私都不喜欢退让。那只小皮包里究竟装了什么文件和物品，已无从细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一刻，他本能地把这看成一件必须坚守的东西。也正是这个本能，让这场冲突变成一场惨烈的正邪较量。

那次事件的结果，是他不幸身亡。对于一位在科学和国际组织中获得高度认可的专家来说，这样的结局确实令人遗憾。但从性格和人生轨迹去看，这种“宁可挺着，不肯退缩”的劲头，与他少年时期在战火中挣扎、青年时期在革命队伍中磨砺的经历，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换句话说，他不是偶然挺身而出，而是延续了一辈子的选择。

回头看二弟的人生，有两个线索最为清晰：一个是“气象”，一个是“担当”。前者让他的工作成果写进行业历史，后者让他在非常时刻做出了近乎本能的决定。这两条线缠绕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看似安静、其实相当刚硬的形象。

三、三妹邹嘉骊：一生与书为伴的“编书匠”

说到邹家三兄妹，很多人对小妹的了解，远不如对大哥和二哥那么多。她自己也习惯把“存在感”放低，经常笑称自己不过是个“编书匠”。这三个字看似轻描淡写，其实概括了她大半辈子的工作状态。

1944年，十四岁的她在上海陪伴重病的父亲度过最后一段日子。那时的上海仍在日军占领之下，空气里弥漫着紧张和压抑。病中的邹韬奋，在弥留之际口授了一份遗言，由挚友徐伯昕记录下来。那份手写遗嘱，跟后来公开的版本内容有所不同，对家庭事务交代得更细致。其中，谈到小女儿的篇幅，比两个儿子还多一些。

他对这个小女儿的评价，带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看出她“喜欢文学，特别喜欢戏剧”，在文字上有灵性；另一方面，又忍不住叮嘱家人不要让她走“清苦文字生涯之路”。原因很现实——嘉骊从小身体羸弱，常年生病，长时间伏案写作、编辑，既辛苦，又耗神。在那种医疗条件有限的年代，这样的职业道路，确实不算“体面”，更谈不上“安稳”。

然而，父亲的提醒，并没有让这位小女儿远离纸墨。反而在多年以后，成了她心里的某种“债”。她明白，父亲嘴上说的是不要她吃苦，心底里其实还是希望家里有人延续与文字有关的事业。一边是关切，一边是期待，这种矛盾感，后来慢慢变成了她心里的一种“还愿”。

新中国成立后，她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之后又长期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担任编辑、校对等职务，从业时间将近三十年。编辑工作外人看着平淡，实际上琐碎而繁重：反复看稿、核对人名地名、查典故出处，稍有不慎就可能留下硬伤。有时一本书要经过好几轮修改，编辑和作者之间来回推敲，这个过程，既需要专业素养，也要有耐得住寂寞的性格。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用几十年的“编书匠”生活，延续了父亲“以笔为生”“以文字为责”的传统。不过，她真正的“重头戏”，出现在退休之后。十二位熟悉邹韬奋及其著作的前辈提议成立韬奋基金会，希望系统整理、出版与这位新闻工作者和出版家的相关文献。她毫不犹豫地投入其中，用了二十多年时间，陆续参与编辑了许多与父母相关的书稿。

在这些书里，《别样的家书》尤为引人关注。这本书收录了大量家书、回忆文稿和珍贵资料，不只是单纯的“纪念文集”，更是一个家庭如何与时代波涛相互作用的案例。她在整理这些材料时，不得不反复翻阅旧信、旧照，一次次面对那些早已远去的人和事。有人问她：“这样翻旧账，不觉得累吗？”她只是淡淡回应：“当然累，不过值得。”

在她看来，这样的“编书”，不仅是整理父母的遗产，也是向那个动荡年代作出一个安静而严肃的交代。这也是她说出“这是我这辈子编的最后一本书”的原因——不是因为不再爱书，而是觉得“这件事，差不多可以交卷了”。

有趣的是，她对“辛苦”这个词向来不太当回事。晚年时，她经常对身边人说：“坐着编书挺好，脑子还转得动。”这种轻描淡写，背后是一种很朴素的自我认同：与其说是在“工作”，不如说是在完成一桩一直挂在心上的事。

四、在兄妹眼中的邹家华：一个“半蹲在甲板上的大哥”

说到大哥邹家华，很多人印象中是戴着眼镜、神情严肃的部长、副总理形象。实际上，在家人眼里，他的样子并不抽象。三妹曾讲过一个细节，时间是1990年2月，当时他还担任国务院国务委员，正在上海调研。

那天，一行人乘船从黄浦江往外海方向行进，风大浪急，甲板上说话都要提高嗓门。有人递给邹家华一张大幅地图，需要当场讨论沿海建设和港口布局的情况。可船头没有桌子，海风又一阵比一阵猛，地图一展开就被吹得乱飞，根本没法摊开仔细看。

面对这种状况，他没选择回舱，也没让工作人员另找地方，而是干脆在甲板上找了块空地，半蹲下来，把地图摊在木板上。为了稳住纸张，他身体往前倾，几乎半趴在地图上，拿着笔一边画一边比，和周围的同志一字一句交流。海风拍在背上，船不断起伏，他却一直保持这个姿势。

三妹在一旁看着，心里挺不是滋味。那时候他已年过六十，腿脚并不算轻松，长时间半蹲，别说老人，年轻人也会吃不消。可他从头到尾没说一句嫌累的话，只顾着来回核对数据、地点和方位。用三妹的话说：“时间一点一点过去，船一直向前，大哥也一直没有直起腰。”

这个细节很有画面感，也相当能说明问题。对于熟悉他的人来说，这种做事风格并不稀奇。长期在工业战线、能源战线工作的人，对“现场”两个字有种近乎固执的重视：地图要在眼前展开，问题要当场踩点讨论，不愿意只听汇报、看材料。半蹲在甲板上看图，只是这种工作习惯的一次自然延伸。

在家庭生活里，他给三妹留下的印象，则是另一番模样。大嫂为人低调，做事讲原则，对政治纪律看得很重，在家里又肯下力气照顾家务。到了晚年，大嫂偶尔会给小姑子寄一些生活照：有的是夫妻俩并排坐在桌前写毛笔字，有的是被孙辈围在中间一块吃自助餐时露出的笑脸，还有她坐在藤椅上织毛毯的场景。画面都很普通，却透出一种稳定、朴素的气息。

最让三妹记忆深刻的一张，是邹家华和妻子并排坐在餐桌边，桌上摆着几个不锈钢菜盆。那种旧式菜盆，看着和很多家庭的并无二致，甚至有些已经用了十几年、二十年，边缘有磨损，但还在继续服役。对习惯观察细节的人来说，这些生活器物，往往比一句“生活朴素”更有说服力。

如果把这三兄妹放在一块看，会发现他们在性格和职业上都有明显差别：大哥偏向理工和宏观管理，二弟扎进气象科学和国际组织，小妹静静地做编辑和文献整理。但在家人的描述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不太会为自己争什么名堂，却都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把事情做到底。这种气质，很难用一句话概括，倒可以用一个画面来替代：一个半蹲在甲板上的老人，一位在狭小车厢里死死抓住歹徒衣领的科学家，还有一位在书桌前埋头对照材料到深夜的编辑。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那段从战火起步的童年，没有那位在病榻前仍然惦记“后继有人”的父亲，没有那些在颠沛流离中互相扶持的日子，三兄妹后来的人生，可能会是另一番模样。但历史没有“如果”。事实是，他们各自在共和国的工业、气象和文化出版领域留下了清晰可查的足迹，用各不相同的方式回应了同一个时代的召唤。

对于关注中国近现代史的人来说，邹家华的职务履历、邹竞蒙在世界气象组织的职务、邹嘉骊参与的出版项目，都有迹可循。这些都不是传闻，而是写在档案、刻在书脊、记录在国际组织资料里的事实。沿着这些线索把三兄妹串联起来，会看到一幅并不夸张，却颇为耐看的画面：在时代巨浪中，一个家庭的三条人生轨迹，最终在不同方向上延伸出去，却都没有离开“为国家、为社会尽一份力”这一根底。

这样去看，标题里的那句“他的两个兄妹是做什么的”，答案不再只是简单的职业标签。二弟是气象科学家，是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气象事业发声的专家，也是面对刀尖时不肯后退的老人；三妹是“编书匠”，是几十年与书稿打交道的编辑，也是用耐心和细致把父母那一代人的历史整理出来的记录者。兄妹三人，共同织成了邹家这个名字在新中国历史画卷上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