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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1月28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庭审现场,前第一夫人金建希身着西装、佩戴监狱编号“4398”,在全程低头聆听中,迎来了1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判决。这一结果与特检组提请的15年重刑相去甚远,也让即将到来的另一场宣判愈发引人瞩目——2月19日,法院将对其丈夫、前总统尹锡悦涉内乱罪作出初审判决。一边是第一夫人多项指控仅获轻判,一边是前总统面临可能的死刑指控,韩国宪政史上首次出现的“前总统夫妇双双获罪”奇观,缠绕韩国政坛数十年的“青瓦台魔咒”,是否会再度上演?
要读懂尹锡悦的命运困局,需要回溯到2024年冬的一场戒严风波。当年12月3日深夜,尹锡悦通过电视直播发布紧急戒严令,以“铲除从北反国家势力”为由,下令军队封锁国会、限制议员自由,企图以武力压制在野党反对声音。尽管这场戒严令仅持续数小时便因国会反对和民众抗议被迫解除,但这一越过宪法边界的举动,已为尹锡悦的覆灭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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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26日,韩国检方以“内乱头目”罪名对尹锡悦提起拘留起诉,指控其以颠覆宪法秩序为目的,动用军队发动暴动,违反韩国《刑法》第87条关于内乱罪的规定。此后一年间,案件历经七次公审、多次追加起诉,检方陆续抛出关键证据,包括军方证人指认尹锡悦曾下令“破门拉出议员”、紧急戒严期间的保密电话通话记录等,逐步勾勒出其策划内乱的完整链条。2026年1月,尹锡悦已因妨碍特殊公务执行等罪名被判5年有期徒刑,而2月19日的内乱罪初审,或将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与尹锡悦的重罪指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建希的轻判争议。特检组曾指控金建希涉嫌三大罪名:操纵宝马汽车在韩经销商股价、收受统一教高价礼品、接受政治掮客无偿舆论调查,提请法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亿韩元。但法院最终仅认定其收受香奈儿包、格拉夫项链等高价物品的部分罪名成立,其余两项因“证据不足、无法认定共犯关系”被判无罪,最终从轻判处1年8个月有期徒刑,追缴非法所得1281.5万韩元。
法院给出的轻判理由,核心是“疑罪从无”原则的适用——对于股价操纵指控,认为金建希虽出借个人账户,但无证据证明其与操纵团伙存在共谋;对于无偿民调指控,因无法证实其从中获取财产性利益,故不予定罪。这一判决引发韩国政界分裂,执政的共同民主党痛批其“荒谬徇私”,认为量刑与金建希“干预国政”的罪责严重不符。在野党则将其归咎于特检组调查不力。而这场轻判,也让外界开始猜测:司法的审慎态度,是否会传导至尹锡悦的内乱罪判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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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韩国《刑法》第87条,内乱罪的首要分子可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无期监禁,这也是检方今年1月的结案庭审中,正式提请判处尹锡悦死刑的法律依据。但结合韩国法律实践和司法惯例,尹锡悦被判死刑的可能性,实则微乎其微。
首先,韩国是实质性废除死刑的国家。自1997年12月对23名罪犯执行死刑后,韩国近30年来未再执行过死刑,即便法律条文仍保留死刑条款,但法院在实践中对死刑判决极为谨慎,仅在情节极端恶劣、社会影响极大的案件中才会考虑。前总理韩德洙因协助内乱、作伪证被判23年有期徒刑,已是近年来韩国高官重罪的最重判决,但其罪名虽涉内乱,仍未触及死刑红线。
其次,内乱罪的死刑判决需满足“情节极端恶劣”的核心要件。根据司法实践,法院量刑时会综合考量三大因素:身份职责、犯罪情节与事后态度。尹锡悦作为前总统,身居高位却滥用权力,固然属于加重情节,但相较于前总统全斗焕任内镇压光州民主运动、造成大量民众伤亡的极端行为,尹锡悦的紧急戒严令虽破坏宪政秩序,却未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情节严重程度存在明显差距。
更为关键的是,金建希的轻判的核心逻辑——“疑罪从无”与“罪责刑相适应”,同样可能影响尹锡悦的判决。尽管两人罪名不同、情节各异,但同一司法体系下,对证据的严谨要求具有一致性。尹锡悦的内乱罪指控虽有军方证人证言和相关通话记录支撑,但检方仍需证明其“以颠覆宪法为目的”的主观意图,若存在证据瑕疵,法院极有可能从轻量刑,而非直接判处死刑。
说到韩国前总统的重罪判决,首先会想到全斗焕。他是韩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法院判处死刑的前总统,而其案件的转折,早已为尹锡悦的命运走向提供了参照。1996年8月,全斗焕因发动军事政变、镇压光州民主运动、贪污受贿等罪名,被地方法院以内乱罪判处死刑,彼时的舆论氛围与如今尹锡悦案极为相似,民众呼吁严惩独裁者,检方态度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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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仅仅8个月后,韩国大法院便将全斗焕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理由是“考虑到其年龄、健康状况及社会团结需求”。又过了8个月,时任总统金泳三宣布特赦全斗焕,使其重获自由。这一转折背后,是韩国政治与司法的复杂博弈。死刑判决虽顺应了民众情绪,但出于维护国家团结、平衡政坛势力的考量,最终通过司法改判与总统特赦,实现了“法理正义”与“政治平衡”的妥协。
值得注意的是,除全斗焕外,卢泰愚、李明博、朴槿惠等前总统均因重罪被判长期徒刑,但最终都获得特赦。这一传统背后,是韩国政治“和解”的逻辑——无论前总统犯下何种罪行,在服刑一段时间后,均会以“促进国民团结”为由被特赦,这也意味着,即便尹锡悦初审被判重刑,最终也大概率不会终身服刑,更不可能走到死刑执行那一步。
从李承晚流亡海外,到朴正熙遇刺身亡,从卢武铉跳崖自杀,到朴槿惠、李明博身陷囹圄,韩国建国以来的13位总统中,仅有文在寅暂未陷入刑事指控,“青瓦台魔咒”如同一个无法挣脱的枷锁,缠绕着韩国每一位最高领导人。而尹锡悦夫妇双双获罪,早已标志着这一魔咒的再度重现。
本质上,“青瓦台魔咒”的背后,是韩国政治生态的深层顽疾——司法与政治的交织、财阀与政权的勾结、政党之间的极端对立。尹锡悦当年凭借“反腐斗士”的形象当选总统,却在任期内放任妻子涉嫌贪腐,自身动用权力发布戒严令,本质上是韩国权力监督体系失效的体现;而金建希的轻判争议、尹锡悦案的舆论分裂,更是司法被政治裹挟的直接证明。
事实上,“青瓦台魔咒”的核心,从来不是“诅咒”,而是“因果”。当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当司法无法真正独立,当政党斗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无论谁入主青瓦台,都难以逃脱“上台时万众瞩目,卸任后身败名裂”的命运。尹锡悦的案件,不过是这一因果链条的又一次重演。
2月19日的初审宣判,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是尹锡悦命运的终点,也不会是“青瓦台魔咒”的终点。这场审判的意义,早已超越对一个前总统的惩罚——它是对韩国司法独立性的检验,是对权力监督体系的反思,更是对韩国政治生态的一次拷问。或许,尹锡悦不会被判死刑,但他注定要在监狱中度过漫长岁月,成为“青瓦台魔咒”的又一个注脚。如果韩国不能真正实现司法独立、规范权力运行、化解党派对立,现在高坐庙堂之上的韩国统治者,也可能成为下一个“青瓦台魔咒“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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