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取消“坐高铁飞机”限制吗？

网上有人发文，说应该取消“老赖”坐高铁、飞机的限制，只要不做商务座和头等舱就行。我认为有道理，就附和一下。结果有个网友立马跟帖：“你是不是被限制了高消费？”

图1-跟帖附和支持

不管什么原因对欠账不还的“老赖”限制其高消费—奢侈消费，这是国家的政策，大家基本都支持。

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包括人格尊重，这些应该得到保护，这也是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本意。

随着社会的发展，除了高铁飞机的商务座和头等舱，勉强可以算奢侈消费，其它只能算基本出行的正常消费。没有人拿坐高铁和飞机普通舱当成娱乐项目，没事坐着玩，或者很享受。

图2-回复跟帖

记得罗永浩说过一次，他曾经被“限高”过，但是为了工作经常不得已长途乘汽车，过路费、油费、吃喝、人工等费用并不比坐高铁和飞机便宜；并且时间更长，既耽误工作，也没有起到促进还钱的作用。除了降低工作效率，增加运营成本，没有任何益处。

另外，为了促进欠债人尽快还钱，应该鼓励欠债人更高效的工作，高铁和飞机是提高工作效率的交通工具，特别是除了商务座和头等舱，没有必要限制其乘坐。

不要说“欠债人”，就是不欠债的人，出门也是计算出行费用的，不管多大的企业家和富豪，除了花别人的钱不心疼，但凡花自己的钱，我就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不计算成本的。凡是大手大脚花钱的，除了少数权贵的纨绔子弟；都是花公款或花别人的钱，否则怎么可能随便乱花钱。

现实中大量被执行人并非“巨富老赖”，而是：

中小企业主因经营失败负债；

个体户因疫情、市场波动暂时无力偿债；

普通劳动者因担保、借贷陷入困境。

对他们而言：

失去跨区域就业、投标、供货、收款的机会；

被排除在正常经济活动之外；

偿债能力进一步萎缩，最终债权人也收不回钱。

这导致“限高令”从“促履手段”异化为“惩罚性隔离”，既伤及被执行人基本生存发展权，也损害债权人实际利益，形成双输局面。

国际比较：多数国家不以“出行方式”作为惩戒标准

在德国、日本、美国等法治成熟国家，对债务人的限制主要集中在：

冻结银行账户；

查封不动产、车辆；

限制担任公司高管；

强制申报财产。

极少有国家禁止债务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因其被视为基本社会参与权。

聚焦真正奢侈消费：

限制应集中于：头等舱、商务坐、星级酒店、高尔夫、出境旅游、高额保险等明显超出基本生活需求的奢侈消费。

限制奢侈消费，不应该限制高铁飞机的普通坐和经济舱；督促“老赖”尽快挣钱还钱，更不应该限制其乘坐不是奢侈消费的便捷交通工具高铁飞机。

所以，从“限高”和“催债”两个维度来讲，都应该取消限制乘坐高铁飞机商务座和头等舱之外的限制，将“限高令”回归到真正遏制恶意奢侈高消费的轨道上。

这不仅是对被执行人基本权利的尊重，更是对债权人长远利益的保障，更是法治文明进步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