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塔默的“权力过山车”，谈英美政治制度之别

作者：魏城

最近，英国首相斯塔默坐了一次剧烈颠簸、有惊有险的“权力过山车”。

斯塔默担任首相不过一年半多一点儿，就经历了自他搬入唐宁街十号以来最大的一次挑战：斯塔默曾在2024年年底任命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后者被曝与美国恋童癖罪犯杰弗里·爱泼斯坦有来往，2025年9月斯塔默被迫解除曼德尔森职务后，丑闻不但没有平息，反而因2026年初新一批“匿名信源”显示曼德尔森与爱泼斯坦存在资金往来及敏感信息泄露，而持续发酵。‌最近，执政党工党党外许多重量级的政坛人物、媒体名人要求他辞职，党内也有许多人开始向他施加压力，要求他辞职。

当然，曼德尔森丑闻仅仅是斯塔默担任首相后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中迄今最严峻的一次。虽然到目前为止，斯塔默顶住了党外党内的压力，拒绝辞职，但显然，他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在未来的某一天，如果斯塔默因为更大的危机，在下届大选之前提前宣布辞职，应该没有人会感到意外。

讽刺的是，爱泼斯坦是美国人，他的犯罪活动也主要发生在美国，但爱泼斯坦档案的公开，迄今尚未在其祖国导致任何在职政客的辞职。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拒绝公布爱泼斯坦档案，后来在各方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公布，但仍然由其领导下的司法部主导公布事宜，因此引发了掩盖真相、黑箱操作等指责和质疑。即便如此，在目前公布的有限的档案文件中，提及特朗普也有许多次，特朗普迄今为止却没有承受任何政治后果。然而，爱泼斯坦档案的公布，却在美国之外的欧洲引发了巨大的政治地震，在美国最密切的盟国英国，几乎导致与爱泼斯坦没有直接关联的斯塔默辞职。

斯塔默这次坐的“过山车”，也让人联想起近20年来英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前首相约翰逊的下台。约翰逊曾经领导保守党在2019年12月赢得了该党32年来最大的议会多数席位，然而，一旦约翰逊因种种丑闻，成了保守党的“负资产”，该党就毫不迟疑、毫无怜惜地抛弃了约翰逊，迫使他下台。更不必说其他如走马灯般被迫辞职的保守党首相。

英国的政治生态，让人不得不对比一下大洋彼岸的美国。尽管英美同文同种，但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却有很大差别。

有人说，相比起特朗普，英国的政客相对比较“君子”，相比起特朗普的支持者——MAGA选民，英国的选民也更在乎政客的个人私德。

但更深层次的差别，还在于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

英国实行议会制，美国实行总统制。在英国，首相是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执政党的领袖。通常，执政党的国会议员会根据首相的行为是否危及自己在下次大选中的胜算，来决定支持力度。当感知到威胁的议员达到一定规模时，首相往往会因党内“政变”而下台。美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总统一旦当选，拥有独立的民意授权，除非受到弹劾并被参议院以三分之二的极高门槛定罪，或者因预见必败而主动辞职（如尼克松），否则政党很难将其更换。历史上，虽有三位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比尔·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被众议院弹劾，特朗普更是两次被众议院弹劾，但尚无一人被参议院成功定罪罢免。这种制度差异使得美国总统在任内拥有极强的“抗震性”，而英国首相则必须时刻警惕来自本党背后议席的暗箭。

这大概是面对爱泼斯坦丑闻，特朗普一直“硬气”、斯塔默却相对“脆弱”的深层原因，更不用提特朗普也是美国历史上的“异数”，他罕见地把共和党成功地转变成了他的“一言堂”政党，加上目前共和党在国会两院都占据多数议席，所以，即使最后他被证据确凿地证实为深度卷入爱泼斯坦性犯罪团伙，共和党如何反叛、国会如何成功地把他赶下台，仍然不会是板上钉钉，因为即便证据确凿，美国共和党议员也会面临“背叛特朗普即政治自杀”的困境，这与当年执政的保守党议员“不罢免约翰逊即政治自杀”的逻辑恰恰相反。

为什么美国共和党议员会陷入“背叛特朗普即政治自杀”的困境？换句话说，特朗普是怎么成功地把共和党变成了他的“一言堂”政党？

简单地说，特朗普是裹挟着那些绝对崇拜、绝对支持自己的宗教般的庞大MAGA选民，在共和党初选阶段就“筛选”忠于自己的铁杆粉丝议员，其“筛选”的标准，甚至达到了“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地步。

尽管美国历史上也有强势总统，如“新政”时期的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但像特朗普这样把共和党变成了自己的“一人党”，在美国历史上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特朗普对共和党的改造，有以下几个前所未有的特征：

首先是从“政策联盟”到“个人崇拜”：以往的总统（如共和党总统里根）是通过协调党内各派系（福音派、商界、自由贸易派）形成“大帐篷”联盟。而特朗普则是通过“初选威胁”建立权威，只要竞选国会的候选人或寻求连任的议员对他不忠诚，他就会支持一个更激进的挑战者取代你。这导致共和党从一个“政策联盟”，变成了一个以他个人为核心的“MAGA运动”。

其次是共和党组织结构的“家族化”：权力中枢从“专业技术官僚”转向“血缘亲信网络”。不仅行政核心席位被授予直系亲属，连政党的财务控制权、人事任免权也逐渐收拢于家族成员及亲信之手。这种“私人化”的运作模式，将政党利益与领袖家族深度捆绑，使政党从一个公共组织演变为一个具有极强防御力的“家族企业式”实体。

再次是意识形态的“彻底清洗”：以往即便领袖强势，共和党内仍会保留明显的反对派（如布什家族代表的传统保守派），但现在的共和党内，公开反对特朗普的人（如切尼、罗姆尼）几乎都被边缘化或被迫退党，截至2026年，传统建制派已近乎“绝迹”，众议院曾投票弹劾特朗普的10名共和党人已全数离职；目前共和党国会席位中，逾95%由获特朗普背书的“忠诚派”占据。

但也许恰恰因为英美政治制度的这种差别，英国也有可能产生一位比特朗普更强势、政治寿命更长的首相。英国议会制的特点是，由于政府由议会多数党组成，只要执政党在议会议席中占据非常大的多数，党内又不出现内斗和“政变”，那么，首相的政治议程和立法议程通常都能顺利地在议会中获得通过。而美国总统所在的政党，如果在国会两院是少数党，那么，他的政治议程和立法议程，就往往会在国会受到阻碍，成为所谓的“跛脚鸭”总统。此外，不像美国对总统任期有限制（不得超过两任），英国对首相任期没有限制。

许多年轻人有个印象：在英国，首相是政党的打工仔，随时可能会被政党“炒鱿鱼”，但这个印象大概缘于2010年以来保守党频繁换首相的记忆。此前，英国也曾有个颇为强势、政治寿命也特别长的首相——布莱尔，他曾经担任工党领袖13年，担任首相10年。而近来突然崛起的英国改革党，如果能够把它在多次民意调查中遥遥领先的趋势延续到下次大选，那么，英国甚至有可能出现一个比布莱尔更为强势的首相。

这个人就是英国极右翼政客法拉奇。

改革党最初以有限公司形式运作，由法拉奇等人持股控制，与传统成员制政党截然不同，其早期结构使领导层拥有企业式权力，而非党内民主机制。2025年2月，随着法拉奇重返党魁位置，改革党宣布放弃私人控股模式，转为由成员保证的非营利机构并推出新宪章。尽管改革党声称向成员开放，但其决策权依然高度集中于法拉奇及其核心圈子，内部民主仍然较为有限。与保守党、工党相比，改革党运作更灵活，却缺乏英国传统政党那样的制度化制衡。

尽管在2024年大选及随后的政治动荡中，多位前保守党议员及候选人转投改革党，但他们深知，自己的政治生命如今是寄托在法拉奇身上的，因为改革党的绝大多数选民是冲着法拉奇的个人品牌，才支持这个极右翼政党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法拉奇离开他之前的政党，如2018年他因不满政党转型而正式退出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时，或2021年他暂时退出退欧党（Brexit Party）领导层时，这些政党的民调和影响力便迅速崩溃。这种“不可替代性”构成了他绝对权力的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法拉奇对改革党的掌控，比特朗普对共和党的掌控还要更纯粹、更彻底。如果下次大选改革党在英国议会中赢得了大比例的多数议席，如果改革党能够连胜几届大选，那么至少在理论上，法拉奇可能成为比特朗普更强势、政治上更长寿的极右翼首相。

当然，这个可能性是建立在前述的两个“如果”能够实现的前提之下的。

在理论上，如果一个英国首相能维持住党内忠诚和议会多数，他的权力确实比特朗普更长久、更集中。由于英国对首相任期没有限制，只要改革党能像布莱尔那样连赢三次大选，法拉奇就可以当10 年、15 年甚至更久的首相，而特朗普无论民调多高，2029年1月必须交权。此外，特朗普的政治议程即使没有遭到国会阻碍，也常常被法院拦截，但如果法拉奇拥有100席以上的议会多数，由于英国实行“议会主权”（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他可以在几周内通过任何法律（包括极端的移民法或废除特定监管），英国法院很难像美国法院那样以“违宪”为由长期阻断他。

然而，在现实中，即使是法拉奇，头上也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即本党议员的背叛。在英国政治史上，那些特别强势的首相，往往死于本党议员的“后院起火”，而非选民投票。

例如，1990 年，拥有议会多数的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因为“人头税”激怒选民，导致民调暴跌，她的内阁阁员和议员们担心在下届大选中跟着她一起丢掉席位，于是发动党内挑战，迫使这位执政11年的“铁娘子”流泪辞职。

再如，2007年，布莱尔虽然领导工党赢了三次大选，但因为伊拉克战争失去民心，党内“布朗派”不断施压。最终，他不是在大选中失败，而是在党内压力下，被迫提前宣布辞职日期，将唐宁街十号的钥匙交给了当时的财相布朗。

总之，在英国，首相的敌人不在大街上，而在他身后的后座议员中。即便法拉奇对改革党拥有极强的掌控力，一旦本党议员认为“跟着法拉奇会丢掉饭碗”，他们也会迅速寻找替代者。

这大概是英美政治制度最大的区别。

（作者曾在英国多家知名媒体担任资深记者、编辑。作者微信公众号：魏城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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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城，曾经在中西著名媒体从业30多年，做过报纸记者、编辑、翻译、电台主持人、网站记者、编辑、杂志执行总编辑等工作，出版过三本书，工作过的机构包括《中国青年报》、《星岛日报》加拿大版、英国广播公司、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版、英国《金融时报》等。2007年，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的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系列报道获得了亚洲出版人协会(SOPA) 解释报道类首奖。如今退而不休，作为自由撰稿人，为中国《财经》杂志撰写“魏城看英伦”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