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恩曾想娶费侠为妻，蒋介石严令不许，徐恩曾：你不同意我就辞职

1938年春天，武汉的长江边已经有了些燥热的气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国民党高层的一场“家务事”，悄悄牵动了不少人的神经。表面看，是一个中统头子要娶一个女人；往深里看，却撞上了党务权力、中统军统的暗战，还有蒋介石对特务头目的那点“私心打算”。

有意思的是，消息最早并不是从徐恩曾嘴里传出来的，而是在重庆、武汉一带的党务系统悄悄流传：“徐处长要娶一个女共产党员，还是叛徒。”有人当场拍桌子，说这不是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吗？可偏偏，这个女人既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一般叛徒，她叫费侠，一出场就已经站在风口浪尖。

蒋介石后来得知消息时，只问了一句话：“你驾驭得了她吗？”这句看似平淡的盘问，背后藏着的是多年的怀疑、提防，以及对徐恩曾这个“读书特务”的复杂评价。

一、从顾顺章到中统崛起：徐恩曾的“成名之战”

要说徐恩曾和费侠的故事，绕不开1931年那场震动中共和国民党高层的叛变风波。

1931年春天，中共重要干部顾顺章在汉口被捕，迅速叛变。这人不是一般角色，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是中央特科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对中共中央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地下组织情况极为熟悉。他一倒戈，国民党情报系统一下子像捡到一箱“现成档案”。

在南京主持党务调查工作的徐恩曾，一眼就看出了这桩“意外收获”的份量。他非常清楚，只要把顾顺章掌握的关系网顺着梳理、扩散开去，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就可能遭到致命打击。不得不说，他当时确实兴奋，甚至隐隐觉得这是自己在特务生涯中的成名机会。

现实也的确朝着这个方向走去。顾顺章交代的线索，使得国民党在南京、上海等地连续抓捕中共地下党员和有关联人员。据当时一些资料统计，前后被捕者多达八百余人，部分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顾顺章也因此被视作中共历史上危害极大、影响极为深远的叛徒之一。

不过，事情并非完全按照徐恩曾想象的那样“顺利”。武汉方面本来准备把顾顺章的叛变以及线索，分多次密电上报南京。密电的内容极为关键，却在半路被人截了下来。负责截获的，正是潜伏在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担任机要秘书的钱壮飞——一名隐藏极深的中共情报员。

钱壮飞将密电内容及时转给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周恩来等人据此迅速作出反应，大规模转移机关和干部，切断与顾顺章有关的各种联系。聂荣臻后来回忆，那几天几乎是没日没夜地忙，紧张程度难以言表。这一轮快速撤离，保住了党中央机关和不少重要干部的安全。

即便如此，损失仍然不小。许多来不及联络的基层组织、单线联系点遭到破坏，一些潜伏多年的地下党员因失联而被迫脱党甚至被捕。对于中共方面来说，这是沉重一击；对国民党情报系统而言，却是一次“耀眼战果”。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徐恩曾在南京的地位陡然上升。他所负责的党务调查科，成了国民党党务系统中最被倚重的情报机构之一。这个党务调查科，也正是后来“中统”的前身。

1932年，党务调查科扩充为特工总部；1935年改组成党务调查处。到1937年3月，蒋介石将党务调查处与戴笠所控制的“力行社”特务部门合并，成立了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内分两处：一处负责党务调查，由徐恩曾掌舵；二处负责军事情报和特务，由戴笠主持。

表面看，中统、军统合流为一局，是“同心协力”。可熟悉国民党内部派系的人都明白，这其实是在同一屋檐下摆了两张桌子。两张桌子上的人，既要互相配合，又在暗地里尽量抢功、抢权。

到了1938年春，蒋介石干脆将调查统计局拆分：第一处改为中统局，隶属国民党中央，由朱家骅出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第二处改为军统局，归属军事委员会，由陈立夫名义上挂帅，戴笠担任副局长，实际上独揽大权。中统至此正式成型。

值得一提的是，从时间顺序来看，中统的前身党务调查科要比军统所属的特务单位成立得早得多，且牢牢掌握在“CC系”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手中。徐恩曾又与陈立夫有表兄弟关系，自然成了CC系的骨干人物。也正因如此，他在很多时候把自己当成“正统”，对后来另起炉灶的军统颇有意见。

他曾质问陈立夫：“我们搞特务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还要另成立一个组织？难道是领导不信任我们？”陈立夫只能劝解，说什么“调查科和特务处，是领导的两个眼睛、两个耳朵”。表面圆场，内里掩不住派系博弈的味道。

二、两种特务头子：戴笠与徐恩曾截然不同

同样是特务系统的领头人，戴笠和徐恩曾给人的印象，几乎是两个极端。

戴笠从外表到气质，都透着一股阴冷。平时少言寡笑，下手极狠。他对手下极为严苛，轻则辱骂、鞭打，重则关押甚至直接“失踪处理”。在军统里，戴笠是绝对权威，许多军统特务见到他都会不自觉腿软，这种恐惧并非夸张。

徐恩曾却是另一种路数。他受过高等教育，上海大学毕业后还赴美国留学，回国当过机电工程师，说话做事比较讲究“文明礼貌”。对部下虽然也有严格要求，但总体上重视所谓“人格尊重”，不轻易动手打骂。即便面对从中共阵营叛变过来的人，他也保持一定礼数，这点与军统形成鲜明对比。

中统之中，很早就有一个几乎完全由中共叛徒构成的工作圈子。诸如张国焘、徐梦秋、项乃光、袁晓轩、蔡孝乾、涂振农、郭潜等人，都在不同时期与中统发生过密切关系。有的人只是配合工作，有的人则深度参与情报活动，甚至在后来的台湾调查局系统中位居高位。

郭潜，原本是共青团中央局的宣传骨干，还做过江西省委领导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组织负责人。后来叛变随国民党当局去了台湾，1958年时，已是“调查局副局长”。在一个由党务特务构成的机构里，一个中共叛徒能够爬到这个位置，多少说明中统内部的用人风格和政治逻辑。

有意思的是，徐恩曾不仅对叛徒、下属“宽松”，对自己也毫不苛刻。在贪腐、女色方面，他一点不比别人清白。更糟糕的是，他的下属很快“学样”，有人甚至闹出性命案。那次事发后，全局上下都以为徐恩曾会依规重罚，以平众怒。他在审问时看了看记录，只淡淡说了句：“你们不学我的长处，却专学我的短处。”说完也没见多严厉的处理。

蒋介石对这两人的态度，可谓截然不同。他对戴笠，是一种带着侮辱色彩的“家奴式驭下”。训斥起来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有时当众扇耳光，让人下跪，这在军统高层并不鲜见。照理说，这样的对待很难让人心甘情愿，但戴笠不但不反感，反而把能“挨委员长一脚”当作荣耀。

在黄埔系的军官中，有不少人把“挨过蒋介石耳光”当作自己靠近权力核心的证明，气氛颇为诡异。戴笠对蒋介石几乎是无条件服从，这种奴性忠诚，反而最合蒋的胃口。

徐恩曾则不同。他要的是位置、权力，同时也要基本的尊重。他能够接受业务上的批评，却不习惯被当成家奴般打骂。在他看来，人格上的尊严是必须保留的底线。蒋介石骂过他无能、腐败，也会因工作不力敲打他，但形式上仍有分寸，不敢用对待戴笠那一套。

这种差别，在短期内似乎不算什么，时间一长，却影响了两人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军统几次“露脸”的行动，恰好迎合蒋的需要，加上戴笠事事以“办差”为先，很少有自己的政治盘算。中统这边却总让蒋介石觉得“不那么好用”。

顾顺章叛变后，中统的战果固然耀眼，但后续年头里，中统未能持续拿出令蒋满意的大动作。徐恩曾对蒋介石的忠诚，更偏向政治上的“听命”，而在个人生活、权力布局上，他始终还有自己的算盘和坚持，这在“委员长眼里”就显得不够驯服。

偏偏就在这种微妙气氛中，顾顺章案牵出的另一条支线，改变了徐恩曾此后的人生走向——那就是费侠。

三、从特科到中统：费侠的经历与“叛变之后”

费侠，1910年出生，湖北钟祥人。小时候成绩不错，性格也颇为自信。她后来赴苏联留学，在莫斯科期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主义思潮的熏陶下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的她，对革命道路充满热情，几乎对未来毫不犹豫。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遭到屠杀和逮捕。就在这期间，费侠按照组织安排回国，参与党的秘密工作。后来，她进入中央特科系统，接受了一项极具风险的任务——借参加中统在上海开办的无线电培训班之机，打入对方内部。

那时，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正是徐恩曾。局里开办的培训班，表面上是技术培训，实则隐含甄别、招募特务的意味。费侠在中共方面的任务，是熟悉电讯技术、摸清中统的相关布置，并尽量拓宽情报渠道。后来，她不仅接触了中统方面的无线电平台，还与军统系统有了交集，为地下党提供过不少重要情报。

危险始终存在。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中统顺势开始大面积清查、抓捕。南京、上海的中共组织遭受沉重打击，许多潜伏岗位暴露，来不及转移的人员纷纷被捕。费侠也在这轮搜捕中落入中统手中。

这时，徐恩曾已经因为顾顺章案风头正劲。他在审讯和“策反”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凭借口才、心理揣摩、政策威逼利诱等手段，使不少地下党员在高压下动摇甚至倒向国民党。费侠最终也选择了叛变，对曾经信仰的共产主义公开否定，并在言语、行动上大加抨击。

值得注意的是，费侠并没有正式编入中统的建制，但她参与的工作一点不算轻。她曾协助中统对留苏学生进行策反，对一些进步青年进行瓦解工作，也参与了情报筛选与政治宣传。即便在后来徐恩曾失势之后，她仍然在中统系统中承担着一定角色，活动范围不算窄。

长期工作接触之下，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在一开始，费侠对徐恩曾，只是上级与工作伙伴的冷静认知。徐恩曾对她，则是把握“有用棋子”的那种心态。但时间久了，彼此在工作中频繁交流，在生活中也不断打照面，这层关系逐渐变得暧昧复杂。

那时的徐恩曾，早已不是单纯的“家庭男人”。他早年娶了张氏，浙江吴兴人，两人育有一女。起初夫妻感情尚可，后来自1928年前后开始，他渐渐不再回家，或即便回去也与妻子聚少离多。张氏是典型的传统家庭妇女，同婆婆住一块儿，尽心孝顺，不问外事。丈夫变心，她也没有提出离婚，只能吃斋念佛，靠宗教寄托度日。

徐恩曾在外面，很快又和朋友的妻子王素卿搅在了一起。王素卿是东北人，性格泼辣，身体强健，跟张氏完全两种路数。徐恩曾的那位“朋友”出国留学时，将妻子托付给他照顾，没想到这份托付竟成了“红线”。1929年前后，两人已开始光明正大同居，连旧友回国后，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没能力翻案。

头几年里，徐恩曾和王素卿感情颇烈，几乎一年一个孩子，两人生了四五个子女。然而，两人的矛盾也在日常中慢慢累积。王素卿不仅脾气火爆，对钱也格外上心，日常生活中开销巨大。徐恩曾虽然贪腐有道，但面对这样持续的消耗，难免心生嫌隙，感情渐趋冷淡。

就在这段时期里，费侠的出现，让局势进一步扭曲。资料普遍提到，费侠容貌出众，在苏联留学时就颇为惹眼，再加上言谈不俗、身段得体，在男人占主导的党政圈里，很容易成为被关注的对象。徐恩曾性情本就好色，在长期工作接触中，很难不动心。

两人之间，不只是感情上的吸引，还有工作上的默契。费侠经历复杂，对中共内部情况、留苏学生群体都有一定了解，是徐恩曾布局特务工作的得力助手。这种“精神与利益叠加”的关系，往往比普通男女情感更难割裂。

王素卿那里却一点不好打发。她的性格决定了，一旦察觉丈夫另有新欢，就绝不会默不作声。关于两人吵闹的细节，史料说得不多，但可以确认的是，家务矛盾已经影响到外界风评。尤其在抗战爆发、七七事变后，徐恩曾需要频繁随军、随政机关转移，他干脆借机把王素卿和一群子女打包送往成都，由副官李子友安排照应，名义上是“避战火”，实则有意疏远。

处理掉旧情的一部分牵累后，徐恩曾终于有了“名正言顺”追求费侠的空间。只是，他没料到，自己看重的这段婚事，会引起如此大的连锁反应。

四、“为了娶她不要官也行”：婚姻与仕途的暗涌

关于徐恩曾和费侠的婚事，传出后首先反对的，并不是蒋介石，而是陈果夫、陈立夫这两位掌管党务、又与他有亲戚关系的“顶头上司”。

在二陈看来，问题不在于徐恩曾已经有过婚姻、更有情妇，而在于费侠的“政治出身”。她毕竟是曾经的中共党员，还是中共特科出身。哪怕后来叛变、积极配合国民党，身份这条线也不是那么容易抹掉的。中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付共产党，一个负责共产党工作的特务头子，娶一个中共叛徒当妻子，这在政治上显得格外别扭。

更关键的是，中统内部叛徒不少，外界也心知肚明。负责人若与其中一位建立婚姻关系，势必引发各种怀疑，让人揣测背后是否有利益分配、人事倾斜等问题。陈果夫、陈立夫不得不出面劝说，希望徐恩曾“为前途考虑”。

现场气氛想必不算轻松。据一些回忆，他当着二陈的面很硬气地表态：“如果因此不能做中统领导人，也要同费侠欢好。”这话带着明显的赌气意味，也透露出他心里对官位与感情轻重缓急的排序——至少在那一刻，他愿意拿官职做筹码。

二陈劝不动，只好将这事上报给蒋介石。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并没有当即拍板拒绝，而是先把徐恩曾叫来，单独谈了一次。他问出的那句“你驾驭得了她吗”，表面上像是在关心家庭和睦，实际上，问的是“你能控制住这个女人吗？能让她在政治上绝对安全、对我们无害吗？”

面对委员长的疑虑，徐恩曾依旧坚持，说哪怕不做官，也要娶费侠，态度非常坚决。蒋介石显然并不满意，但在这种场合下又不便把话说死。加之当时战局吃紧，内外矛盾繁多，他也不愿因一桩婚事引爆内部更大冲突。最终，他只能半推半就，默许这门婚事。

1938年春天，两人在武汉正式成婚。这时候，抗战已经全面爆发，国民党中央机关正在内迁途中。从时间点来看，这场婚礼既不风光，也谈不上秘密，却在党务圈内引起了多方议论。

事实上，徐恩曾与费侠成婚时，还没有和王素卿办理法律上的离婚。王素卿性格泼辣，很快就有所反应，多次上门大闹，甚至以徐恩曾的名义放高利贷、参与投机活动，在社会上制造出一些负面影响。蒋介石后来也不得不介入，严厉斥责徐恩曾“治家不严”，责令他收拾残局。

徐恩曾只好加强对王素卿的监视，控制其社会活动范围，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撕死关系，毕竟多年夫妻，子女众多，他多少还保持了一点责任感。这种纠缠不清的家庭状态，使他在党内的形象愈发尴尬。

从1940年代中期的形势看，徐恩曾的日子实际上已经越来越难过。1941年，在吴铁城的推荐下，他兼任了交通部次长一职。蒋介石在任命时特意叮嘱：让他去交通系统，是为了在公路、铁路、航运等方面布置完整的调查网络，把中统的触角延伸进各条线路，把情报工作织得更密。

这话讲得很直白，要求也不算含糊。可徐恩曾心里想的，却不再是如何把中统做成一张深入骨髓的特务网。他更多地在考虑，如何借这个兼职在经济、交通领域拓展人脉，为自己谋求更高位置。他甚至对经济部部长的职位产生了兴趣，到处活动，希望在内阁人事中更进一步。

蒋介石看在眼里，心里已经有了判断：中统之所以在情报、特务工作上屡屡不如军统，部分源于这位负责人心思不在业务上。再加上徐恩曾在拉关系时，有刻意疏远二陈、转向吴铁城之嫌，等于是挑动了原有的派系平衡。这样一来，陈果夫、陈立夫也不再为他出头。

另一方面，军统那边风头正健。戴笠和他的部下在抗战期间做了不少动作，有的起到一定作用，有的虽争议重重，却被蒋介石视为“有用”。蒋为了加强对军统的控制，又对戴笠极尽恩宠，即便偶有责骂，也不过是家长式发泄，事后照样重用。

如果论私生活的糜烂程度、贪腐规模，戴笠并不比徐恩曾“干净”。他在各地建置公馆，搜罗美色，不可胜数。但蒋介石很少在此方面公开批评他。轮到徐恩曾，蒋却总爱拿他的家务事、私生活当作敲打的借口。说到底，不是因为徐的行为更出格，而是因为两人对蒋的“忠诚方式”不同：戴笠几乎没有自己的政治追求，只把自己当作蒋介石的“刀”；徐恩曾则始终怀有“向上爬”的强烈愿望，希望借中统这个平台介入更大的权力布局。

在这种长期积累的嫌隙之上，费侠这桩婚事，无疑成了一个醒目的导火索。蒋介石可以暂时容忍，却不会忘记。

1945年1月31日，战局尚未结束，政治前途未明，蒋介石突然下令撤销徐恩曾的一切本兼各职，另行安排，不再重用。第二天上午，徐恩曾就办完交接手续，离开了曾经的权力核心。落马速度之快，连很多内部人士都感到意外。

不少后来的分析认为，费侠的存在、婚事引发的争议，固然是重要因素之一，但真正的根源，还是徐恩曾长期以来与蒋介石之间那种“既用又疑”的复杂关系。中统未能在对共斗争中持续拿出压倒性的战果，在党内派系中又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自然难以保住原有的权势。

徐恩曾离开中统前后，蒋介石还特意在军统安插了孙紫峻、顾建中担任副局长，打破了军统内部只设一名副局长的惯例。这种调整，实质上是在分割原有军统的权力，同时也暗示：特务系统已经不再依赖某一个核心人物，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被替换。

费侠却在此后慢慢走上另一条路。她在中统系统中继续活动，利用既有关系参与政治运作。1948年，她还当选为国民党立法委员，成为在政坛上有名有姓的人物。这终究印证了蒋介石当初的担忧：这个女人不只是“情感对象”，更带着明显的政治企图心。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战场节节败退。到1949年1月以后，局势已极其不利。徐恩曾十分惶恐，心知自己曾长期负责镇压共产党，未来若留在大陆，多半难逃清算。几个月后，他与费侠一道离开大陆，转往台湾。

徐恩曾到了台湾，虽然再无昔日权势，却凭借多年积累的财物、人脉，生活并不拮据。晚年远离风暴中心，在岛内显得有些“被遗忘的前特务头子”。1985年，他在台湾病逝，年事已高，安静谢幕。与许多同类人物相比，他算是得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结局。

费侠方面，史料记载相对零散，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在台湾仍保持一定的社会地位，继续以国民党体系出身的知识女性身份活动。一个从中共特科出身、在关键时刻叛变、又嫁给中统头子的女人，最终选择与丈夫一起远离大陆，这其中的曲折与转折，外人难以完全看透。

从顾顺章叛变，到钱壮飞截电；从党务调查科到中统、军统的分合；从家务风波到官场沉浮，这些看似散乱的片段，其实扣在一条线上：权力。在那样一个年代里，情感可以牺牲，婚姻可以布局，组织可以重组，只有权力的角力始终贯穿其中，不曾休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