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梦想照进尘土：《飞行家》如何讲述一个笑中带泪的东北故事

自“东北文艺复兴”为当代电影注入新的叙事维度以来，相关文学改编作品不断涌现。在此背景下，导演鹏飞执导的《飞行家》于1月17日上映，不仅完成了从文本到影像的跨越，更展现出鲜明的作者意识与类型探索。

影片虽依托文学原著，却通过强烈的视觉象征与情感提炼，构建起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故事世界。鹏飞以“飞行”与“坠落”作为核心意象，在沉重的地域现实之上，赋予了叙事一种诗意的轻盈。他既捕捉了时代变迁中的个体命运，又以温情与浪漫的笔触，将主人公的坚持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感染力的人生姿态。

通过《飞行家》，鹏飞完成了一次作者意志明确的再创作，利用镜头调度、节奏控制与表演把握，鹏飞成功营造出凝重与飞扬并存的美学质感。电影不仅传递出深切的人文关怀，也完成了对理想主义的一次生动注脚。这使得《飞行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域叙事，成为一部情感饱满、风格鲜明的作者电影。

因此，《飞行家》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完成了对东北文学的又一次强调，更在于鹏飞导演如何借此展开一场个人化的影像“飞行”——在文学土壤之上，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导演表达与艺术世界。

创作前史与“轻盈”的方法论：在沉重中开辟温情路径

理解《飞行家》的改编，首先需进入导演鹏飞一以贯之的创作脉络。无论是《米花之味》中的留守儿童，还是《又见奈良》里的遗孤，鹏飞面对的都是情感重量极高的社会命题。然而，他选择拒绝沉溺于苦难叙事，而是选择一种相对“轻盈”的进入方式——从具体而微的日常视角切入，如《米花之味》中母亲的目光、《又见奈良》中寻亲的步履，让宏大的结构性议题化为可感可知的生活纹理。

这种“轻盈”并非对沉重的回避，而是一种主动的叙事能力与伦理选择：不以展览伤痕为终点，而是关注人在创伤后的日常修复与关系性生存。这一在其前作中逐渐成熟的方法论，与双雪涛原著中所具有的人文关怀与温度产生了共鸣，构成了《飞行家》整体温情喜剧基调的重要来源。

陨石与锚定：在文学留白处填入时代的尘埃

在探讨电影《飞行家》时，对“飞行”这一母题的讨论与思考无疑是不容忽视的起点。影片开篇，李明奇从2500米的高空跃入云层，在天地间肆意翱翔，而这场看似自由的“飞行”旋即被一颗无端坠落的陨石打断。这颗陨石远不止是一个制造险情的功能性意象，而是构成了一组精妙的隐喻：既代表了不可抗的外力对个人命运的粗暴干预，也是对1976年吉林真实“陨石雨”事件的历史回响。导演鹏飞正是通过这一设置，巧妙地将双雪涛原著中抽象、留白的文学意境补足为具体可感的电影时空的“现实锚定”。这一细节，奠定了他整体改编策略的基调——在诗意的留白处，填入时代的尘埃与呼吸，使其具有真实细节与温度。

从观察到呼吸：影像风格的“类型试飞”与在地化探索

回顾鹏飞的创作生涯，《飞行家》可被视为一次清醒而勇敢的“类型试飞”。在访谈中，他曾提及自己被原著内核的“浪漫主义气息”与“温柔”特质吸引，这种“温柔基调”正是与他《米花之味》《又见奈良》中所塑造的人文温情一脉相承，但与此前不同的是，鹏飞在本片中放弃了之前一系列作品中通过大量的固定镜头、全景镜头观察人物的方式，这也是文艺片中常用的一种“用时间来换情感”的表现手法。在《飞行家》中，鹏飞在摄影层面完全颠覆了过去的风格，在与摄影指导吕松野商量后，决定通过大量的肩抗镜头、运动镜头完成对角色呼吸和温度的捕捉。同时，为了使观众更好地感受到这种“真实的温度”，鹏飞决定在所有的空中镜头部分坚持实景实拍，从飞行助推器、热气球等电影道具，到跳伞、翼装飞行等电影动作，导演、道具师、特技师与演员蒋奇明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鹏飞认为“如果商业片的定义是‘好看的电影’，那《飞行家》就是商业片，只不过不是常规套路的商业片”。导演与整个团队的努力，使得《飞行家》得以突破原本文艺气质的局限性，给予观众更多兼具真实感与奇观性的商业类型片语法，成为观察“东北电影”流变与“双雪涛文学电影宇宙”影视化实践的一个关键样本。

此外，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影片独具匠心的演员策略。董宝石、李雪琴等主要东北籍演员的选用，并非简单的地域标签，而是为了达成一种深层的经验一致性。他们并非在“扮演”或“再现”东北，而是在生活经验与情感结构上“理解”东北。他们对时代震荡所带来的心理波动，源于亲历或浸润，这使得表演褪去了模拟的痕迹，呈现出一种从内部自然生长的真实感。此外，作为鹏飞“钦点”的男主角，蒋奇明虽然并非东北籍演员，但他在苦学东北话的同时，力求通过肢体语言和眼神将男主角的“犟”与“憨”表演出来。这种真实感，正是鹏飞“轻盈”叙事得以成立的关键基石——它让“飞行”的浪漫幻想牢牢扎根于可信的人物关系与生活细节之中，避免了情感滑向虚假或煽情。

“庶民电影”的叙事伦理：笑泪交织中的尊严与挣扎

美国研究日本电影的学者奥蒂·波克曾提出“庶民电影”一词，用来形容成濑巳喜男、小津安二郎拍摄的家庭电影，是一种“关注市井百姓心酸与幽默的人间戏剧”的电影风格，《飞行家》成功融合了温情喜剧的市井幽默的肌理质感，在笑声与泪光交织中，构建起一幅坚韧的东北平民生活图景，同时，本片又保留了鹏飞导演独特对轻盈质感与人文温情的一贯追求，使得最终呈现为笑中带泪的“轻喜剧”风格，因此，用“庶民电影”形容本片再为合适不过。

值得深入探讨的是，影片在处理“下岗潮”这一沉重历史背景时，所体现出的独特叙事伦理。当苦难本身容易沦为被凝视、被消费的奇观时，鹏飞展现了他的叙事智慧。他并未沉溺于对伤痕的展览，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人在创伤后的日常性修复与关系性生存。喜剧元素在此绝非廉价的调和剂，而是源自东北文化骨子里那种用幽默消化苦难的生存韧性。这种“笑中带泪”的效果，其力量正在于它不提供虚幻的治愈承诺，而是展现人物如何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缓慢地、真实地消化时代阵痛。鹏飞将东北从历史的“博物馆标本”状态中解救出来，放置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现场”，让观众看到的不是被定义的悲剧群体，而是在命运洪流中努力保持尊严、彼此搀扶的鲜活个体。

同时，陨石事件、苏联解体、改革开放、下岗潮等真实历史事件在本片中并未完全隐去，而是化身为一种更大的历史背景，以更隐形的方式作用于个人身上，鹏飞选择用更轻盈地方式塑造主人公与这些时代大背景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这些外部时间的存在提醒着我们现实的残酷与个人的渺小，但另一方面，正因如此，李明奇的“飞行”，工友们一针一线地为他的“飞行”筹措物资，高雅风在危急关头点燃的衣物，诸如此类的细节提示着我们人物真实的情感温度，才显得格外打动人心。

飞行的哲学：向下坠落，亦是向上托举

影片的核心戏剧张力，源于贯穿始终的“飞行”与“坠落”这一哲学对立。故事扎根于经济转型期充满失落感的东北，社会环境的变化本身便构成一种向下的“重力”，也为许多东北叙事铺就灰暗底色。但本片中人物的尊严与价值，正体现在对这般“坠落”宿命的抵抗，从而为影片注入一抹区别于同类作品的亮色与柔情。

电影中，主角李明奇通过3次飞行，在时代洪流下谱写了小人物勇气的赞歌：第一次带着少年心性，为了证明已故父亲没有错，从2500米的高空纵身一跃；第二次包含中年人的失意，在私自盗用厂里零件制作飞行器，丢了工作又导致至亲残疾后，在妻子的推动下通过热气球飞行为舞厅宣传造势；第三次则是在逆境中的放手一搏，为了给侄子做手术筹款，从599米的高空一跃而下，这本是一场走投无路、被逼无奈的坠落，但却因家人、工友所形成的情感共同体的“托举”，升华为一次成功的“飞行”。

最后一次“飞行”尤具社会思辨与批判意味。锦城塔这座玻璃幕墙构筑的高塔，是资本与权力的象征场域。塔内，庄德增们运作着将一切明码标价的交易逻辑，电视台台长则忙于将这场可能牺牲生命的飞跃，转化为可供消费的媒体奇观。李明奇这个“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立于塔顶，其存在本身即构成对功利体系的无声嘲讽。然而，他的“飞行”方向却是向下，最终降落在松花江外一片朴素的雪地上，降落在亲人身旁。

这次主动选择的降落，是影片的点睛之笔。它意味着李明奇从对“飞翔”符号的执念中解脱，从被资本异化的天空，回归到蕴含真实人际温暖的“大地”。雪地寒冷，生活依旧艰难，但正是在这具体的、不完美的降落中，他找回了存在的根基。

《飞行家》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构建了一条在类型片框架内实现严肃社会表达与作者风格存续的有效路径。它通过对原著小说诗意留白叙事结构的细节性补全、以肢体表演口音细节丰富的表演维度、以实拍美学支撑的奇观元素，以及对类型元素的创造性融合，完成了一次高难度的平衡。这部电影不仅讲述了一个人为梦想飞翔的故事，更谱写了在时代转型下小人物的勇气与顽强。它最终告诉我们，英雄主义未必是冲向天际的孤独燃烧，更可能是在认清生活重力后，依然选择相信地面上的连接，在集体社群编织的情感网络中，让平凡的生命焕发出抵抗坠落的、永恒的光泽。

文/何小飞

本文首发于羊城晚报新大众影评，微信公众号由导筒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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